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与戏曲起源考辩

《九歌》是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篇章,保存了巫觋祭歌痕迹,具有浓郁的巫楚文化特征。论文将在分析戏曲的内涵及其发展路径的基础上,取戏曲起源＂多元综合说＂,从程式化、以说唱歌舞演绎故事两个角度分析《九歌》的＂行头＂和＂植物道具意识＂和傩面具体现了戏曲的＂程式化＂特点,并且通过祭祀＂楚舞＂和代言完成了戏曲的＂以说唱歌舞演绎故事＂,从而考辨《九歌》作为中国戏曲源头的合理性。     

经济自由化与政府干预经济关系之辩析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当"政府失败"时就有经济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的呼声,而每当"市场失败"时就力挺政府对市场经济施加干预,经济思想总是在自由化与政府干预之间徘徊。本文认为,尽管倡导市场经济自由化与主张政府干预的经济思想各有存在的理由,但是,如果只有市场或者只有政府,经济社会的运作就将孤掌难鸣,因此,如何将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有机结合,是政府面临的长期而持久的课题。     

雅典国家形成方式辩析

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指出:“国家问题是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学者、作者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在批判和继承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但是,在它自身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由于种种条件的局限,也可能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在前苏联和我国高等学校的世界上古史教材以及其它学术著述中,在论及雅典国家形成时,论著家     

贝特朗奇论之辩析

一般地,一个随机事件的概率是唯一确定的。在贝特朗奇论中,对于同一随机事件的概率,当利用三种方法求解时,得到了三个不同的值。本文对贝特朗奇论的每一种解法作了进一步分析,并在其概率的唯一确定方面作了一定努力。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辩析

对唯心主义世界观,恩格斯说过:“问题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恩格斯在这里历史地、深刻地论述了对待人类发展史上出现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所应采取的态度,为我们科学地、辩证地对待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树立了光辉典范。对于宗教这一粗俗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是精致的宗教),我们同样应采取这种态度。《理论与探论》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发表的《宗教对科学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吗?》一文,完全否认宗教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对科学的积极作用,对此,我们不敢苟同,试陈商榷浅见以就教于方家和作者。     

"小大之辩"与"有无之辩"——《庄子·逍遥游》新析

在<庄子·逍遥游>中,"小大之辩"揭示了"逍遥游"的主体,因此也可说是"逍遥游"主体之辨."小大之辩"还涉及与"逍遥游"相关的时空大小之辨.至人、神人、圣人都可说是逍遥游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讲至人高于神人、神人高于圣人.庄子的"大言"是与"大知"相联系的,人们可借助其"大言"走向"逍遥"与"无为",因此其"大言"并非无用.惠子认为庄子的"大言"大而无用,与他仅有"小知"而无"大知"有关.在<逍遥游>中,为充分理解"逍遥游"以及"小大之辩",需结合"有无之辩"."小大之辩"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局限性大小之辨,而"有无之辩"可说是在特定方面局限性有无之辨.     

农业政策与农业立法关系辩析

农业政策与农业立法都是现代各国保障和促进农业发展的基本手段。但农业政策与农业立法是两个不同概念,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正确处理它们的关系极为重要。农业立法是农业法治的基础,在制订农业立法时应充分领会农业政策的精神实质,使农业立法既反映客观经济规律,又能体现党和国家的农业政策要求;党和国家的农业政策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在法治国家,农业立法应当成为制定农业行政政策的唯一依据。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辩析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方式与社会经济制度的统一,不是割裂;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是生产社会化、商品化的客观要求,所有制性质只是赋予这种结合的实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有一个发展阶段,显示出阶段性的特点。我国目前处在商品型计划经济初级阶段,与广义的市场经济同时并存,因此两者有结合的必要和可能。文章并对如何实现计划与市场结合,提出几点建议。     

《国共两党关系史》评介

由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秘书长苏仲波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共两党关系史》,是一本比较系统地阐述国共两党历史上两次合作的形成、发展和破裂的曲折变化过程的新著。全书约31万字,史料翔实,观点新颖,熔思想性、知识性于一炉。不仅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而且吸收了海内外研究国共两党关系的最新成果,并以大量历史资料,向人们展示这样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经验: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损。这个经验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该书除了对国共两党两次合作又分裂的历史事实作了客观叙述和分析、总结了历史经验外,还对近40年海峡两岸从对峙到松动缓和的发展变化过程作了分析,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作了科学论证。是一本适合大专     

论《墨经》之“辩”

《墨经》“辩学”实质上是从墨翟的“辩乎言谈”发展而来的古代逻辑学。“辩”相当于“逻辑” ,“辩”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名”、“辞”、“说”。“辩学”的实质内容是“以名举实” ,“以辞抒意”和“以说出故”。“辩”同时具有思辨的意味 ,并由此而通上辩证法     

《朴通事谚解》与《西游记》形成史问题

在《西游记》研究中,《朴通事谚解》常被引用来证明《西游记》在元末已经基本定型。文章认为这个证据要大打折扣。刊印于1677年的《朴通事谚解》的祖本虽成书于元末,但它作为朝鲜时代的汉语教科书却经历了明清两代的修改,这些修改反映了汉语以及汉语背后的时代社会的变迁,它包含了元代同时又加进去了明清两代的东西。因而不能把它作为纯粹的元代文本加以引证。与《朴通事谚解》比较,今存的元代和明代前期描叙唐僧取经的杂剧和美术作品,故事都要稚拙得多,令人怀疑《朴通事谚解》对《西游记》平话的叙述可能经过了明清人的改动和增益。     

试论冯友兰与唐君毅的道德观之异同——以《新原人》与《道德自我之建立》为中心

冯友兰与唐君毅在相近时期先后完成道德哲学的著作《新原人》和《道德自我之建立》，冯友兰重视道德之理、社会规律和人的觉解，有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之分;唐君毅关注心之本体的自觉，论述心能“超越现实自我限制”。冯友兰主张恶的根源在于颠倒了“真我”的主从次序，唐君毅强调人的自我陷溺。冯友兰和唐君毅皆承认超道德的领域，它又不离于日用平常。     

《山海经》之译名析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是典籍中注释和诠释最少而疑问和难题最多的一本书。它充满着"怪力乱神",又潜藏着珍贵的信息。通过对译本进行研究,以《山海经》中人名、地名、动物名、物品名等为例,分类剖析译文中的讹误之处,并追溯其缘由。在此基础上,就外译中华典籍时如何尽可能保持原文的风格提出一些建议。     

《庄子》辩对艺术之特色及孟庄辩对艺术之比较

在中国文学史上,庄子是与孟子双峰并峙的辩对大师。《庄子》的辩对艺术主要表现为奇思妙对、谲譬巧喻、诗情画意等特点,从而把辩对艺术推进了一大步,形成了真正的辩对文学。孟、庄辩对艺术之不同,在于其辩对目的不同、辩对对象不同、艺术风格迥异、艺术技巧有别,而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哲学思想不同。孟、庄的辩对艺术各有千秋,论技巧,孟子高出庄子一筹;而论智慧,庄子追求"不辩之辩",又超出孟子许多。     

析《九歌》不同于《九辩》、《离骚》的审美特点

《九歌》作为南北合流的产物,其合流方式和具体表现与《离骚》和《九辩》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抒情上的哀而不伤,二是形象上的清秀健美。这种合流是深层次的审美意趣上的合流,抓住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九歌》。     

《1989年四川省高中数学联合竞赛试题》辩析

《1989年四川省高中数学联合竞赛试题》(以下简称《试题》)有数处不妥之处。笔者认为,对于一份涉及面较广、影响较大的试题来说,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要求学生准确地掌握教学的基本概念,具有合理、迅速(首先是合理)的运算能力,也就应该要求试题本身首先具有高度的正确性,否则,就会导致学生的迷惑。     

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

自清初屈复在《天问校正》中第一次提出错简说并动手作了某些整理后 ,至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其间众多学者承屈复的观点对《天问》进行了整理。考察这段整理史 ,是一个加速的往复曲线运动 ,而存在三大根本问题 :(一 )几乎所有的整理都忽视了对《天问》书写形式的判断 ,而这恰恰是整理《天问》的首要条件 ;(二 )整理者只将错简看作一个孤立的现象而作孤立的研究 ,没有认识到它是整个屈骚研究中的一环 ,没有从研究史的角度全面统一地分析处理问题 ;(三 )忽视屈原创作《天问》的特定心理和方法 ,错误地以叙事文学的标准框求之。反思这段历史 ,结合全部楚辞整理史分析 ,可得出《天问》基本无错简的结论。至少 ,在当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无论你持何种观点都不能对《天问》进行具体整理 ,哪怕只整理一处 !     

《史记》与《三国志》考辩

《史记》是纪传体史书的开拓之作，《三国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两书均属“前四史”。本文从体例、写作方式、著史思想三个方面对这两部史书作了一些初步的考辩，得出了部分历史比较学意义上的结论。     

善恶之辩与管理之道——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析论

任何管理理论都有其人性观基础。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主要围绕善恶问题而展开,代表性观点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和韩非子的性恶论、世子的有善有恶论、告子的无善无恶论四种。与西方管理理论侧重从"自然"的角度客观描述人性不同,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主要从"道德"的角度对人性予以价值评价,为中西各具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国传统管理人性观对当代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