清代城市研究的意义、现状与趋势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中国从农业时代向工业过渡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因而清代城市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加强对清代城市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有关清代城市的研究成果众多,相关科研和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学科理论体系初步构建,但也存在诸多不足.     

清代发展为工商业城市的周村

清代发展为工商业城市的周村王守中，宋树权在封建社会中，中国的工商业城市，一般都是在王权统治下的行政或军事中心发展起来的。然而山东的周村，在清代却由一个普通村镇发展成了工商业城市，这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周村（今为淄博市周村区），...     

清代东北地区城市发展与变迁

清代是东北地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清朝建立以来,东北地区纳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中,中国内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制度被引入,城市功能从单一化向功能多样化转变.东北地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人口聚集紧密相联,同时各级城市一旦形成后,对国家的安全和统一、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聚集又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清代前中期的行会、行会法与城市管理

清代前中期,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广泛介入城市的经济、社会保障和市政建设等领域,成为城市管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清代前中期城市行会等民间机构之所以承担了大量的城市管理职能,既是清代前期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有意为之.     

论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发展的特征

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发展内力孱弱,主要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推动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往所形成的"外力"实现发展.这种依附式发展虽给清代内陆边疆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景象,但也导致其发展时起时伏,呈现时序上的不稳定与空间中的不平衡状态,陷入顿挫与失衡的发展困境.     

清代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特征及其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

从陕甘地区新建厅制城市的历史进程来看,清朝在内地的边缘地带置厅筑城一般是地域开发的结果,在边疆地区置厅筑城则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城池选址的大位置角度来看,清代的交通路线与政区地理格局是影响厅城选址的重要因素。就小位置而言,因地方长官着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城址大多面临诸多地理条件的不足,但得益于清代对上述地域开发的深入,大量的厅城城址沿用至今。对于清代的城市发展而言,厅城作为清代特有的建置城市类型,在城市体系构建和整体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     

清代城市规模的静态与动态考察

从总体上看,清代前中期城市的规模基本上按京师、省会、府级和县级四个层次分级;京师的规模大于省会;省会的规模大于府级城市;府级城市的规模大于县级城市。尽管也有个别县级城市大于府级城市,个别府级城市大于省会城市的情况,但这些都只是个案,并不能代表整体状况。清前期,由于战争等原因,城市建成区普遍小于城垣。而清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城市建成区开始超出城垣,而在城外形成不同规模的关厢市街。清后期,由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出现了一批开埠通商城市和新兴工商业城市,故而城市规模的发展出现分化,部分开埠城市和新兴工商业城市的规模有较大扩展,然而大部分传统政治型城市的建成区则出现萎缩。     

社会变革时期的基层城市新建——以清代新置县级城市的营建为个案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包括县级城市在内的建置城市新增的高潮。清初即开始启动建置城市新置,"盛世"期间疆土开拓与改土归流,晚清变局中边疆危机与边疆建设,及贯穿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国内危机加深,使新置县级城市大量增加。与之对应,在长达二百余年承上启下的变革时期中,以海陆边疆为主兼及内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县级城市新建,其实践活动在农业文明时代城市建设集大成高峰的基础上,开始启动朝向工业文明初曙的转型,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发挥了显著作用。综观清代新置县城营建的全过程,对现今的基层城市新建,可提供许多有意义的经验教训。     

试论清代伊犁城市体系之产生

清代前期以伊犁为军府制的统治中心,移驻人口,修建伊犁九城,形成了该地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群落,促成了伊犁中心城市和城市体系的产生。以惠远城为中心,惠远城和惠宁城为第一级城市,绥定城和宁远城为第二级城市,其余五城为第三级城市。其城市体系特征明显,体现了以政治军事布防为主要目的,以屯垦屯牧经济生活为经济保障,具有综合布局、职能互补、交通方便、民族隔离等特征。清代新疆北部边境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根源为：军事政治布局是边境地区城市体系产生的契机;屯垦开发是其稳固发展的基础;国家强有力的统治是区域城市体系发展的根本保障。     

清代的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

清代城市规模(城市周长)不受城市行政等级的制约,而且城市规模与行政等级之间的相关性也较弱,因此用行政等级作为划分城市规模的标准是不严谨的。制约中国古代城市规模的要素是多重的,因此对于城市规模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城市的行政等级。     

清代西藏城市体系变迁及其空间特征研究

西藏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双重影响,因而城市体系具有与其他区域不同的特殊性.清代前中期,西藏城市主要分为前藏、后藏、阿里、康藏四大区域,并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以日喀则、昌都、噶大克为次中心,各宗所治为第三层级的区域城市体系.西藏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城市多集中于河谷地区,二是城市与城市之间距离甚远,多沿陆路交通线分布,为交通要道的节点和商贸中心.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空间考察

清代荆州城市祭祀分为官方祭祀和民间祭祀。清代官方对祭祀背后所承载的神灵认同十分重视。在政治的场域中,祭祀空间主要开展以祭天地、祭历代帝王为主的祭祀活动;在城市生活的场域中,民间庙宇和祭祠是民众的主要祭祀场所。     

清代八旗驻防与荆州城市变迁

清政府在重要城市实行八旗驻防,并为驻防旗人修城别居。这些满城的建立,对当地城市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荆州设立八旗驻防,对清代荆州城市空间的格局、城市文化发展的特点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天时、地利与人和:清代省会城市形成的条件探析

清代先后有二十四个城市成为省会.这些城市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即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重要的战略地位、有利的交通区位和发达的水陆交通以及悠久的历史,正是这些条件促进了这些城市脱颖而出,成为区域的政治中心城市--省会.     

行帮与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

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史,不仅是经济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行帮组织整合与城市社会秩序形成过程的历史。在清代景德镇社会中,行帮组织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绝大部分公共事务都被行帮组织控制,而且官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亦多借助行帮力量。行帮组织构成了景德镇的城市经济组织和社会控制的特征,制约了城市变迁的方向和轨道。行帮全面控制景德镇瓷业经济发展的时候,既是景德镇瓷业经济的繁盛时期,也是景德镇传统瓷业经济注定要走向衰落之时。     

动乱时代的责任与道义——清代广西边疆城市社会福利事业述评

清代广西边疆城市地方官府、民间绅商和西方传教士举办利益诉求与运作方式不同的社会福利事业,对稳定城市社会秩序有一定积极作用。民间力量在社会福利事业运作管理中承担更大的权责,官方逐渐退出社会福利事业的管理领域是清代广西边疆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突出现象。     

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奉使图》

清代曾四次出使朝鲜的中国使臣阿克敦绘制的<奉使图>是关于古代朝鲜的自然和社会的图册,对古代朝鲜的社会文化、政治、外交礼仪、民俗、民情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图文并茂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     

清代乌鲁木齐城市的构建及演变

乌鲁木齐成为新疆的首府是从清代开始的。文章系统地论述了清代乌鲁木齐的建城历史过程。乌鲁木齐城建过程中历经屯田城堡、迪化汉城、巩宁满城（老满城）,新满城、满汉二城合并最终形成乌鲁木齐城区。这种建城模式也凸现了乌鲁木齐城市功能的变化。     

《热河日记》与清代民族政策研究

18世纪朝鲜使臣朴趾源的燕行录--《热河日记》是一部关于中国情况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详实地记录了当时清朝统治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宗教等各方面情况,对清代社会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清代陪都盛京的建置及其影响

自战国秦汉以来,辽阳向为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至清代,具有直辖城市特点的陪都盛京创置后,沈阳城迅速发展为东北最大的中心城市。本文依据历史文献记录,从中考察和分析清代陪都盛京建置的创新性及其对沈阳城市勃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