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缺失与再造

我国所处的转型期既是现代化建设承上启下、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机遇期,也是各种危机和社会冲突集中的凸现期.危机事件越来越多,时刻在拷问着我国政府的危机治理能力.危机固然可怕,但更为可怕的是缺乏应对危机的社会机制.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我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方面还存在一系列的能力缺失,再造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危机多元治理

在公共危机频发的今天,任何单一的力量与措施都不可能使公共危机得到顺利解决。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转变政府对公共危机的应对方式,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公共危机治理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也应该是社会的责任。因此,提高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意识和能力,完善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制度建设,不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危机治理道路,就成为促进我国多元主体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选择。     

危机管理中政府与第三部门组织的互动

转型期我国公共危机事件呈高发态势,寻找公共危机管理的"合作伙伴"是当前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治理理论的兴起使得第三部门组织成为政府合作伙伴的最优选择。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与第三部门组织合作互动是必要和可行的,但也存在诸如第三部门组织独立性不足、双方缺乏沟通和信任、法律法规不全和发展乏力等问题,需要政府、第三部门组织以及社会共同努力来促进双方的深入合作与互动。     

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本文认为，从全面风险管理视角来完善公共危机治理过程具有合理性、可行性。针对传统的危机管理模式，提出了创新政府、非政府、企业、社会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和应急行动的组织模式，围绕危机治理体系提出公共危机治理框架重构，以建立全社会整体联动的公共危机治理网络。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挑战及应对

公共危机事件的特征及社会的脆弱性使公共危机管理成为世界性难题.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生活网络化、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及道德文化建设都给中国的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笔者针对加强公共危机管理进行了思考.     

公共危机管理与现代社会安全

能否强化危机管理,是现代社会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增强了国际危机的变数;同时,公共危机的发生,还有各个国家具体、特殊的原因。我国处在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极易凸显出来,如果处理不好,容易诱发公共危机。因此,国内外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实施公共危机管理。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内在机理与消解路径——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频发的公共危机让人类步入了风险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显然无法通过危机衍生系统的自适应来化解。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核心主体毋庸置疑,特别是对采取政府主导性发展战略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中国而言,其功能性地位更为凸显。然而,现行的基于常态公共事务管理的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制约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甚至形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低效或失灵的路径依赖。这集中表现为,基于传统人治理念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进退失据;基于现行官僚体制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局面;基于垄断式管理模式治理风险社会的公共危机,使政府力不从心。鉴于此,更新危机管理理念,重塑官僚体制,引入协作治理体系,就成为化解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的基本路径。     

跨区域公共危机的治理逻辑与合作机制构建

跨区域公共危机给社会带来了巨大风险的同时对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跨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逻辑是建立并完善跨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合作机制。因此,应在打破府际关系的阻滞、建立各治理主体信任的基础上,从府际合作机制、政社合作机制以及跨区域公共危机治理保障机制三个方面构建合作治理机制的框架,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共利益的同时实现多方共赢,从而达到有效治理跨区域公共危机的目的。     

论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转型

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治理危机和治理之道的变革。治理危机就其本质而言,是社会资本的危机。而当代中国的社会资本危机则是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之间的一种结构断裂性危机。因此,实现社会资本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转型,不仅是消解社会资本危机的根本途径,而且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行治道之变的重要前提。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视阈的阐释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治理。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不再局限和拘泥于各种危机产生的表层及中间层原因,而是深入到危机背后、深入到现代文化的各个层面,从主导人类行为的价值观开始,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进行整体性反思。对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而言,文化反思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的文化创新和文化发展。     

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逻辑与机制

区域公共治理建立在重叠共识与公共空间基础之上,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地区的公共危机的发生都可能引发区域性公共危机,从而导致区域内各政府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合作治理的加强.在当代中国,区域公共危机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的组织结构与功能设置远不能满足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价值与工具需求,因此,在现阶段,关键是要建立必要的政府与政府、国家和社会联合反应机制,逐步实现权力下移、统一指挥、分别响应、相互合作、逐步推开.     

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

危机已经成为了现代动荡社会环境中的常态,这对当代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指出,与高效能的危机管理系统相对应的一种现实选择,是基于当代公共治理理论,基于我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逐步形成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网络治理结构:在政府为主体与中央政府最高统一决断机构的前提之下,政府机构常规化、制度化地主动地协同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及国际组织,共同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的上下联动、网络应对的格局,形成组织权力平时分解、决断权力战时统一、临境应急协同主动这样一个统分结合的网络治理结构,以应对各种公共危机。但由此塑造的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在运行过程中同样面临着诸多的机能障碍,迫切需要从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本两方面入手,刚柔并济,共同塑造其整合机制以发挥其在危机应对中的协同效应。     

公共危机治理的市场逻辑——以黄浦江水污染事件为例

依照公共危机演化过程的经济属性,公共危机可分为经济性公共危机和非经济性公共危机。经济性公共危机本身是由人的行为选择引发的,是利益驱动的结果,而市场、政府两大主体在危机治理中的行为逻辑的不一致是这类公共危机治理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经济性公共危机治理应该遵照市场逻辑解决利益冲突,政府公共政策需尊重治理对象的利益诉求,才能实现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治理效果。     

社会转型背景的网络舆情监管及其路径优化

在社会的转型期。网络舆情危机的爆发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挑战。网络舆情的突发性、非理性、去个性化以及多元互动性,对舆情监管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公共治理视角下网络舆情的治理模式表明,完善基于网络监测系统的舆情预警机制,加强网络舆情监管的法治化和规范化,建立专业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的新格局,将会有力提升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治理能力,对构建和谐网络舆情环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政府、媒体和公众的利益博弈

信息公开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信息收集是政府危机决策的依据,信息发布是稳定社会情绪、调动社会力量共攘危局的手段,但是,政府、媒体和公众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形成了对于信息公开的不同态度。信息公开的过程就是政府、媒体和公众三者之间利益博弈的过程。只有整合利益、达成共识,提高公共危机中信息公开的水平,才有利于促进公共危机的治理。     

公共危机视域下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教育的路径

公共危机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现象之一.在新媒体时代,公共危机信息的传播表现出新的特点.由于媒介素养的缺乏,大学生接受公共危机信息时容易发生失真与畸变,影响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总结公共危机信息在大学生中的传播规律,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意义十分重大.     

风险社会与公共危机

风险社会是近些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理论。因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风险社会正逐渐超越经济语义成为公共话语。但由于风险社会理论本身缺乏实践性,更多的讨论将围绕公共危机展开。作为风险社会的实践性后果,公共危机将会更加频繁地发生,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同时基于风险社会的全球性,全球治理将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根本之道。     

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公共危机管理

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诸多情况不同,后税改时代农村社会的现实景观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应对农村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政府不是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的唯一主体,农村社会组织也是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农村公共危机虽然冲击农民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催生农村社会组织的重要机遇。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应急处置,客观上有助于实现政府与农民对公共危机的合作治理。对于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危机应急处理,应作出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