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励扶助在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开展农村部分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工作专访

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国西部地区最早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城市,几十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在成都的不断深入开展,到90年代初期,该市就达到了低生育水平。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成都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8;1991年,全市人口出生率为11.92‰,死亡率为6.33‰,自然增长率为5.59‰;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成都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0.90;2004年底,据成都市计生委统计,全市人口出生率为6.27‰,自然增长率为0.27‰,计划生育率95.65%。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市计划生育率一直稳定在95%左右,目前全市1孩妇女占已婚育龄妇女的比例达82%。实行计划…     

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

以政策生育率为量化指标以期具体地反映我国的生育政策在地区分布、人口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多样性。本文的分析表明 ,1 3～ 1 5之间的政策生育率都在全国占主导地位 ,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处于 1 3～ 2 0之间的政策生育率地区 ,实行“1 5孩”生育政策的人口占全国的一半以上。从本文可以得出结论 ,在鼓励“少生”的总原则下 ,从当地的实际出发 ,全国各地的生育政策呈现出相当多样化的情况 ,把中国的生育政策笼统地归结为是一个不加区别的、全国一律的“一孩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     

我国七十、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控制效果的比较与评估——全国1‰、2‰生育率抽样调查比较分析

我国的计划生育经历了70、80年代近二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概而言之,70年代实现了由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转变;80年代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形势下基本实现了生育政策从调整到稳定的转变.这样,就为90年代实现人口控制的法制化系列化管理体制创造了条件,积累了经验.一、七十年代政策控制成效评估70年代,全国计划生育以“晚婚晚育”号召为起点,逐步向“晚、稀、少”转变,“二胎加间隔”则在上述前提下提出一对夫妇间隔生二个孩子,并在晚育基础上加强胎次间隔控制,这项政策在强有力的行政控制、宣传舆论和骨干带头的推动下,有效地控制了第二次人口高峰的增长势头,实现了控制人口激增和调整人口结构的基本目标.     

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不断下降。目前东北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基本与上海、北京持平,成为全国范围内人口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以往人们主要从思想观念方面解释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本文主要从城镇化对人口生育率的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农村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效、低人口生育率的跨期影响和人口结构变化、受教育程度与人口生育率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北地区超低人口生育率的形成原因,结论认为尽管不能完全否定生育观、生育意愿对实际人口生育率的影响,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情况是影响生育水平的最主要因素,生育观和生育意愿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     

当前中国妇女生育水平与变化趋势的分析

——１９９９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估计为１ ８５左右 ,其中农村约为２ １０ ,城镇约为１ ３７。这是９０年代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定位 ,也是未来人口预测的基础。———如果城市人口比例达到６０ % ,全国总和生育率就会下降到１ ６６。城市化将成为２１世纪中国生育率下降空间的主要拓展动因。———目前全国累计独生子女数估计已达到５０００～８０００万 ,独生子女在同龄孩子中的比例逐渐增加 ,特别是城镇地区。由此 ,按照许多地区生育政策的规定 ,当他们进入婚育期后 ,未来我国人口的生育水平也会受到影响。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妇女生育…     

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伦理冲突及其应对

低生育率是当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实现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文章以人口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及形成的伦理原因、应对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人口责任伦理构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文章认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隐含的伦理冲突主要表现为个体生育价值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女性家庭照料与就业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家庭生育抚幼与养老资源分配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个方面。中国低生育率的伦理原因主要表现为：政策惯性驱动下的晚婚晚育和“只生一个好”生育观念的固化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女性地位提高和就业率提高后的“双重角色”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挤压,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弱化降低了生育的内在动力。构建中国低生育率危机的应对策略需要多管齐下,尤其要加强新时代人口责任伦理建设：一是重塑青年婚育责任伦理,提高人们对婚育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二是重构家庭生育责任伦理,倡导和鼓励家庭成员分担生育、养育、教育责任;三是重建关爱女性责任伦理,以尊重女性和关爱女性为价值导向,以尊重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经济权益为目标,努力营造尊重女性道德人格和生育权利的社会文化...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和作用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00年3月下发的“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今后一个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是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然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涵义是什么,其理论基础又是什么,这是应当界定和明确的问题。　　事实上,90年代中期当我国生育率水平刚步入低生育水平行列之时,不少专家学者即对我国的低生育率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既有低生育率的理论探讨,也有中国低生育率后果的方方面面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有现实意…     

孩子的价值及对孩子数量、素质和性别的选择

一 引言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人口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探究和分析生育率的经济决定因素,提出了“生育率经济学”或“生育率经济理论”。最早运用这种研究方法的是列宾斯坦。50年代,他借助纯理论的简单模型第一次阐明决定生育率水平或降低生育率的机制。他认为,夫妇之所以决心生育孩子,只是由于孩子的边际效用大于边际负效用。得自孩子的效用有三种:一是直接得自孩     

关于中国计划生育立法的讨论

背景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始于７０年代末,先后起草了多次。尽管从中央领导到各级干部和群众对立法必要性的认识已经一致,但是由于受当时国内外社会环境和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群众的生育愿望还十分强烈,国家的要求和群众的生育意愿还有比较大的距离。考虑到条件和时机的不成熟,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法律最终未能出台。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形势与８０年代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生育率出现明显的下降。１９９０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２．３１,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１９９２年总和生育率…     

从心理学视角认识中国人口问题——兼与顾宝昌、穆光宗二位先生商榷

本文是对《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一文中主要论点的再认识。以心理学原理为依据,提出计划生育的目的是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但转变观念有赖于改变行为,而改变生育行为又只有在行政、经济等控制措施的“强化”下才能实现。文章认为全国低生育率掩盖了农村的较高生育率;人们生育观念尚未发生根本转变。中国未来人口战略因此只应修正和补充,而不能根本改变。     

探索建立计划生育贫困家庭救助机制

江苏省南通市面积8001平方公里,人口781.8万。“九五”以来,全市计划生育率一直保待在98％以上,1998年起人口呈现负增长,全市累计一孩率为83.69％。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市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大力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同时,积极探索推行救助计生贫困家庭的新机制,不断把人     

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人口已处在低生育率阶段,但人口过多仍然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保持低生育率,调整人口规模和结构是今后长期的任务。本文结合当前实际分析了稳定低生育率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有利条件。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法从社会经济发展、生育观念的转变、“独生子女夫妇生育二孩”政策的兑现、生育率的水平及其地区差别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人口的现状。指出城市化将成为２１世纪中国生育率下降空间拓展的主要动因。生育观念的转变,是长期稳定低生育率的直接必要基础。计划生育工作基础和取得的经验为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有利的起点,而盲目乐观情绪不利于稳定低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偏高和人口老龄化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对影响粗出生率和一般生育率诸因素的分析

生育率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反映一定社会变革、经济发展、观念形态及环境条件的一些中间生育变量作用的结果,不同的中间生育变量的变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对一组中间生育变量的分析,能从中找出生育率变化的主要原因,这在我国已有人作了可喜的尝试,介绍了TFR=Cm×Cc×Ci×Ca×TF的关系模式（见《人口与经济》1983年第二期,秦芳芳:“中间生育变量对生育率的影响”）。本文将介绍另一种关系模式,并用一九八二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的资料,对我国一九七○年、一九八○年两个年度的生育率变化作一定量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双独政策"影响下北京市人口生育水平变动分析

1　研究背景与调查方法70年代北京开始实施计划生育 ,1 979年 1 0月《北京市计划生育暂行规定》首次提出 ,“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子女 ,对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的夫妇给予表扬和奖励”(以下简称“一孩政策”)。在“一孩政策”为主导的情况下 ,2 0余年来 ,北京市人口生育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作为首都、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京市较早进入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总和生育率自 1 974年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1 44后 ,一直呈持续下降状态 ,80年代中期为 1 4,90年代初下降到 1 3以下 ,2 0 0 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进一步下降到 0 72 ,远远低于…     

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前景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并呈递减态势。我们以目前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为低方案,设计了低、中、高三个生育率方案来观照２１世纪中国的人口前景,结果发现,虽然三种方案下我国的人口形势都不容乐观,但可以肯定的是,１．８的总和生育率较为适当,女性人口普遍生育二胎的提法是不可取的。     

后家庭生育计划

河北大学人口所王洪春在来稿中介绍了发达国家的“后家庭生育计划”。所谓“后家庭生育计划”(Post-Family Planning)是指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所采取的家庭生育计划。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1)宏观生育政策由控制生育转向稳定或适当鼓励生育。这是因为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后可能会续续下降,为防止人口规模缩小,     

中国各地区妇女生育水平差异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兼对1990-2000年期间各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因素考察

本研究构造了人口流动强度和城镇化指数分布法对全国漏报的538万多0岁人口进行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分配,将漏报出生回填后,估计并以之得到各地区200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在此基础上对总和生育率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各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差异一方面来自政策水平的差异,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差异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区妇女生育率下降的决定因素也是来自这两个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略大于政策的外生作用.     

中国90年代的生育水平分析──多测量指标的比较

本文将1997年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生育率统计结果与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进行了一致性比较检验,应用三个不同生育指标对90年代生育水平及其变化原因进行了分析。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显示,终身生育水平的下降其实是一个相对均匀变化的过程,常规生育率指标在90年代初的急骤下降及后来所达到的极低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生育年龄变化影响所至。     

对1990年代出生漏报和生育水平估计问题的思考

出生漏报或瞒报是普遍存在的人口现象 ,但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90年代中国存在大规模和持续性出生漏报 ;相反 ,有理由认为各次全国人口调查中的低生育率是实际生育水平大大降低的反映 ;出生漏报水平可能被高估 ,以往对总和生育率的调整需要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