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圣人观念的承继与开新--论王弼圣人性、情新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王弼圣人“应物有情”的观点 ,实是他“圣人体无”思想的应有之义。圣人“体无而有情”的观点 ,上接孔孟的“凡间圣人”的观点 ,对汉儒“神化圣人”的观念作了根本否定。在“贵无论”和认定名教源于自然的前提下 ,将儒家之圣人的性与情统一于“自然”之中。这种观点以隐晦曲折的途径 ,启开了宋儒“孔颜乐处”的圣人境界之说 ,儒学终于在现实的世界中 ,找到了“至乐”灵魂的所归之处。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王弼圣人思想的政治维度

传统的理想人格讨论,大多注重圣人在道德修养、人品操行方面的典范意义。然而,于王弼而言,圣人之为圣人不仅在于某种高尚品格和精神境界的达致,还在于圣人对政治的关切。与魏晋时期的观念相一致,王弼所谓圣人首先以作为理想君主的“圣王”形象出现。王弼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从本体论层面考虑圣人的政治功能,“以道治国”是圣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以君御民”是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践。王弼的圣人思想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对中国历史上的理想人格讨论作出了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老子的“圣人”思想及其社会影响

圣人思想,中国古代各家都有所涉及,而对于各家来说,“圣人”所蕴含的意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都认同“圣人”是完美的理想的人格。在《老子》一书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圣人”一词,并且也能发现老子的“圣人”与儒家、墨家等之“圣人”的不同之处,但对于老子来说,“圣人”同样是他所认可的完美人格。     

老子的理想人格说

一中国哲学,一向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做人。春秋战国之际的老子哲学,虽以天道自然为宗,但深究起来,本意仍在于人生,即欲求得一个理想的人格。老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是一个极为深奥幽深的境界,他称之为圣人。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亦是圣人,不过,儒道两家对圣人的阐释却相去甚远。儒家彪炳的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语),荀子解说为“圣也者尽伦者也”(《荀子·解蔽》)。把圣人视为人类伦理道德的最高体现者。老子所追求的圣人品格是“尊天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庄子解说:“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庄子·渔父篇》)。可见,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自然无为的道的最完满的体现者。所以老子认为,天之道,即人之道,即圣人之道。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以下引文只注章次)。人是天道自然的产物,应当服从于道,故道的本性怎样,人的本性亦该怎样。可是,普通人为私欲所蒙蔽,失去了道的本性,唯有圣人尊天道以明人事。他说: “天之道,利而不害”,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八十一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故圣人“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 “天之道,……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第七十三章)“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老子以“天之道”和“圣人之道”——对应的用心,就在于为人生确立一个不容怀疑的最高标准,即“无为”。无为就是顺其自然,如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第五十一章)。圣人的基本品     

《天问》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下）

三、《天问》修辞艺术举隅 近人黄侃曾云：“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文心雕龙札记》）,语文本来就是表情达意之用,所谓“辞达而已”（《论语·卫灵公篇》）,黄氏肯定“惟圣人能尽文之妙”。可见任何体裁之文学作品,若要得到“文之妙”之称誉,必须通过完美之修辞艺术,才得以实现。     

论圣人与圣王神话——古代政治神话论纲之二

“圣”或“圣人”的范畴,可以说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要义。它不仅意味着传统的人格理想,同时也是伦理理想及政治理想等的集中体现(“内圣外王”)。古代思想中有多少内容各异的“道”,几乎就有多少种与之相应的“圣人”形象。圣人是体道者,因而圣人观肯定是传统文化研究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将传统的圣人观理清了,也就近乎理清了传统文化。但这远非本篇所能达到,在此,只对有关政治神话的圣人观作一初步的清理与阐释。     

优存·自由·美悟──庄子的人生观及价值观新探

在中国古代文人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像庄子那样引起后人的经久讨论而又纠缠不清，尤其是庄子的人生哲学所带有的强烈关注人生解脱的特点，使得人们每每出现精神迷惘之时，便欲从中获得滋养。庄子推崇他心目中的圣人、真人、神人、至人，但庄子本身却不是圣人、真人、神人、至人，庄子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是庄子所阐发的人生哲学的特殊意义所赋予的。因此，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去模仿庄子，做庄子第二，而真正弄清庄子的人生观念，并批判地加以吸收，以便为强烈关切自己人生走向的现代人重构自己的价值观服务。尽管庄子离我们已很遥远，尽管…     

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一尽管“中国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但科学技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不过是“末由小道”、“奇技淫巧”;科技人员在士大夫眼里,只能是“方技者流”。汉儒董仲舒的一段话可为代表,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这就是说,有志于探究物质世界奥秘的人,理当被摒弃于“圣人”之外。在这种视科技为“形而下”的观念的支配下,《汉书·艺文志》把方技十六家列于卷末;《新唐书·方技列传》则称从事科技者为“小人”,说什么:“凡推步、卜相、医巧,皆技也”,“小人能之,……故前圣不以为教,盖吝之也。”传统文化轻蔑科技的另一个表现是,把它置于经学范畴之内,使其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游离于经学之外。由于传统文化中并无科学技术的观念,因而很难从传统语义中产生足以准确反映科学技术本质特征的概念、定义,甚至语汇,人们只好用“格物致知”一语来称谓自然科学。“格物致知”命题,是个典型的经学问题,但它多少也包含有认识物质世界规律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采用“格物致知”一语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以贯之——《齐物论》的内在逻辑新论

《齐物论》的内在逻辑主线是“一”,“齐物论”可以称“一物论”。“一”之内涵是合为一体、无彼此之分,物、我为一,生、死为一,梦、旦（醒）为一,是、非为一,知、不知为一。一物我则无“哀”、无“芒”,一生死则无“惑”,一梦旦则无“固”,一是非则无损于“道”,一知不知则无“近死之心”。只有去除“成心”,因任万物自然本性,才能体悟“一”,达到“道通为一”之境界。这一点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圣人却可遇不可求。圣人与凡人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庄子能“一”万物,却不愿“一”圣凡,体现了他内心的极度孤傲、寂寞与对在现世中“道通为一”之境界难以实现的深刻理解与失望。     

张载圣人观探析

张载认为圣人的主要特征是：在主观修养方面,圣人能够知礼成性;在认识能力方面,圣人能够超越“闻见之知”而达到“德性所知”的境界;在与道、万物的关系方面,圣人能够体悟天道,应对万物时兼体而不累.张载所认定的模范圣人是孔子,同时认为他自己的心性修养水平也已接近圣人.张载的圣人观维护了传统儒家积极入世、注重道德修养的立场,但同时有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     

道的功能向度与老子社会政治思想的特质

在老子哲学中,道作为功能本体,通过自然无为、守弱用反的方式创生万物并范导、辅助着万物的自造自作。而在社会政治领域,圣人作为“有道者”,虽然其行为举措亦步亦趋于道的功能活动方式,但是其最终的效用落实点却只在圣人自身上面。《老子》书中圣人形象的矛盾性表明,守弱用反在充满利益纷争的政治现实中可能会蜕变为一种工具主义的手段或策略,而圣人的所谓自然无为则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圣人无私的错觉。     

郭象成圣观再探

先秦时期产生了天生圣人和积学成圣两种观念。汉代受谶纬与王权因素影响，天生圣人观成为主流。曹魏时期王弼基本延续了汉代以来的观念。西晋郭象则不单认为圣人之迹可学，还提出了具体的为学方式，这与以往学界基于其“圣人无迹”说推论出郭象持天生圣人观的结论存在一定差异。可以说郭象对汉代天生圣人观进行了一定调整，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具备圣性之人也需要通过后天积学才可成圣；另一方面不具备圣性之人通过后天努力也有可能达到与圣人相似的境界。这些调整重新凸显出后天积学的重要性，对之后成圣工夫论的完善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原文于道”与刘勰“大文学”观念的形成

刘勰原“文”于“道”,认为“文”是“道”的外化,是人对于自然、宇宙、人生的体认,圣人能够因“文”而“明”道.这种观念立足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古代文化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整体特性,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大文学”观,它更加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特点.     

《易传》中的君子观和圣人观

《易传》是公认的最早也是最权威的解读《易经》之作,除了对《易经》的思想继承和阐发外,还大量吸收了战国时期以儒道为主的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易传》中的“君子”观念继承了孔子思想,又结合易学中的“时”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创新;其“圣人”观念既受到老子的影响又与老子相异。由此,《易传》中反映出较独特的关于“人”的智慧。     

论儒家哲学中的圣人崇拜

<正> 在中国古代,有一种独特的崇拜:圣人崇拜。这种崇拜,主要是由儒家倡导起来的。千百年来,儒家学派俨然是一个以圣人崇拜为特质,以“学为圣人”为宗旨的学派。圣人崇拜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曾有过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仍能感受到。尽管“五四”运动以后,本来意义上的圣人崇拜已经解体,但变种形式的圣人崇拜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特定的时期一度主宰过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人们崇拜的对象是变了,但崇拜的方式和心理依然如故。如以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人物是圣人式的人物,道德上完美无疵,思想和行动完     

论东晋山水诗中的和谐追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上的一个古老命题,与西方“天人相合”的观念不同,中国哲学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尚自然的道家哲学对此有较多论述。《庄子·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圣人高出众人之处即是能顺应自然,取法于天。《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正是“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追求极致。这一哲学命题为中国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石,体现在东晋诗歌的山水审美中,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更有一种动人的景象。     

立象尽意──论“象”在儒家语言思想中的地位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力，鼓之舞之以尽神。”（《易传·系辞上》）在言意理论中，《易传·系辞上》所载的这段话历来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它明确提出了两个命题：“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第二，从汉代以来，《易传》一直被视为儒家经典，以上两个命题自然关系到如何解释儒家的语言思想问题。儒家坚持“正名”、“立言”、“宗经”等，那么，“言不尽意”与上述思想是否构成矛盾？魏晋玄学家对这个问题作过思考，…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再辨析

王阳明儒家立场的最终坚定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儒家立场的认同意识使王阳明自觉承担起对儒家圣人之道的传续与发扬。基于儒家立场,王阳明坚定孔孟之学的正统地位,但在认同自韩愈乃至程朱理学的道统论的价值基础上,王阳明亦提出了心学视域下道统意识的独特价值：“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这一观点看似与“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传统道统论有所出入,然其对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程朱的理学道统论,因为认同意识和弘道意识是儒者的共识,而问题往往出现在学派之间正统意识的对抗上,但这种互相压制批评的学派之争却恰是王阳明所极其反对的,因此其对于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传统的理学道统论,而是为了抵抗当时记诵辞章、训诂考据、追名逐利的为学风气,希冀复归儒家圣人之道的真正价值与精神。     

论荀子的圣人观

荀子的圣人观包括：（1）圣人的“材性知能”与普通人并无二致，圣人所以异于常人之处在于其能“积”、“伪”。（2）圣人的核心特质是“知通统类”，表现为熟稔礼法典制及其蕴含的原则，同时还集真善美于一身。（3）缘于“圣人”、“君”、“师”的统一，圣人的功化表现为制礼义、行教化和施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