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族僧尼的法律地位

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僧尼（主要是上层僧侣）作为藏区三大领主的主要成员，不仅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还受到传统法律的保护。然而，对于藏族僧尼的法律地位问题，学术界很少涉猎。本文着重剖析了藏族传统法律对僧尼的宗教特权、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的规定，指明了僧尼阶层在藏族社会中特殊的法律地位，并对其产生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作了简略分析。     

论康区的政教联盟制度

解放前,我国藏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基本上仍停留在封建农奴制阶段。但是,农奴制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否都通称之为“政教合一”制,那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笔者认为:封建农奴制与“政教合一”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藏族地区的政治制度,除西藏地区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教合一”特点外,其他藏区的政治制度并不都是政治与宗教合二而一的。所谓“政教合一”制,恩格斯讲得十分清楚:“……在新教国家里,国王就是总主教,他把教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这种国家形式的最终目的是黑格尔所说的政教合—……”,说得更     

论藏传佛教信仰对藏族社会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藏传佛教以其内容广泛的信仰、知识与价值体系和历史上形成的政教合一等体制,影响了藏族传统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并逐渐内化为藏族社会心理与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在当代藏族社会转型过程中,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心理的影响依旧十分强大,并进而影响着藏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问题。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运作之基础及其批判

长期固定不变的藏族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部落组织）、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和藏传佛教的宗教文化决定了藏区社会秩序的控制和维持方式,它们在藏区社会控制中表现出极其有效的勾连关系,是藏族“赔命价”习惯法的基因,决定着“赔命价”习惯法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命运。自社会主义民主改革以来,“赔命价”习惯法立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高寒地区艰难的农牧业生产生活方式和靠天养畜的脆弱生存环境,仍然使得部落这种人类早期社会的基层组织在国家制定法确立的基层组织之外发挥着类似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并且它仍将长期存在,因而与此相联系的“赔命价”习惯法的纠纷解决方式就凸显出其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赔命价”习惯法将长期存在,抑或变换形式存在。     

分裂割据时期的西藏社会

文章阐述了9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西藏地区的社会状况。这一时期西藏地区政治上四分五裂,各地方割据势力林立;经济上,吐蕃时期的土地国有制瓦解,封建的土地私有制逐渐确立和发展;宗教上,适合藏区特点的“藏传佛教”及其教派形成,各教派与各地方势力互相结合,互为依托,成为藏区早期“政教合一”制度的雏形。     

藏族族源传说的佛教化及其宗教意义

［摘要］佛教在藏区传播并融入藏族文化的过程中,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将藏族族源传说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加以利用。通过附会、建构、整合等一系列努力,藏传佛教话语系统中的藏族族源传说,完成了佛教化的改造。藏族族源佛教“神话化”的过程,不仅与藏传佛教的形成同步,也是佛教在不同阶段建构文化权力策略的体现。从宗教的角度而言,藏族族源传说的佛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佛教在藏区传播过程中进行宗教竞争的工具,也是格鲁派在西藏创建政教合一制的意识形态工具。     

政教合一制度的源流

“政教合一”深源于巫文化之中。这一制度能够长期存在于中国历史 ,更有一系列维持这一制度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措施。“政教合一”制度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弄清这一制度的正负价值 ,对建设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明初“广行招谕”治藏方策探究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确立“广行招谕”的治藏政策,先在甘青藏区用兵,以此为立足点,继而广泛招抚藏传佛教各派高僧来朝输诚,同时派遣使者招谕吐蕃各部,尤其重视已归附的藏区首领、内地的佛教高僧参与入藏招抚。对前来归顺的藏族各部僧俗首领,视其原职务地位高低予以相应的封授。上述治藏方策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大于实际管理意义,但也存在着与藏族地区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不相吻合的憾缺。     

试论"藏区旅游经济圈"的建立与协作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青藏铁路的筑建 ,必将对藏区的经济、社会、人民生活产生深远而有意义的影响。通过对青藏高原旅游资源特点、优势、开发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 ,可以看出在新世纪建立“藏区旅游经济圈”已势在必行     

论安木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统治

在安木多藏区,是否曾有过政教合一制的统治,或曰这个统治早已消灭,近来有所争论。有的根据事实,认为在安木多藏区,直至解放前,仍旧存在着政教合一制的统治形式;有的根据国家行政建制,认为这种统治形式,在地方基层行政建置实施之日起,已不复存在。本文对此,作一初步探索,以供参考。     

关于藏区宗教一些问题的辨析

一、关于所谓“喇嘛教”二、佛教与本教 (1)本教不是佛教 (2)本教的起源 (3)本教的派别 (4)本教与佛教的斗争 (5)本教与佛教的异同三、关于前宏期与后宏期四、关于藏区佛教各派的兴起与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 (1)阿底厦与噶丹派 (2)政教合一组织形式发展的过程     

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东方社会的深刻影响

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东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西方相比东方国家有明显的特点 ,即专制主义、政教合一、整体主义、超稳定性     

试论卓尼大寺在安多藏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卓尼大寺是安多藏区一个较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它在推动、引领安多藏区文化以及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卓尼大寺的教育制度不仅影响着安多藏区的寺院教育,还影响着安多社会的发展和藏族文化的进步,因此,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研究

长期以来,活佛及活佛转世对藏区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进而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显著特征。该文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转世程序作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并指出了其基本特征。     

试析四川藏传佛教僧人支持红军长征的重要因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四川藏区,在艰苦的生存条件和陌生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得到了藏族民众的理解、接受和支持。这是红军长征顺利跨越雪山、横穿草地的重要保证和依托。其中,在藏民族中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影响的藏传佛教僧人从对红军的模糊认识转变为支持红军,对长征的继续推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也产生了特殊的历史影响。其间,红军审慎地关注并认识藏区社会的特点和僧人的特殊社会地位,初步制定了正确合理的民族政策,为今后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作了重要尝试。     

羁縻与怀柔:论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

安多藏区在明朝经营整个藏区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明王朝把安多看作是经营整个藏区的示范区和桥头堡.明王朝对藏区的治理沿袭元制,并有所突破和创新:治理安多藏区的原则是羁縻与怀柔并举,主要措施有“土流参治”、“僧官制度”及官办“茶马互市”等.总体而言,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是成功的,值得肯定.     

部落习惯法对青海藏区社会生活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 ,部落习惯法在青海部分藏区死灰复燃 ,给我省牧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形成了一系列重大影响 ,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就习惯法对青海藏区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消除影响的措施。     

噶玛噶孜画派唐卡艺术的特征与文化审美

文章就藏区三大画派之一的“噶玛噶孜”画派唐卡的表现形式,构图特点,人物造型特色,赋色特点,装饰的图象性和图案化方面展开论述,从而得出“噶玛噶孜”画派不仅对藏区东部的文化建设和美术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开拓作用,而且也对藏民族整体的美术繁荣昌盛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民主改革前的藏区差税制度

民主改革前的藏区差税制度星全成沉重的差役、繁多的赋税，这是民主改革前藏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长期以来，藏区独特的差税制度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分析、探讨民主改革前藏区差税制度的形成．发展历史及其内涵特征，对于了解当时藏区社会状况、...     

论《尘埃落定》中的罂粟意象与边疆现代性

罂粟(鸦片)作为民族耻辱的象征代表着来自西方强势文明的侵入和冲击,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进程中具有悲情民族主义色彩的典型符号。在小说《尘埃落定》中,阿来叙述并再现了罂粟种植给现代史时期的边疆带来的巨变。作为自始至终撬动小说情节向前发展的关键线索,罂粟被赋予了多重象征含义,成为作者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边疆现代性进行反思的重要意象。特定历史语境中进入西南藏区的罂粟,在激发边民对金钱、欲望迷狂的同时,编织出了边区短暂繁荣的美好幻境,它促使边区社会敞开封闭的大门,作为外来力量,它对于西南藏区的经济、社会的转变以及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加速融入国家的现代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商贸和革命两种外在力量双重介入后,西南藏区土司制度走向急速瓦解和终结。在这一进程中罂粟种植意味着某种被带入藏区的现代性,这既是作者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书写的深意所在,也是破解小说作品深层意蕴的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