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疫情危机的反思：从“西方中心论”的弊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当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呈现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次疫情危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与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让“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再次凸显出来。对疫情危机进行反思,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走向对话与支持的教育共同体

诸多教育问题的产生源于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学校教育的功能有限性;其二是教育主体之间的教育价值冲突。因而,我们需要重新定位学校教育的有限功能,并寻求教育主体之间能够达成共识的教育价值观。本文认为,建立在公共利益基础上的教育价值共识是解决教育问题的思想基础;以这种教育价值共识为基础,借助于信息技术支持的交流、交往、传播功能,建设多主体、多渠道、多层次的对话平台,以相互支持为准则的教育共同体是解决教育问题的实践路径。     

从两对范畴看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学术旨趣——浅析“共同体”“社会”和“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和“社会”两对概念与涂尔干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相似,都是作为描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态的理想类型。但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看待这相似范畴时观点相左,主要是因为两者分析视角不同,由此看出其在学术旨趣上的较大差距。     

关于“共同体”生成要素的历史考察及当代思考

当今时代依旧是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资本逻辑控制下的全球经济不可避免地衍生出诸多问题,人类究竟何去何从,引发思考热潮。科学研究"共同体"的生成要素,挖掘"共同体"的本质目的,才能拨开重重迷雾,走向马克思实现人的幸福的"真正共同体",探索出实现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共同体。通过对"共同体"生成要素的历史考察,可概括为自然血缘亲近要素、文化信仰趋同要素、政治权力创制要素、经济利益共生要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素等五个方面,并对这些因素进行深入剖析,不仅能揭露其他"共同体"的虚假性,更能为当今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性作出解说。     

从“边缘”走向“中心”：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演变

甲午战争前,报纸社会影响力的局限,造成了报人的“边缘”化。伴随近代报业的发展,报纸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同,报人逐渐向“中心”迈进。报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同业组织的创建及其维护报界权益的活动,可视为报人努力“中心”化的例证。早期报人社会地位的演变反映了近代报业发展的大致脉络,从中亦可感知报人的社会遭际。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从“虚幻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德意志意识形态》共同体思想探析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研究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不可越过的经典文本.在此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论证了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产生的根源并指正了其虚幻性所在.同时,他们阐述了只有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现实的人是社会性存在物,是在共同体中的存在物.因此,以共同体为视角考察人在性质不同的共同体中的生存样态能够为如何看待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如何处理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提供理论思路和现实指导,对实现“共享发展理念”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国家认同建构：从“五族共和”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内涵看,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是民族的认同整合,即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或实现各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发展。在近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程中,“五族共和”开启的“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各族身份”的“二重民族构建”催生了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与“平等共治”两条进路。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之争使得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逐渐分野对立：国民党片面强调“国族建构”的“国族同化”进路否认各民族,滑向了大汉族主义的泥沼;共产党强调“各民族解放联合”的“各民族平等自治”进路赢得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但客观上也存在弱化中华民族建设的嫌疑。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使得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走向了协调统一。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实现各民族的认同整合,完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层面认同的跃升。     

从犹太对话哲学解读“有朋自远方来”

借助当代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和E·列维纳斯的对话哲学,分析《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它指出朋友间的对话是快乐的、伦理性的,既有"我-你"对话的维度,也有"我-他"对话的维度。在孔子儒学中可以发现类似于犹太哲学家所说的对话哲学,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孔子的儒学为对话的儒学。从犹太对话哲学的视界解读《论语》,开掘对话儒学的可能性意义,也许是《论语》诠释的一个新向度。     

知识主体的突进与退隐:从笛卡尔到福柯

在西方哲学的知识论传统中,哲学家们倾向于把主体和客体理解为他们各自规范的知识观念所要求的必要功能。在古代哲学家们的思想中,自然和客体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受到主要讨论,但没有明确地思考主体问题。近现代主体观的兴起所依赖的个体观念只是在后来的基督教思想中才进入哲学传统。以个体观念为先决条件的个体责任的观念已然现身于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奥古斯丁对自我的直接诉求,天才般地开启了笛卡尔的"我思"观念的源头。由此形成的笛卡尔的知识主体,是一个抽象的认识论的假定,一个消极的旁观者。康德有限度地追随了笛卡尔的主体观念,但把笛卡尔的作为消极的旁观者的主体改造成了积极的行动者。康德在知识观上的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构成了随后德国唯心主义主体观的基础。整体上看,康德之后的主体观存在着一种越来越向笛卡尔的主体观和古希腊的主体观隐退的明显倾向,及至海德格尔后期和后结构主义,这种倾向最终导致了向古希腊知识主体的全面回归。     

从“局外人”到“反抗者”——默尔索在边缘情境中的自我超越

《局外人》揭示了20世纪西方世界的荒诞性,并通过主人公默尔索的精神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应对荒诞的正确态度和途径是在“爱”与“对话”中“重新开始”,重建人与世界、与他者的关联,创造性地进行反抗。而默尔索从“局外人”向“反抗者”的成长,则是在辍学、入狱、被判处死刑等一系列边缘情境中逐步实现的。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价值论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整体,包括价值论、规范论和实践论。其中,价值论是政治伦理的观念或理念部分,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灵魂,它直接规约着政治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和政治伦理的实践指向。本文仅对其价值论进行分析,从价值主体、价值客体和价值目标三方面进行探讨。     

农村社区建设的条件分析

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是促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就必须促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充分的社区服务,满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的需要,这是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     

辩证法理论的新视角

辩证法理论在今天面临着它作为一门理论科学所赖以存在的独立性和合理性问题的挑战.本文在考察辩证法史的基础上,认为辩证法所要探讨的"矛盾"问题应当是有其特定的所指,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应当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思维和存在、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三个方面的关系问题是主客体关系问题的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关系问题正日益成为辩证法所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共产主义实践的方向就是要辨证地解决上述三大矛盾.     

道德教育主客体关系辨析

道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人类实践活动,而在这一过程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同时也是我们对道德教育进行研究之逻辑起点的是道德教育主客体间的关系问题。面对当前道德教育实践中主客体间现实存在的种种不和谐现象,从哲学视角对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性、客体与客体性及道德教育过程的阶段性进行深入分析,应是对两者关系进行科学定位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和谐性、平等性和双向性为原则的道德教育主客体关系,必将极大增强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从而促进现代道德教育的发展。     

从批判劳动的价值到张扬劳动的价值

本文以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为基础,从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证明了劳动的价值,并澄清了学术界的种种误解.从而科学地说明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乃至于一般劳动者工资报酬的实质及其实现形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创新思维的运行机制

创新思维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生成。创新思维是思维主体能动地把握创新对象,通过创新对象激发和促进思维主体创新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创新思维通过主客体的运行机制在平衡与不平衡的联结中演进,在无序与有序的转化中完善,在量变与质变的统一中实现。     

撤村建居过程中的群体分化问题

撤村建居正在引发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是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第二层面是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群体分化现象,给市民化进程带来复杂的社会后果。本文综合分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化的机制以及对市民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