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怪变至平淡:贾岛诗风变迁的诗史意义

贾岛早期的诗歌明显留有韩愈、孟郊奇险诗风影响的痕迹。他因建功立业的理想受挫,渐次变得心灰意冷,其诗风则由奇险倾向,转向清苦奇僻。贾岛诗风的变迁实证了韩愈所倡导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歌理论,既反映了他生活遭际的变化,亦折射出其诗歌交游对象的变换。这与韩孟诗派的诗歌创新理论及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极其重要的诗史意义。     

初唐送别诗的诗史意义

写作送别诗是唐代社会的普遍时尚。初唐送别诗虽不能与既独标个人风采,又表现出和谐统一特征的盛唐送别诗相媲美,但若从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观之,初唐送别诗不仅在送别传统中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和地位,而且因其以个人性情的抒发为主要文体特征,也大大促进了“性情”和“声色”相统一的诗国高潮的到来。     

元白唱和及其诗史意义

元白喝和诗继承了和意唱和的传统，也开创了和韵唱和的新天地。次韵唱和主要是元白在贬谪地的遥相唱和。将赠答诗的内容特征和分题拈韵联句的形式特征融合改造成次韵唱和诗，开启了诗人间相互异地唱和的新的形制规范，打破了传统唱和诗的时空条件的诸多限制，为文人艺术化交往确立了新的范式，这便是元白次韵唱孝口的诗史意义。     

论杜甫七律的抒情特征

杜甫诗歌向有"诗史"之称,其诗史性不仅体现在叙事性极强的古风中,也体现在以抒情见长的七律里.杜甫创造性地完成了以抒情反映诗史内容的创作方式,在诗史中仍把抒情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而<秋兴八首>等诗篇则通过抒情的反复咏叹和客观意象主观化,体现了其"篇终接混茫"的美学追求.意象密集和音节错位所造成的鲜明、强烈的艺术效果,也是杜甫七律超越初盛唐七律之处.     

论何绍基题画诗的文化意蕴及诗史意义

晚清文艺大家何绍基创作了大量的题画诗词.浓郁的学术性色彩,强烈的抒情性特点,是其题画诗承载的独特文化意蕴;随物赋形、想象诡谲、化学问为情思是其题画诗的艺术特征;鞭辟入里、辨析精微的理论分析,代表了其题画诗的理论深度.何氏堪称题画诗史上的杰出代表诗人,代表了苏黄以来题画诗创作的新高度.     

论杜甫七律“变格”的原理和意义——从明诗论的七言律取向之争说起

明后期诗论中关于七言律的取向之争,反映了盛唐派对七律发展中正与变的不同认识。被视为"正宗"的盛唐七律平和优雅、高华壮丽,这种格调的形成与七律和乐府歌行的同源性以及早期主要用于应制体的历史影响有关。杜甫七律被明清诗家公认为"变格",其深层原因在于杜甫探索七律体式原理和发掘其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他不但在继承初盛唐七律传统表现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突破其题材、结构及表意抒情的单一性;更重要的是在后期七律中利用七言可以单句成行的特性,加大句联之间的独立性和跳跃性,以及句脉转折的自由度;同时在意象的提炼组合以及与声调的配合方面深入到心理感觉的表现。这些探索的意义在于从多种角度发掘了七律体式对各类题材的适应性,大大拓展了七律的抒情和议论功能,使七律在体调和表现上进一步与七言古体区别开来,并以其能"融各体之法,各种之意"的巨大容量成为中唐以后应用最广的诗歌体裁。     

刘长卿七律的诗史定位及其诗学依据

刘长卿的七律因“工于铸意”、“巧而伤雅”而被明清诗论“列入中唐”,这一定位主要基于尊尚盛唐气格的审美取向。刘长卿和杜甫都处于盛唐七律已经成熟、但尚未形成独特体式优势的特定阶段,都具有进一步发掘七律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与杜甫的“变格”不同,他在基本保持盛唐七律“正宗”风韵的基础上,开拓了七律营造意境的空间;同时突破早期七律程式的局限,探索了按抒情逻辑自由安排结构以及处理情景关系的多种手法,既将古诗曲折尽情的功能引入七律,大大拓展了七律抒情的容量和深度,又以其深沉蕴藉的艺术特色,为七律增添了一种区别于五律和七古的表现感觉。因此,为刘长卿的七律在诗史上定位,应当摆脱初盛、中晚之争的偏见,以其在体式发展上的贡献作为评价的诗学依据。     

对盛唐的呼唤──再论“文章四友”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本文从声律、风骨、兴象三个方面，对活跃于初盛唐之交的“文章四友”这一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进行考察，论述了他们对“盛唐气象”形成所作的贡献。四人近体诗五七言兼备、长短体咸宜，平仄调谐，粘附切合，已臻成熟境地．在审美内涵方面，已经突破了梁陈浮靡诗风，表现出明快跳荡、境界宏阔的风貌。应制之作大都气象高华、典丽精工，表现出对盛世的由衷赞颂。与齐梁应制诗言不由衷的阿谀异趣；边塞诗描写边塞风物，抒发建功立业豪情，立足现实而充满憧憬，偶有惆怅而仍明快，已见盛唐端倪。在诗歌意境──“兴象”创造方面，一些佳作高远的情感基调与和谐声律完美融合而形成“格高气畅”的诗境，更显盛唐风姿．     

开元政坛文场元帅 盛唐清澹诗风先导--试析张九龄对唐诗发展的贡献

张九龄是开元年间政坛、文坛领袖。作为盛唐早期的重要诗人,张九龄为后世树立了清澹含蓄的诗歌风范;而作为盛唐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奖掖、提携了很多具有非凡文学才能的有识之士。经他擢拔的文学后进,如王维、孟浩然等,也因人事上的亲近,而在诗歌创作上受其影响。在唐诗发展史上,张九龄热情响应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并以其卓著的创作实绩,彰显了积极的时代精神。可以说,张九龄是盛唐诗风的先行者。     

盛唐美学精神

本文论述了盛唐人作为“人”的特点，以及他们笔下作品出现的审美特征，进而揭示了盛唐时代的美学精神。     

论王九思诗歌的诗史意义

明代七子之一王九思的诗歌题材广泛,真实反映了诗人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诗歌中展现了诗人对民生疾苦的关注、个人身世的感慨、与亲友交往的日常生活以及咏叹节序、万物的闲适情怀。诗人自觉以生活作为抒写对象和精神寄托,诗歌由此成为诗人生活经历和心灵历程的真实纪录。王九思的诗歌不仅记载了诗人的沉浮荣辱,也折射出时代的社会风貌,有诗史意义。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赵玫"盛唐女性系列"的女性意识及其文化意义

赵玫"盛唐女性系列"的人物关系的书写走向中表现出独特的女性意识,在文化层面上意味着某种突破某种超越.     

从唐诗看盛唐边塞气象

盛唐边塞诗歌是盛唐文学积极进取精神的承担者,它的繁荣在于边塞诗人的入边、游边和使边,其外敛的意识是儒家“兼济天下”胸怀的完美演绎。文章分析了盛唐边塞诗歌的特征:功名理想和爱国情怀;侠义精神与英雄情结;边塞风物与乐观情绪。     

论“盛唐气象”与盛唐诗序的文体特征

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精神的特征,是盛唐文化诗性品质的内核,在盛唐诗序中也有典型表现。具体为:从君王到普通诗人对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前途充满高度的自信,展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及宁静平和的氛围;展现出人们逸兴标举的精神状态、积极进取的豪迈情怀及恢宏壮丽的惊人想象;也体现在衰颓乱世时,人们对盛唐充满无限的追慕。从文体演变角度看,盛唐诗序处于由骈体向散体演进的过渡状态,具有骈散交织的特点,具有追求华丽壮大、气势雄浑的诗性品质,是诗序文体发展的重要阶段。     

中晚唐七律向齐梁宫体诗的功能扩张

七律与五律在形式、来源、起源时代等方面各不相同,早期七律在功能上与以齐梁宫体诗为代表的早期五律也有很大差异,但在元和以后,七律已承担起了早期五律的主要功能,包括赋题、咏物、体写女色等。中晚唐七律兴起的艳情诗风可视为七律的功能向宫体诗方向扩张的结果。与此同时,这些功能在五律中却呈现出萎缩的倾向。这种现象表明,在不同源的文体之间,后起文体可以承担起固有文体的功能。     

盛唐山水诗“派”的特殊生态

盛唐山水诗派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一种无派而却比有派还要融洽一律的"派"的联系和生存状态.从生态思维上考察,这种流派有其自身的生态形式和生成因果,文章中研究了这种生成的关联性,以群落的关联来显示其规模效应,显示其增殖方式,显示其特异风貌.文章认为,盛唐山水诗派的组合形式是三方面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形态是:多边关系的开放性、相对独立的稳定性、聚散自如的动态性.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盛唐气象"概念的生成及再审视

从“盛唐气象”概念的生成及意义指向看,它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审美概念,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而不是全部诗歌的精神面貌。这种诗歌“气象”体现在美学要求上,主要是“风骨”与“兴象”,表现在风格上则是千姿百态,气象异彩。考察这些,对盛唐诗歌的理解大有裨益。     

杜甫白话七律的变革与发展

杜甫白话七律的出现,主要是针对盛唐七律高华典丽风格的变革与发展。首先以日常生活为题材,采用白话语料与民歌句式;其次在华州正式拉开了白话七律的序幕,成都草堂七律进入了对田园生活的叙写;复次草堂、夔州七律大量口语虚词的运用起了重要作用,使白话七律趋于精熟。这虽然不是杜甫七律的主体风格,但平添了一种陌生的新面貌,对中晚唐与宋代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