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异议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社会大变革。但变法因何成功,各家之说不一;而对车裂商鞅事件的性质,却又异口同声。本文专就这两个问题,提出异议,恳望得到史学界指正。对三种答案的质疑商鞅变法为何成功?答案有三种: 一是商鞅所遇到的阻力小。这是范文澜的生前定论,已为多数人接受。他说:“早在战国初年,李悝在魏,吴起在楚,曾行新法,但为旧势力所阻。秦旧势力较小,因之商鞅变法得到成功。”(《中国通史》第一册第五章)     

从变法者角度看商鞅变法成败

对于商鞅变法,前人论其成败,多是从变法的延续性、变法的影响等方面加以探讨。要证明商鞅变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应该看变法者,也就是秦孝公与商鞅实行变法的目的是否得到了实现。商鞅变法后,秦孝公与商鞅的变法目的都得到了实现,故而变法是成功的。     

商鞅变法的前提条件及深远影响

商鞅变法的深远影响是与其变法改革的前提条件密不可分的 ,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势必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秦国统一天下的了解 ,增强我们对封建社会本质的认识。商鞅变法的前提条件是 :变法是在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产生的 ;变法是在秦国求贤变法的情况下产生的 ;变法是在商鞅坚定的变法思想之下产生的。商鞅变法深远的历史影响主要是 :建立了较完善的封建专制的行政机构 ,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沉重打击了领主贵族 ,扶植了新兴地主阶级 ,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 ;改变了秦国的旧习陋俗 ,促进了秦国与中原地区人民心理上的平和     

商鞅变法史事考

商鞅变法史事考晁福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里的一个重大事件。学者们对变法的内容和意义多有研讨，然而对其史事则所论甚稀。商鞅变法的不少史事，尚在若明若暗间。本文拟对《史记·商君列传》所载主要史事试作考析，进而探讨商鞅...     

从商鞅变法看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两千多年前 ,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 ,力排众议 ,实行变法。商鞅变法 ,使秦国家给人足 ,秩序井然 ,国富兵强 ,为最终能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并对后世法律制度和今天的法制建设具有借鉴作用     

关于商鞅变法的几个问题

<正> 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历来是研究我国古代史分期等问题的中心议题。若干年来,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它的性质,却远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本文从商鞅变法前秦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出发,谈一点个人的看法。一、商鞅变法前秦国社会发展的特点研究商鞅变法,应该把握秦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因此,我们必须从襄公建国谈起。秦人的祖先曾是一个先后隶属于夏、商、周等中原王朝的氏族部落,由于他们长于畜牧,特别是善于养马,所以他们的首领(酋长)往往成为中原王朝的高级武士——御,或者替中原王朝主持马政。西周孝王时,因为他们在养马业方面作出了贡献,被封为“附庸”。西周后期王室衰微,秦人全力支持王室与西戎斗争。平王东迁,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     

从制度创新看商鞅变法

从制度创新看商鞅变法●田霖霞一、商鞅变法是一次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历史上的每一次改革实际上都是一次制度创新和权力的重新界定。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用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效益低的制度①。商鞅变法的结果，摧毁了旧的封建领主经济制度，代之以新的封...     

论秦自商鞅变法后的农村公社残余问题

商鞅变法后,秦村社残余势力尚强:秦乡村聚落内仍存在着共同的经济联系;乡村存有政社合一职能的残余;邑里村落内存在着共同社会经济生活;村社贵族残余势力依然存在。     

汉代的户籍和上计制度

一汉代的户籍制度,是上承秦制。秦代户籍的建立是开始于秦献公五年,“初为户籍,相伍。”到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井田制彻底废除,以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形成后,为了重耕战,富国强兵,对人民严格地进行了什伍的编制,并强制人民“毋得擅迁”(《垦令》),使“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画策》),进     

《文子》的法治思想

从先秦法治思想发生发展的轨迹来看,《文子》的法治思想正处于早期法家人物商鞅与晚期的韩非之间。《微明》篇提到了“相坐之法立,则百姓怨;减爵之令张,则功臣叛”,“相坐之法”就是指的商鞅实行的什伍连坐告奸法,而“减爵之令”指的是吴起在楚国实行的封君三代之后收回爵禄的规定。《文子》的法治思想就是在各国先后实行变法革新,变法的功过利弊都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情况下产生的。《文子》看到了变法的实际效果,所以它拥护变法,同时它也看到了当时法治实施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病,主要是严刑峻法和专任法治,因而主张“法宽刑缓”,德治、法治兼而用之。而后来的韩非却认为宽缓之法与战国后期的时代潮流不符合,予以反对。《文子》的法治思想,处处体现出道家特点,具有浓厚的温和色彩,它代表的应是新兴地主阶级温和派的思想和利益。所论涉及到法治的许多基本问题,虽历经二千多年而光彩不灭。其中颇多精义,本文择其要而论之。     

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和婚俗与其政治变革的关系

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及其婚姻状况对秦国的政治势力演变和商鞅变法都有巨大的作用。由于秦国的母系氏族残余,婚姻关系混乱,形成了独特的母系贵族势力强大的局面。这与六国一脉相承的公族势力恰好相反,母系贵族势力往往一朝而衰,不能形成动摇君权的顽固势力,因此变法顺利实现,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建立,秦国逐步走向强盛,继而实现统一。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论商鞅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的思想

商鞅认为,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原有的监察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和法律漏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吏犯罪的问题。他强调“法”的规范性、公正性、公开性和平等性,提出重刑治理官吏犯罪,采取整饬官僚体制,建立新的检举、揭发机制,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强化官吏的办事效率等措施。经过商鞅的治理,秦国“百吏肃然”,但是,他的预防和治理官吏犯罪思想也存在着明显的缺失。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商禽诗歌的意象分析

本文以巴什拉四元素诗学中水的物质想象为理论基础,结合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酒神精神及拉康(Jacques Marie魪mile Lacan,1901-1981)的欠缺,分析商禽诗歌眼睛、船及酒醉的文学意象,从而探讨商禽诗歌的水与梦,以及对生命这一主题的思考。     

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禄秩等级制新探

学者普遍认为 ,战国秦汉的俸禄制 ,是此期官僚制度充分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进而指出战国俸禄有年俸和月俸之别 ,并考察它们的不同来龙去脉。作者认为 ,贵族时代卿大夫以采邑为居官的的报偿 ,采邑往往是终身甚至世袭占有的。战国年俸 ,便是从卿大夫采邑的收获物演变而来的。同时周代还存在一种“稍食” ,它针对“府史胥徒”这个身份卑微的阶层 ,并采用按月考课、按月授廪之法。作者提出 ,秦代“月食”和汉代“月钱”来源于昔日小吏的酬报形式 ,秦汉朝廷向百官发放月俸、并以禄秩确定官僚等级 ,这意味着其时君主是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的 ,对应着王朝“以吏治天下”的政治精神     

从儒道墨法的对比中看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随着历史的发展,四家的命运迥然相异,其中墨学沉寂,法家逐渐式微,儒家崛起并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位置,道家紧跟其后,与儒学相配合,一张一弛,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这其中的原因只能结合四个学派的思维特质去分析才能得以明了.     

论夏商时期的时间意识

基于长期观察和实践,原始社会晚期已经萌生原始时间概念。商王朝时期,时间概念已非常丰富和成熟,并应用于季节记时、年月日记时以及时刻记时。夏商时间意识特征：一是具有季节变化的周期性色彩,并与农业活动和人们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二是已形成了较完整的体系和管理与运作制度,带有原始宗教色彩。三是开始出现了客观时间向主观心理时间的转换,对时间迟滞状态和时光飞逝现象的认识已经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