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举人重复会试现象初探——以浙江为例

以雍正<浙江通志>的明代举人名录为基本史料,在厘定明代浙江举人的具体人数和科年覆盖情况的基础上,根据举人之乡试、会试以及殿试中式年份,梳理了浙江举人重复会试的发生情形.并在确定资料处理原则的前提下,分别以地区和科次为统计口径探讨了举人的重复会试现象,且对重复会试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     

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

明代东莞共考出举人529名、进士76名,在广东各州、县排名中皆为第四;考出庶吉士6名,与南海县并列第三;六次摘取解元桂冠,在各州县名列第五;还出现了18个三代之内至少产生了两个以上举人的科举家族,排名第四;另外,东莞举人在明代初期、中期和后期广东举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了科举实力的不断加强。明代东莞科举群体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在任官行政、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朱健思想研究

朱健(?—1646年),字子强,南昌府进贤县(今江西进贤)人,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屡上公车,均不得志。至崇祯年间由举人出任福建邵武府推官。著有《苍崖子》、《古今治平略》等书,朱健的思想可以与李贽,黄宗羲、王夫之并称,并与晚明“实学”思潮桴鼓相应,堪称晚明个人主义的殿军。 一、以“元气”为世界本原的宇宙观     

论明清琼士科名由盛转衰

<正> 明清两代海南岛称琼州府.海南士人以科名通显,自北宋开始.到了明代,教育事业发达,人才辈出,群星争辉,“科名鼎盛,仕宦显荣,几与吴、楚同风”.其间丘浚、海瑞等硕儒名臣继出,被屈大均赞美为“海外衣冠胜事”,驰誉全国.入清以后,科名仕宦却衰落下来,大不如前.与明代相比,明代考上进士62人,举人594人;清代只考上进士31人,举人205人,登科人数比明代大为减少.就仕宦情况来看,明代的丘浚、海瑞、唐胄等人,《明史》皆专为其立传;而且丘浚和海瑞,各成为一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杰出的政治家.清代的云茂琦、莫谟二人,虽亦取得《清史稿》及《清史列传》为其立传之荣;但对当世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与丘、海相比却有逊色,名望也不及前辈.嘉庆年间,琼州人张岳崧,登第三名进士(探花),官至湖北布政使,高才宿学,名重士林,然只在《国朝书画家笔录》中见称,却不得在清正史上立传.通观     

清代河南书院的分布级差与成因分析

清代河南先后设置书院292所,遍布省内各个州县,呈现出明显的普及化和一定的级差化。与明代相比,开封府仍然是书院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它府州的书院发展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通过对书院数目、分布密度等要素的级差研究,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基本划定,彰德府、大名府和光州是清代河南书院较为落后的地区,黄河两岸诸府———开封府、河南府、怀庆府、卫辉府是较为发达的地区,其余诸府是发展一般的地区。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发达地区特有的政治、经济和学术因素有关。     

中晚唐铨选制度变化与科举及第入幕的关系

开元以后 ,选人要升迁中央清望官者 ,需先历州县佐官的原则逐步确立。《循资格》又确立了按选人资历深浅叙阶。在这种情况下 ,及第举人参加吏部铨选艰难 ,迫于铨选制度的压力而大量涌入藩镇。肃宗、德宗对诸使、诸州自择佐官采取了限制措施。此后 ,元和十五年奏、大和三年奏、大和九年奏、会昌二年《加尊号赦文》、会昌五年六月敕、乾符二年南郊赦 ,都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入幕及第举人的考限 ,超资授官 ,为科举出身者入辟使府 ,超资升迁中央次清官、清望官 ,开了方便之门。在中晚唐使府与中央的用人关系方面 ,诸使府辟僚佐 ,各自精求 ,务在得人 ,以重府望。中央需要人才 ,又取自方镇 ,及第举人视朝廷为“日月”、“霄汉” ,并多能迁至卿相     

论明代宗室开科

宗室开科是明代宗室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文章在梳理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明代宗室开科的原因、宗室举人的数量、科年分属、明代科举及第宗室的仕宦表现等做了探讨。     

二十四史中福建有多少人物?

在二十四史的前汉、后汉、唐、北宋、南宋、明六代列传中,有籍贯可考的共有五千七百余人,其中属福建籍的各代人数和占该代人物总数的比率是:     

《广东贡士录》稿本简介

<正> 《广东贡士录》稿本,是张小迂所辑录.先由张小迂之孙张晋卿取之赠送东莞图书馆,后来又经过辗转传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才得之以入馆藏,而保存下来.《广东贡士录》稿本辑录了清代九朝广东各科乡试举人和副贡,考中外省乡试举人,及广东举人应考历科会试、殿试之登进士者.书中详载广东各科乡试之科分、中额(录取人数)、中式者姓名、名次、籍贯、考官和考试题目等.计有顺治朝4科,康熙朝21     

明代的运军

明代的运军陈峰明代是中国历史上漕运高度发展的时期之一，所谓“京师百司庶府，卫士编氓，仰哺于漕粮”①。大规模的明官方漕运业中，存在着人数达十数万人的专业运输军队，明人称其为“运军”。这支庞大的运军对维持大部分时期里明王朝的漕运的正常进行，无疑发挥了极其...     

苏文选本在明清时期的刊刻和流行——兼评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

在明清所刊苏文选本的119种版本之中,明刊102种,清刊17种。明刊本高密度生成于嘉靖以后,清刊本则呈低密度平均分布状态。由此可以认为：苏文选本在明代的流行程度大大超过清代;苏文选本在清代的流行始终处于缓滞状态,从来没有出现过晚明那样的兴奋局面。以此而论,所谓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就显得不尽稳妥。     

“文社经济繁荣说”是否一个假命题

明代末年文人社团为何在"江南"兴盛?学术界归因于江南繁荣昌盛的商品经济。这是经济繁荣促进文学兴盛的普遍规律,我们无意对此进行质疑,但对此也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知道,明代万历前期经过张居正的十年改革,社会经济再度呈现辉煌局面,但也未能阻止住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历史命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江南经济是否仍然保持其繁盛的强劲态势?如果江南社会经济在明末社会全面衰退的大背景下也开始衰退,那么,"文社经济繁荣说"就有可能是一个假命题。对此,我们不得不辨。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

在三方角逐的明清之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并存的多元化走向,明王朝、李自成和关外的清军,都具备成为胜利者的历史机遇。历史最终以满清定鼎中原而尘埃落定,明朝和李自成多次错误的主动的历史选择,发挥了相当的关键性作用。清军原先是愿意和明朝议和的,但崇祯却错失了这个机会。在李自成向北京进军时,崇祯在调吴三桂援京或者南迁问题上又再失时机。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若与清方谈判或者固守北京,也很可能取得胜利。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归根到底要通过主观能动性的正确选择方能得以具体体现,这就是明清之际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从剿饷的征用看明末国家机器运转的失灵

剿饷主要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为镇压农民起义而加派的赋税，剿饷能否得到有效运用，既关系到农民起义能否被顺利镇压，又关系到统治者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为了保证剿饷的有效运用，统治者对剿饷的征收、管理及运用，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未收到实效。相反，剿饷加派本身的目的和性质，以及剿饷征用过程中出现的挪用、虚耗与贪污等弊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末王朝各方面管理的混乱，由此可见，明朝末年，国家机器运转已渐趋失灵，王朝灭亡之势难以逆转。     

两种文艺情场--魏晋之情与晚明之情

在中国文艺史上有魏晋和晚明两个情场.由于二者哲学基础的不同,"情"的具体内涵又有所差别.两个情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但二者皆本源于先秦老庄之学.     

略论明代水利撰述的特点

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天下财赋仰给于江南,而江南财赋全资水利,因此水利之于明王朝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明代水利撰述呈现出突出发展的态势.通过研究,笔者发现,明代水利撰述具有数量多、注重实用、批判性强等特点.而这些特点的出现又和明代社会现实紧密相连.     

明代朝鲜贡女问题初探

尽管明代是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友好的时期,但在古代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中,亦不免出现反面性历史,贡女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反面性副产物。明朝每次向朝鲜要求贡女时,朝鲜都会陷入恐慌状态。而且,进贡到明廷里的贡女们的命运也极其悲惨。与之相反,贡女的亲族却占了"上国皇亲"之光,从此在朝鲜飞黄腾达,并且朝鲜朝廷也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处理对明朝的外交难题。     

论明初监察制度的若干特色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传统的监察制度在明初进一步完善,而且颇具特色,它在明王朝的创建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对明初整个政局也有重大影响     

宋代集句与明清戏曲

集句诗是勃兴于宋代的一种杂体诗,是盛行于当时文人士大夫间的一种诗学游戏。然而这种诗学游戏在明清时代,却大量越界进入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创作。这种现象曾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但从整个中国戏曲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集句诗与戏曲的全面融合,提升了戏曲语言的文化内涵和文学品位,标志着民间戏曲迈向雅化、案头化的进程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