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集》中的金湛然——记一位曾经参加过北平“左联”的朝鲜同志

一九三四年九月四日鲁迅致王志之的一封信中说,“惟金君终未见访也。”这里的“金君”,指的是北平“左联”成员、朝鲜作家金湛然同志。这一年的八、九月,金湛然从北平绕道上海回国时,北平“左联”的负责人之一王志之曾经介绍他去见鲁迅。当     

读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儿时》

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同志由于发生“警报”,离开了隐居将近两年的上海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住所。秋白夫妇第二次到北四川路底拉摩斯公寓(今北川公寓)鲁迅家避难。三月初,经鲁迅帮助,秋白夫妇迁居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东照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争前又称日照里)十二号租屋。四月十一日,鲁迅也迁居与秋白夫妇住所邻近、相隔一条马路的斜对面大陆新村九号(即今鲁迅故居)。     

简评《瞿秋白评传》

简评《瞿秋白评传》汪诚国叶楠的《翟秋白评传》（下简称《评传》）以评为纲，辅之以传，别具特色。作者从大处着眼，梳理出为“秋白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贡献”、“秋白的精神文明观和审美观”、“秋白在‘左联’时的文学活动”、“秋白对语言理论的奉献”等九个专题，以突...     

冯雪峰在“左联”时期的文学活动

冯雪峰同志的文学活动,几乎贯串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整个历史阶段。他所涉猎的领域也是多方面的。作为无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和文艺活动家,他的辉煌业绩主要在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一)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的左联,是我党领导文化革命深入的成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回顾左联的光辉历程,我们不能忽视雪峰在其中所起的组织、领导者的作用。特别是把鲁迅团结在党的周围,从各方面支持、配合鲁迅的战斗,使鲁迅成为“左联”的旗手和主将,雪峰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左联成立前,他一方面向鲁迅传达党在成立左联问题上的指示精神,一方面又和鲁     

略论鲁迅对左联的作用和贡献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它存在的短暂的五、六年时间里,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文艺思想,有力地回击和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青年作家。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作出了非凡的业绩和伟大的贡献。鲁迅是左联的盟主和领袖。左联之所以能取得辉煌的战斗业绩,是与鲁迅的领导和支持分不开的。冯雪峰曾经指出:“左联如果不是有鲁迅先生参加发起,有他的领导,那么它是不会有象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的成绩,也不会象我们所看见的那个样子的。”这是从考察左联的作用和贡献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关于“左联”的两个秘密油印刊物——杂谈《秘书处消息》、《文学生活》

“左联”自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以后,就有多种刊物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这些机关刊物,大都是“左联”成立之前,鲁迅、柔石、郁达夫、冯雪峰等人以及原来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南国社、艺术剧社等团体的成员所办的;有的是在“左联”成立之前就已创刊,而中间转为“左联”机关刊物的,如鲁迅,柔石等人编辑的《萌芽     

“兄弟失和”的伤痛及其治疗*--兼论《孤独者》《伤逝》《弟兄》中与之相关联的隐秘心理

“兄弟失和”可谓是鲁迅人生经历中最为伤痛的一次情感事件。然而为什么“兄弟失和”给鲁迅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以及鲁迅又是如何治疗这一伤痛的？这成了众多读者心中的一个谜。对鲁迅这一时期显在的生活和隐秘的思想进行并置分析,解析这一时期鲁迅思想变化的过程,从生活、情感本原上探究“兄弟失和”给鲁迅带来的伤痛,特别是以1923年后半年到1925年底鲁迅的创作来探究鲁迅如何经过漫长的精神治疗而最终得以痊愈。     

《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辑与出版

《鲁迅杂感选集》编辑与出版于一九三三年三月至七月间,它是瞿秋白同志与鲁迅先生在四十年代初共同领导左翼文艺运动的战斗友谊的光辉结晶。 一九三三年二月初开始,秋白夫妇第二次在鲁迅家中避难整整一个月,双方有了进一步的友谊,三月初他们虽然搬到鲁迅代为找寻的上海北川路底东照里十二号亭子间,但四月十一日鲁迅也由景云里迁居大陆新村九号,两家同属施高塔路,南北相对,距离很近,所以互相间的往来仍然最为密切。秋白对鲁迅全面、深刻的了解,成为他编辑《鲁迅杂感选集》和为之写作《序言》的重要基础。     

鲁迅研究动态

一、关于鲁迅前期思想估价问题有的同志认为鲁迅前期的主导思想是“进化论”;有的同志认为是“社会革命论”;有的同志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不同意说是“进化论”。二、关于“国民性”问题 (1)国民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不少同志认为鲁迅所谓国民性就是民族性,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一定历史时期内民族的心理素质或精神状态。也有同志认为鲁迅的国民性并非民族性,鲁迅在不同文章中谈到国民性     

鲁迅未向茅盾表示同意解散“左联”

《鲁迅全集》新版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解”谓:“‘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题解的意思似乎是说,鲁迅曾向茅盾表示过同意解散“左联”的意见。这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从《<淑姿的信>序》看鲁迅的伦理观和杂文观

鲁迅一生呼唤和追求着美,并且为美而否定丑。我们注意到,鲁迅在为美而战斗,在对旧世界进行全面出击时,他总是以对人民的赤诚,用全力反对虚伪。反虚伪成为他终生战斗的一个重要方面。诚如秋白同志所说,因为“中国统治阶级特别善于虚伪”,所以“反虚伪的精神”,就成为“鲁迅——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而“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的。     

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看瞿秋白忠诚坦白的品格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士”——这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八日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中,对秋白同志的一个崇高又十分恰当的赞誉。瞿秋白之所以不愧为一位无限忠诚的战士,是因为他曾作为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八七”会议那样的紧要关头勇敢地挑起过革命重担,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他虽蒙接错误路线的打击却仍然毅然奋起,在文化战线上同鲁迅并肩战斗,以皇皇论著为中国革命文化奠基;因为他被敌人俘获后坚贞不屈,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但     

关于“左联”成立时的两点史实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在上海成立的“左联”,是我国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革命最艰苦的年代里,竖起的一面鲜艳夺目的红旗,它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了更好地学习“左联”的战斗业绩,尽可能完整无误地记录它光辉的历史,现补正两点在它成立时的史实。关于“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成立的研究会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共通过了十七件提案。国内较有影响的王瑶同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同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同志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在谈及这十七件提案时、都说其中通过成立的研究会只有三个,即“马克思     

耶林(张眺)有关资料编目(初稿)

一九七九年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昆明举行会议,决定编辑《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由有关大学与科研机构负责。关于《左联资料索引》已在《新文学史料》一九八○年第一辑发表。我所搜集的有关左翼作家耶林同志的资料,已湮没近半个世纪了。一般研究“左联”历史的同志很少涉及,现将我搜集的资料,编目如下,供研究者参考。耶林同志在“左联”成立前开始以“零鱼”笔名发表作品。一九二九年在浙江杭州     

读冯铿烈士的三篇手稿

冯铿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牺牲于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她当时二十四岁。半个世纪以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艺运动中,她是一位“烈火中的斗士”。鲁迅说过:“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半个世纪之后的今     

从量变到质变——鲁迅思想发展研究之二

关于鲁迅思想发展过程,有一种传统的看法:就是把一九二七(或二八)年以前的鲁迅,笼统地看作“前期”或“早期”,忽视和否认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重大发展,同时又忽视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间鲁迅思想发展的具体“径路”。把进化论思想看作是五四以前,甚至是一九二七年以前鲁迅的“基本”或“核心”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上述传统看法,也正是鲁迅思想发展研究工作中的一种惰性力,它紧紧地束缚了我们的头脑。但是说从五四时期开始鲁迅就已经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了,我们认为这也不符合鲁迅思想的实际的。关于鲁迅早期(五四以前)思想,我们已在(《鲁迅早期思想简论》·里提出了粗浅的看法。现在我们再具体探索一下从五四到一九二七年这一历史时期鲁迅思想的“变迁的径路”。     

瞿秋白杂感纵横谈

鲁迅曾这样评论瞿秋白同志的杂感:尖锐,明白,真有才华。(冯雪峰《回忆鲁迅·关于他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 尖锐有力,是秋白杂感的一个重要特色。     

鲁迅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应当澄清

关于鲁迅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建国后曾有过两次较集中的讨论:一次是一九六○年,不少同志不同意巴人的如下看法:鲁迅“是从同情不幸人民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了,而这中间是一条红线似的贯穿着他那伟大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三”(为方便计,以下简称“红线”论);另一次是在一九六三年,有的同志认为,鲁迅思想上,无论是前期或后期,都无有人道主义的成份(以下简称“无有”论)。近几年,有的同志为了纠正“无有”论的偏颇,又重新肯定了巴人的“红线”论,并为之     

南社与“左联”——鲁迅的历史选择与政治价值取向

南社与“左联”是晚清以来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政治文化社团。前者,鲁迅与之发生过联系而未参加。后者,鲁迅被推举为盟主。从鲁迅对这两个社团的历史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同中存异的政治价值取向。     

鲁迅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

一九三一年二月,五位左联作家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两年后,鲁迅先生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对青年战友表示沉痛的悼念。文章的最后,鲁迅怀着无限悲忿之情,英勇宣告:“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这个予言在十几年后得到了实现。然而,在“四人邦”篡夺了舆论工具的时期,居然又发生了不准“记起他们”和“再说他们”的事!他们倒行逆施,要把历史重新推回到那“吟罢低眉无写处”的黑暗中去!为此,肆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