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官营运输业

马克思指出：“除了开采业、农业和工业，尚有第四个物质的生产部门”，“那就是运输业”①。交通运输对于其他生产部门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提高行政效能、促进文化融合，也有不可低估的意义。通过对运输生产发展水平的考察，不仅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与其相应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及文化面貌的认识。秦汉时代，在实现统一的背景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国规模的交通系统的建立，运输业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官营运输业在秦汉交通运输中始终居于突出地位，尤其对于…     

秦汉时期的船舶制造业

秦汉时期是中国水路交通得到突出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秦汉船舶制造业的成就成为这一历史进步的基础。秦汉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中使用数量空前的船舶。秦汉船舶的承载力、快速性和稳性等,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楼船的出现与应用,是造船业发展的例证之一。当时还出现了多种适应不同需要而设计制作的异型船。大量考古资料可以说明,秦汉造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船舶成品下水后的系泊试验和航行试验也已受到重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生产能力相对集中的若干造船基地,其中多数为后世造船业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当时水路交通的发展不仅为经济文化的进步和政治的统一创造了条件,秦汉船舶远航东洋、南洋,也打开了世界认识中华文化的窗口。     

秦汉时期抗击匈奴的斗争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是我国封建制度确立和巩固的时期。当时,中国境内北方的匈奴,是个奴隶制的落后部族,长于骑射,习于攻战。统治着匈奴的奴隶主贵族,把对外族的侵扰作为发展奴隶制的重要途程。它依仗着数十万强悍的骑兵,任意奴役西北部各小邦,对中原地区也不断进行侵扰,“以杀戳为耕作”。毛主席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秦汉王朝与匈奴的矛盾,就其阶级本质来说,是秦汉广大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与匈奴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是新兴的封建制度与落后的奴隶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甚至发展为战争,这种民族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     

略论市场经济特征一般

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已告一段落。虽然还不能说已取得了观点的完全共识(甚至根本上的分歧也还存在),但无论怎样,只要实践的脚开了头。市场经济规律不可抗拒地运动发展,迫使人们愿意不愿意都得接受这样一个真     

秦汉时期的“户绝”与社会控制

一 "户绝"即绝户,指户内人口均已死亡或不再有合法继承人.意味着该户在国家户籍上的消失.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应当与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形成是同步的,而作为一种国家户籍管理下的事实判断则应当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同户籍编制、人口控制与赋役摊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社会转型的动因分析

战国秦汉时期是西南地区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它历经500余年完成了从酋邦众多、部族林立到统一。从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形态到封建制社会形态的转型,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它使西南地区从此彻底纳入中国版图,融入汉文明之中,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都得到长足的发展。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完成了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国家政治、铁器和移民是最重要的因素。     

先秦秦汉时期的黄河河神祭祀

<正>黄河河水的涨落影响着中国先民的生产和生活,人们对黄河的感情非常复杂,既依赖黄河提供的诸多便利进行农业生产,又畏惧黄河河水泛滥带来的灾难。在现实因素、万物有灵观念与阴阳五行说等思想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先秦及秦汉时期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对黄河河神的祭祀。从殷商到汉代,祭祀河神的活动逐渐规范化和制度化,对河神的祭祀规格、祭祀用品、祭祀时间和地点等逐渐有了详细的规定,形成了一套相当完备的河神祭祀制度。     

论秦汉时期定西的综合大开发

新时期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需向历史汲取营养。定西是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秦汉时期开展以加强统治管理为主的政治大开发,以构筑富有防御功能的长城和经略边防为主的军事大开发,以迁移人口、开垦土地、耕作农业,畜养牧业为主的经济大开发、以修筑驰道和凿空丝绸之路为主的交通大开发、以纳入选贤拔能重点地区为主的人才大开发。秦汉时期定西的综合大开发,既实现了当时的大发展,又昭示我们当今的脱贫攻坚只有综合攻坚方能大胜。     

秦汉至南朝时期南方农业经济的开发

史学界历来认为,中国南方的农业经济在东晋以前仍处于原始阶段,本文通过秦汉至南朝南方农业的栽培技术、农田水利、生产工具等方面的事实,说明在东晋以前,南方的农业生产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又通过对南朝陈时诸县设置年代的考证,论证了秦汉至西晋时,南方的经济重心在长江以南到南岭以北地区;由东晋到南朝陈时,则移到了岭南两广地区。     

秦汉时期关中人口迁移与族群的互动、交融及认同

秦及西汉时期,大量关东人徙入关中,最终促成并巩固了含纳关东华夏在内的整体性的"汉人(华夏)"认同。"汉人(华夏)"曾一度主导了以关中为核心区域的整个北方异族与华夏互动的历史进程。而到东汉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的东移及东汉政府的边地收缩政略,关中一度成为东汉政府控御异族扰乱的缓冲地带。在此背景下,东汉政府对异族进行了大规模内徙,导致关中异族人口越来越多,异族在与关中汉人的互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羌、氐、胡等异族内徙关中的情形延续到魏晋以后,最终造成以关中为基地建立的异族政权不断涌现,这成为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北方异族政权不断涌现的一个典型表现。     

略论南宋时期的浙江书院

略论南宋时期的浙江书院周百鸣周百鸣，男，１９５８年生，浙江省教育委员会教研室讲师。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的建置发轫于唐而结束于清末，存在了大约千年之久，对我国封建社会...     

略论明清时期的赋税改革

明清时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一些地主阶级政治家进行以赋税改革为核心的生产关系调整。从明后期的一条鞭法到清初的摊丁人亩，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更趋合理、完善，起到了推动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作用。     

略论黄州时期的苏轼人格

本文认为苏轼因“乌台诗案”被下狱、贬黄州之后，因经历了死亡的体验和威胁，其人格与此前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结合自己对死亡的体验，他重新理解了佛教和庄子，摆脱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命运的困惑，对世事和人生达到了一种真正彻底的了悟，诗词也才出现了旷达的风格。苏轼人格的这种变化，除受佛老影响之外，白居易和陶渊明的人格对其影响较大     

略论东晋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

中古世家大族与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之关联,在东晋时期达到政治顶峰的琅邪王氏家族即较早地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将佛教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家族文化体系中,他们的做法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西晋末,即有王氏受佛教影响而遁入空门。东晋初期,善于玄谈的王氏诸多人物又同借助玄学而发展佛学理论的众多名僧交往密切。到东晋中后期,随着佛学理论的日益精深而系统,这一时期的王氏更热衷于探讨佛学义理,对佛教更为崇信。他们的做法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并对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秦汉时期渭河三桥的营建原因和重要意义

秦汉时期,在长安附近的渭河上架设有三处桥梁,即秦汉时期的渭河三桥.研究渭河三桥对研究古代长安的交通史和都城发展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合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笔者认为,中渭桥的营建是当时都城发展的客观需要,兴建帝王陵墓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秦汉渭河三桥具有重要的交通和战略意义.     

总结秦汉时期的历史经验 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①,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影响到现在。历史是现实斗争的一面镜子,今天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继续批判孔孟之道,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有助于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更好地开展反修防修的斗争。 社会大变革时期复辟和反复辟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②在中国…     

明清时期武威水利开发略论

明清时期是河西走廊内陆河水利开发的鼎盛时期,不仅渠道数量超过前代,而且农田开发、经济效益等也都是前所未有的。本文主要对明清时期石羊河流域武威、民勤一带水利资源的开发及其特点作以探讨。     

论秦汉时期的私学——兼论私学与中国传统官学制度

中国历有重视私学的传统。秦汉是古代私学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法论说了这一时期的私学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汉武帝以后,私学在格局、阶段、规模和形式诸方面呈现了新的特点。在官学兴盛时,它起到了培养师资、预备教育、填补不足和空白的多重作用,较之官学自由、开放和灵活。在官学衰落时,它承担了社会的教育重任。作为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和社会控制手段,它对人才培养、教育普及,以及中华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秦汉时期“河南地”与“新秦中”地域范围考辨

"河南地"与"新秦中"是两个出现于秦汉文献中的地域概念,彼此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各成一区,形成不同的地域单元。这两个地域名称所代表的区域范围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秦汉时期的西北边疆,这引起了不少历史学暨历史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探究。然迄今为止,学界对二者的空间位置及其相互关系仍未有一致见解。     

战国—秦汉时期河套地区城址的分布及类型研究

阴山南北、河套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而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互发生和不断冲击碰撞的地区,也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民族政权之间的必争之地。战国—秦汉时期,该地区承载着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经济秩序的使命,为统一的汉文化的早期形成和初步发育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广泛分布在河套地区的诸多城镇,对当时该地文化的形成和发育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截至目前,河套地区共发现157座战国—秦汉时期城址,依据考古类型学方法可将其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早晚两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