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际翻译理论视角看《佐治刍言》

采用描述性方法,从纽马克交际翻译理论视角来分析《佐治刍言》中的＂非忠实＂翻译现象。指出该译本的改写是译者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基于原文的交际特性,为了实现特殊翻译目的而有意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将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很好地同原文信息进行融合,使得译本被中国文人所接受。认为这种基于文本交际特性的改写,对当下的翻译活动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显化特征——基于语料库的助词缩写使用统计与分析

＂显化＂是翻译普遍性中的重要特征。检索《红楼梦》平行语料库中的＂代词＋助词缩写＂形式,发现两译本在BE、HAVE、WILL的缩写使用上基本接近翻译英语语料库TEC,均有别于英国国家语料库BNC,证明了两译本作为翻译文本而表现出的显化特征,也证实了Baker等人提出的＂翻译普遍性＂假说。此外,较之杨译本而言,霍译本的显化特征更明显,作为翻译文本的特征更明显。     

《天净沙·秋思》英译的修改——与Schlepp先生商榷

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形式与意义的对等是诗曲翻译的最高境界。对元朝马致远《天净沙.秋思》的多个英译本进行研究分析时,对源文的理解特别是对＂昏鸦＂的＂昏＂字等有新的定义;并在Schlepp译本的基础上,集翁显良译本,周方珠译本,丁祖馨和Burton Raffel译本等之所长,进行了修改。因此特与Schlepp及众家商榷。     

目的论观照下的《论语》中“仁”和“礼”的英译——基于两个译本的对比研究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重要著作,现在流传着不少译本。文章以理雅格和辜鸿铭的两个《论语》译本为依据,选取译本中＂仁＂和＂礼＂两个核心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定性的分析方法,旨在揭示翻译目的对译文语言表达的制约。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翻译目的形成了风格迥异的译文,翻译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译文语言表达的选择性和准确性。     

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翻译策略选择——以金介甫《边城》英译本为例

自1934年出版问世以来,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一共出现了四个英译本。其中,以2009年美国学者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的译本Border Town为最新。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金介甫被誉为＂海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而作为跨文化的翻译文本,金译本的翻译策略较其他三个译本均有很大不同。受译者的翻译目的和读者接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金译本主要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的选择对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文学名著在我国被反复重译,每个时期的译本透露当时的语言、出版、文学风尚、读者要求和总的社会文化情况。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展示了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众所周知,译者并非处在一种理想化情形下,而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的背景中翻译。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来说,翻译界一般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即所谓＂异化＂（alienation）与＂归化＂（adaptation）。通过对比研究分别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的两部《傲慢与偏见》中译本,可以揭示译者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主要倾向于哪种翻译策略,＂归化＂还是＂异化＂;及随着两种文化接触的日益频繁,＂异化＂的翻译策略是否最终会占上风。     

从《呼啸山庄》的两个译本看译者主体性对原文的改写

本文试图运用译者主体性理论对《呼啸山庄》的两个译本——杨苡和方平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揭示译者在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中,通过对作品的阐释和语言层面上的艺术再创造、译本序跋等方面,实现对原文的改写。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文本内的翻译实践、文本外序跋的撰写,不仅受到译入语的意识形态,诗学系统的制约与影响,同时受到译者主体性的操纵,这也是对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修正与补充。     

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以《诗经》英译者为例

以《诗经》英译本为例,结合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为中心＂的核心理念,从原文和译本两方面,探讨影响译者＂适应＂与＂选择＂的因素;从译者翻译的历史语境中去发现其选择的可取之处,以丰富典籍翻译研究的成果。     

试析《西游记》英译本中高难词句的翻译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曾多次被翻译成外国文字,其中影响较大的英译本为杨宪益夫妇的节译本和詹纳尔的全译本。从人名翻译、诗词翻译和谚语翻译三个方面对两个英译本中的高难词句翻译进行比较,认为两个英译本都传达出了原文的基本思想,但也有不同之处：杨译本笔译流畅,含有异国情调;詹纳尔译本文通字顺,忠实于原著,很好地传达了中国文化的内涵。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论《红楼梦》典故的翻译——杨译本与霍译本对比研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斯译本)中的典故翻译进行研究,对比和分析杨译本和霍译本对于典故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和方法。通过研究表明,两个译本体现了翻译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不同的翻译目的决定了译者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翻译原则。     

“三美”原则在汉诗英译中的应用初探——以《长恨歌》的两译本为例

许渊冲把鲁迅先生关于汉语的三美扩展到中国古代诗词的英译与英译研究中,他主张应先追求意美,其次求音美,再求形美,并力求三者统一。从＂意美＂、＂音美＂、＂形美＂角度赏析《长恨歌》的许译本和杨译本两译本,我们发现,杨氏夫妇和许先生以不同的翻译表达,再现了中国古代诗词中的＂意美,音美,形美＂。     

《红楼梦》中的隐喻性面称呼语——贬称和爱称及其英译

在《红楼梦》中,隐喻性的面称呼语主要是指含有隐喻形象的贬称和含有隐喻形象的爱称,而且含有隐喻形象的面称呼语前代词和形容词也有一定的语用预设。＂杨译本＂和＂霍译本＂对《红楼梦》中隐喻性的面称呼语分别采用了异化和归化翻译策略并达到了各自不同的语用效果。     

多元系统理论下《飘》译本的对比分析

《飘》自从1940年被傅东华译介到中国以来,已有很多种不同的译本。通过对《飘》两种译本(傅译本和李译本)的对比分析,笔者认为虽然翻译文学在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译者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但译者的主体性也是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     

从意识形态的操控看李提摩太的《百年一觉》

传统翻译学注重翻译标准的确立并恪守＂忠实＂的翻译标准,却忽略了文本之外的因素。安德烈.勒菲弗尔曾指出翻译是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改写,这个观点恰好为《百年一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译者李提摩太对译本的选择和采用的翻译策略可以看出《百年一觉》是意识形态操控下的产物,这也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主述位理论观照下的歌曲翻译

主述位理论能够在歌曲翻译中发挥特殊的功能。标记性主位体现了与非标记性主位不同的信息安排以及不同的篇章功能,可以产生显著的文体效果,表达特殊的隐含意义。主述位的灵活使用是语篇信息编码变通的有效手段,对提高译本的质量有很大帮助,更能兼顾译本的＂音美＂、＂形美＂和＂意美＂。     

《水浒传》两英译本翻译策略评析——以“智取生辰纲”译文为例

对于《水浒传》两个影响最大的英译本,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其争论的焦点归根结底在于两者不同的翻译策略,不同的翻译策略直接导致不同译本的生成。通过对＂智取生辰纲＂两译文的对比,可以发现译者所采取的不同的翻译策略,并引发对不同翻译策略的思考。     

从《论语》两个英译本比较看翻译的文化转向

文化翻译理论在文化层面对翻译所作的反思可以解释《论语》不同时期英译本的巨大差异,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对《论语》理雅各译本和安乐哲译本进行对比研究,通过分析认为理雅各译本是基于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语言翻译代表作品,而安乐哲译本是基于多元化理论的文化翻译典范。安乐哲译本的存在,证明了文化翻译不仅是一种构想,还是一种事实,因此有可能从安乐哲译本中寻求到文化翻译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     

北岛《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辨正

北岛在评价里尔克诗歌时,对译诗和原诗之间的距离缺乏警惕,这透露出他的某种＂世界诗＂观念,这一观念使得北岛的诗歌写作暗含一个＂便于翻译＂的维度,并与他后期诗歌写作的困境有一定关联;北岛对里尔克缺乏广泛和深入了解,在行文中过度倚重单本里尔克传记,在资料使用方面出现诸多错谬,对里尔克诗歌的理论阐发也含混不清;北岛对里尔克诗歌汉译情况较为陌生,他用以作为批判对象的译本并非现有最佳译本,同时,他在引用他人译本时也不够严谨。     

鸳鸯蝴蝶派的“工厂式翻译”

鸳鸯蝴蝶派因其在近代文学研究中的边缘位置,使得该派翻译活动一直未能进入翻译研究的视野。运用约翰.弥尔顿＂工厂式翻译＂理论,通过分析该派译者的译本选择、产生、传播及影响等环节,认为该派的翻译活动属于典型的＂工厂式翻译＂模式,其翻译模式的形成与译者的诗学观念、译语读者的阅读需求以及翻译的商业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杨译本《红楼梦》中“借代”翻译的归化和异化

杨宪益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以来被公认是最完整地道的宏篇巨制翻译。无论是遣词造句,还是文本的文化内涵表达都是恰当和准确的。本文就杨译本《红楼梦》中的借代修辞格进行讨论,主要以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归化和异化进行分析,揭示杨译本中关于借代的巧妙处理,为翻译界同仁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