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前十回"了"字分析

摘要:在区分"了1"和"了2"时,必须以"了"所附着的词语的意义及它在句中的作用来审辨,才能把握住"了1"、"了2"的功能及其分布上的特点。文章以《红楼梦》前十回中的"了"的用法为例,对"了1"与"了2"作语义上的辨析。     

荀子"隆礼"思想的深层透视

荀子从人性本恶和社会历史方面追溯"礼"的起源,综合了儒法两家的学说,形成了礼法结合、礼本刑用的思想.荀子的"隆礼"思想赋予了"礼"以形而上的根据,拓展了"礼"的功能,并对"礼"进行了内在寻根式的阐释,丰富了"礼"的人文内涵与实践意义,深化了儒家"礼"的理性精神和实用品格,对中国文化重视情理结合、以理节情影响深远.     

孝与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儒家孝文化软实力研究

"孝"缘起于原始社会,在远古社会已出现了"孝"的萌芽.孔子把"孝"纳入了他的"仁"学系统,对"孝"做出了伦理价值的规定."孝"涵盖了孝顺父母、尊敬兄长之意.以后孟子对"孝"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打破了"孝"的血亲关系的限制,"孝"不止是孝亲,也包括了对非血亲老人的孝顺,赋予了"孝"的普遍意义,儒家孝文化形态得以形成."孝"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     

汉代巾舞长袖舞向着歌舞戏发展的演变态势

汉代巾舞、长袖舞作为舞蹈艺术的艺术表演中融入了"稽戏"、"伴唱"、"抃歌"等艺术表演形式,为原本属于"形体叙述"的巾舞、长袖舞增添了"歌诗叙述"和"角色叙事"的手段和功能。"歌诗叙述"的出现,既丰富了巾舞、长袖舞的情感表现能力,又为巾舞、长袖舞以"形体叙述"而演绎"故事情节"创造了条件,从而使得"形体叙述"的"角色化"转变成为可能。"戏楼"的"前台"和"后台"的设计,为演员在表演空间上的转化提供可能,作为"专业性"的"表演舞台"意味着舞台条件的成熟。东汉中晚期巾舞、长袖舞艺术表演形式,已经具备了向"歌舞戏"发展的必备条件,其发展演变的态势已然出现。     

个体与社会:孔子重“礼”原因双维度

孔子重"礼",对周礼的迷恋近乎痴狂,但他对周礼进行了与时俱进的修改和充实,一方面扩大了"礼"的社会基础,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限制;另一方面提升了"礼"的内涵,将"礼"与"仁"有机结合起来,赋予了"礼"以"仁"的灵魂.基于对"礼"的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研探出孔子重"礼"的原因:一是孔子认为"礼"为个体趋"仁"的必然途径和桥梁;另一是孔子认为"礼"是社会和谐的必要工具.     

《论衡》的文学观

王充《论衡》继承了先秦以来的杂文学观念,对"文"进行了广泛的论述,从"天文"到"人文",从广义的纹理色彩之"文章",到相对狭义的文字著作之"文章",层次不一,含义广泛。在杂文学观念的基础上,王充还对"文"与"质"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人学文质论"的思想,又开始了"文学文质论"的探讨。他提出的"五文"说,对后世文体理论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张载关学的思想要旨

张载关学思想的要旨在于,提出了"太虚即气"、"气为本体"、"气化万物"的唯物主义宇宙观,进而论证了"气"不消灭的物质永恒论;以"太虚即气"为理论基石,提出并论证了"天人合一"思想;用"一物两体"揭示和论证了宇宙万物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和论证了"太和之道"、"仇必和而解"的中道观、方法论;提出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知识论;创立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伦理道德观.     

刘安治国三要素:天、人与“器物”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淮南子》治国“同”、“异”论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淮南子》论“无为而治”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淮南子·主术训》的治国思想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汉语助词"了"与韩国语词尾"()"的对比

汉语中的助词"了"历来是外国人学汉语的难点,韩国学生在学习"了"时出现偏误,是因为韩国语的词尾" "与汉语"了"的用法虽然有相当部分是对应的,但有些用法又不完全相同.韩国学生由于受母语的干扰,总是用韩国语的时态观念来看待汉语的"了".本文就"了"与" "的用法进行对比分析,以求在"了"的教学中取得更好的效果.     

“边地书写”与“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以抗战时期的“大西南”为例

文章从"现代文学"与"现代中国"的互动关系出发,以"边地中国"为立足点,在"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之外,指出了"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和国家历史形成路径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以抗战时期新文学对"大西南"的发现和书写为例,对这种特殊性作了梳理,分析了"大西南"书写给"现代文学"带来了哪些特殊历史品质,指出了这些特殊历史品质的世界性意义。     

试论“数字黄河工程”

从"数字黄河"工程的背景出发,论述了"数字黄河"的概念,分析了"数字黄河"工程建设所需要的关键技术,提出了"数字黄河"工程建设的基本内容,总结了"数字黄河"工程在黄河治理开发中的作用。     

1960年代的两岸诗歌问题

由于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的差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的"当代诗歌",选择了不同的"起点"。大陆诗歌继承并强化了现代革命(左翼)诗歌传统,确立了"介入"的、直接参与到现实事变中去的诗歌语言策略,催生了成为诗歌体式的"政治抒情诗"。与靠拢、进入"中心话语"的大陆诗歌取向不同,台湾这个时期的"诗歌政治",选择了"去政治"的、疏离"中心"的"边缘化"道路,并以西方"现代派"作为诗歌精神和诗歌艺术的主要资源。两岸诗歌的这种状况,分别提出了有关诗歌功能,诗人身份,诗歌与现实,西化与传统,诗歌"经典"遴选标准与方式等诸多存在争议的问题。     

熊十力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和批评

耿宁先生在《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中,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主题,深入剖析了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并梳理了其后学在"致良知"问题上对"心体"、"意念"、"良知"和"工夫"之间关系的看法。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在对王阳明"四句教"的解读中,在"致良知"及"格物"问题上对王阳明及其后学提出了批评,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立了本,但在"格物"方面的"遗物"导致阳明后学丢弃实学。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阐发了辩物析理的思想。熊十力认为,这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即见证本体后不可废量智,一切格物之事皆以致良知为本,方能达到他所期待的"内圣外王"。     

"绿色"服装设计的途径及可行性探讨

本文分析了当前"绿色"服装设计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发展"绿色"服装设计的必要性.从培养"绿色"服装设计人才队伍,拓宽"绿色"服装设计之路,拓展"绿色"服装设计的内涵,增强消费者"绿色"意识等方面,研究探讨了"绿色"服装设计的途径及可行性.     

"讲武"与"习武"

本文通过分析,阐明了"讲"和"习"具有相同的词义特点:"反复多次",并且都与武事相关。"讲"和"习"在"练习"义位上构成了同义关系,使得它们能够构成这个意义上的词组,并逐渐凝聚成同义复合词。因为"讲"包括了言和行两方面的行为,而"习"针对的是行动,所以排列的顺序是"讲 习"。从经传中的使用来看,复合词"讲习"舍去了其语素"讲"与"习"的其它特点,只抓住了"反复演习"这一点。     

民族文学中的"伪民俗"书写

"伪民俗"是一种民俗的虚构与发明,在民俗世界中并不罕见.在文本中,作家摹拟民俗也是民俗与文学常见的互动关系之一,其产品是"伪民俗"书写,尤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常常出现."伪民俗"形成了文本的"景观化",参与建构了文本的文学效果."伪民俗"书写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文本的"场面""段落",形成了"情节"和"母题",形成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它还标识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的文化语境,并产生了突破文本之外的动力,甚至成了生活世界的"涵化"力量.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伪民俗"书写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干预",其展示过程接近"社会戏剧"和"表演",具有"误传"和"神秘化"的文化策略,同时通过文学"前台"拉开了与"后台"的距离,提供了某种意义上民俗的"文学真实",也对民俗本身起到了唤醒和激活的作用,我们应该更为立体多元地看待这一问题.     

论孔颖达的比兴观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从"作文"的角度,认为比和兴是两种表现方法,在具体的疏解中,总结了比和兴的形式特征,使用了"象"和"人事"等概念,并一一指出了"象"和"人事"之间的"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