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清代《孟子》考据学综论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考据学鼎盛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并形成“时代思潮”。清人考《孟》,涉及孟子本人与家世,孟子生卒年月与游历时地,孟子游事之君与弟子,《孟子》作者与篇章次序,《孟子》字词句章与思想主张,名物训诂与典章制度,可谓无所不考,卓然有成。成果丰硕,考证全面,研治深入,影响深远。     

论《孟子》的书写体例与结构体制——兼论其编纂原则

《孟子》编纂者主要采用两种书写体例来完成孟子思想的表达，即对话体和语录体。二者形式看似迥然有别，但实则关联密切。语录来源于对话，是对对话进行拆解、提炼的产物。《孟子》编纂者以对话和语录形式表达孟子思想，一方面是《论语》书写体例的延续，另一方面也受到西周春秋史官传统中“实录”精神的影响。《孟子》编纂者在编纂过程中遵循两大原则，即类聚原则和均衡原则。《孟子》七篇，各篇都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七篇之间也存在一定的逻辑联系，构成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由行而知的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     

从“大王去邠”看儒、道政治哲学之分途

“大王去邠”作为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毛诗》和《说苑》等典籍中皆有记述。《史记》《毛诗》《说苑》对于此事的记述基本与《孟子》书中所言一致,《吕氏春秋》《淮南子》则是转录《庄子》之文。考察《孟子》《庄子》书中的内容,我们发现二者对于此事的记述却不尽相同。与西方的解释学有所不同,中国的经典诠释往往“寓作于编”,诠释者通过“笔削”经典文本而将自己的思想“编织”于其中。中国传统亦常采用“故事新编”的形式重构历史事件,重构的过程即为表达自身思想的过程,《孟子》与《庄子》对于“大王去邠”一事的不同叙述即是如此。通过详细对比并分析二者叙述此事时所呈现出的差异,以期从中窥得其背后所隐含着的孟子与庄子,乃至儒、道两家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同的思想路径及学术旨趣。     

文选学

在中国为数很少的被作为一门学术的研究对像的经籍中，六朝至少占了两部，一部是《文心雕龙》、一部是《文选》。文选学就是以《文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     

《孟子》文学风格论略

《孟子》文学风格论略边家珍在先秦诸子中，孟子文章对于后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刘熙载《艺概》说；“韩文出于《孟子》”，“昌黎接孟子知养气之传”、“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王介市文取法孟、韩”。从韩愈、苏武、王安石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     

《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即将出版

我院回族研究所和兰州穆斯林教育基金会合编的研究我国回族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现状的大型学术论文集《中国回族研究》第一辑,最近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一辑共约30万字。华涛的《穆斯林哈剌鲁人、阿儿浑人早期史研究》一文探讨了中亚突厥语部族伊斯兰化开始的原因;杨志玖的《元代的回回人》概述了元代回回人的东来及分布、政治地位、经济力量、文化贡献、宗教生活等问题;陈得芝的《元代回回人史事杂谈》就回回户籍、“于阗人”的概念、赛典赤赡思丁事迹补、禁回回抹杀羊做速纳作了细致的考证和补遗;邱树森的《赛典赤家族入华时间考》根据中外史料考定赡思丁之父苦马鲁丁是赛     

吴玉(挜日)《说文引经考》平议

吴玉搢的《说文引经考》是《说文》学要籍之一。《说文引经考》对《说文》的引经或注明出处,或订许书之讹脱,或正经书之衍误,或说明引经的作用,或沟通今经书与《说文》引经的异同,深稽详考,多所发明。不仅如此,《说文引经考》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在《说文》学中,引经的研究是其一个重要的领域,《说文引经考》是这一领域内的首创之作,它全面开启了对《说文》引经问题研究,在清代的《说文》学著作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囿于学识和时代的原因,吴氏《说文引经考》也存在着不足,如对一些经书的流传未能深知,或对经文用字之不同不能作出正确解释,这些也应当引起注意。     

读《四库全书》之《提要》《跋语》札记五则

《四库全书》总汇了我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典籍，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综合性丛书。但由于卷帙浩繁，编纂誊录历数百人之手，疏误在所难免，前人虽有补遗、订误，然书海无涯，补苴罅漏，非一时一人所能穷尽。本文作者就平时读书所得，对《提要》、《跋语》中有关问题五则进行考辨，阐微补缀，颇有参考价值。     

论焦循的《孟子正义》

焦循的《孟子正义》为清儒新十三经之一，是清代学术的典范之作，同时这部撰述又是焦循一生学术思想的总结之作，集中反映了清代中后期的学术风貌。焦循《孟子正义》的注疏方法典型地体现着清代学术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其注疏方法背后深具思想史的意义。焦循在书中重新确立了《孟子》一书的经典意义，构建了自我的义理之学，实现了对汉宋之学的超越。     

河南汉代学术思想文化发展水平蠡测

河南汉代学术思想文化发达,儒家思想学者辈出,著述丰厚,颇有造诣,黄老道家神仙学说大量传播,法家刑名法律之士颇为活跃,谶讳之学也广为流传,佛教首开濡染.河南成为中外学术思想文化的交流中心,对汉代诸郡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先秦墨家法律学说述评 ——墨家对儒家礼治学说的反动及其解析

对先秦墨家学说及其与儒家礼治学说的学术关系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系统解析,认为墨家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儒家礼治学说的畸形变种,是对儒家礼治学说的一种理论反动,其学术进步性并没有现代某些学者所认定的那么夸张。     

宋代《春秋》学述论

《春秋》是宋代学者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之一,此时期《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在于诠释、探讨、阐明经义,带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同时也有学者研究《春秋》经传中的具体问题,学术性较强。宋代学者研究《春秋》的重要特点在于试图摆脱三传,直接从经文中去挖掘微言大义,这样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逞臆说经的道路。     

庞俊经史学术述略:兼论蜀学的现代转型与学术取径

庞俊是20世纪前期四川的重要学者,深受当时四川学界朴学风气影响,在经学及宋明史学研究方面都有突出成就。他的学术经历和学术价值追求为我们观照学术现代转型背景下以蜀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归宿"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元初北方理学流衍与士人遭际——以许衡、刘因比较研究为代表

并称为元初北方两大儒的许衡和刘因,面对开始在北方中原地区广泛传播的程朱理学,都以开放的姿态予以接受,但具体方式有别,正典型表现了理学北传过程中北方士人对新的学术思想采取的两种不同态度.同时,许衡、刘因二人在出处辞受之际的经历,与大蒙古国及元初政治形势紧密相关,代表了元初北方士人升降浮沉的命运.     

王安石《洪范传》作年论辨

《洪范传》是王安石一篇重要的学术作品,但学界对其写作年代尚未达成统一的意见。因王安石的学术思想具有明显的阶段分期的特点,因此,确定它的写作年代对于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很有必要。与以往学者从该作品的最早版本,或从王安石对旧作进行“删润缮写”的时期来确定其写作年代的途径不同,通过分析王安石道本体论的演变,不同篇章中相关思想的关联及其人才观、君臣观思想内容所属的阶段来判定,认为传世的《洪范传》文本的写作年代应该被确定为王安石熙宁三年上呈给神宗皇帝前夕,属于其后期的作品。     

曹元弼先生《经学文钞》礼说初识

曹元弼先生近世鸿儒,博通经传,《诗》《礼》传家,而天性纯笃,孝弟力行,经师人师,足为后世士人矜式。其经义礼教,一出悲天悯人,爱人之德,表为学说,乃至经纶人道,所谓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洵之谓也。其主持两湖书院,讲经授业,必承师法,实事求是,所编《经学文钞》十七卷,虽成书于颠沛流离之际,天下多事之秋,而精心编撰,体例完整,系统分明,无异经学总集,乃经义之学之巨薮,可谓不凡。其中论《礼》者凡三卷,总归会通,起敬起孝,礼之为教,本出天衷。此中华经学与礼教之精义,具见此钞。故虽见弃百年,苟圣人横空而出,必能再显此钞之辉煌者也。自今以后,修齐治平者,必有所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