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财产权案件裁决意见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

本文考察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二百余年来审理的一系列标志性的财产权案件 ,把司法审查保护财产权的历史划分为古典自由主义时期、自由放任主义时期、国家干预时期和新自由主义时期 ,认为其发展表明国家限制财产权的权力是有限的。文章认为 ,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经验说明 ,财产权领域内的核心问题不是财产权是否应当受到国家权力限制 ,而是国家限制的权力有多大 ;美国等国限制这种权力的经验值得我国结合实际加以借鉴     

论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

作为迎合资产阶级采取削弱和限制王权的具体措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资产阶级议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作辩护的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的国家分权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权力彼此制约,但立法权被赋予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从而确立以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对后来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福柯：传播的权力（n0─4376）

权力是福柯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权力渗透于文明和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福柯一系列论著的论述中,权力是传播的,从传播的角度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从传播的方式来考察,权力通过仪式来传播;从形式来考察,权力通过语符来传播;从媒介来考察,权力则在特定的空间中传播。通过考察权力的传播,可以发现权力是怎样影响社会和人们的观念。     

论货币宪法的基本原则

货币权力既具有积极的能动性,又具有巨大的侵益性。货币宪法旨在规范货币权力的行使,防范因货币权力滥用而对人民造成的伤害与侵犯。为实现此一目的,货币宪法确立了自己的基本原则,大体包括货币民主、货币主权、货币权力有限、金本位制、中央银行独立性限制等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货币宪法的基本命题,也是型构货币宪法规则体系的基础。     

社会制衡还是三权分立: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从罗伯特·达尔的社会制衡思想谈起

罗伯特.达尔是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和最主要代表。他从分析“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出发批评了“三权分立”理论,主要想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方式制约权力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社会制衡的思想。实际上,麦迪逊本人并不反对社会制衡,他通过对“党争”的分析恰恰说明,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于权力的制约要依赖于一种对抗性的权力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也包括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     

论我国公法体系的结构与变迁——从国家权力至上迈向人权保障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依靠市民社会强大的自治能力和个人自由观念的深入可以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构建法治体制。中国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国家权力极为强大,通过主动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是中国宪政形成的主要途径。因此,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国公法体系,通过改革公法体制来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公法的发展历程,认为我国公法的改革正在逐步实现由国家权力至上向人权保障的目标。     

西方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制度化及其现实意义

税收宪政主义实质上就是以民主立宪的方式有效地约束政府征税权力、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国家税收治理基本原则。一个税收宪政主义国家通常强调以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基因为基础,通过民主制定税收宪政法律制度,实行税收权力分立制衡,以有效保障公民财产所有权、税收民主决策权的充分实现。一、西方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制度化的内在基础西方税收宪政主义思想包含立宪与民主两大基本构成要素,也就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两大基本支柱。税收立宪通过制度设计限制政府的强制性税收权力,限制多数人的税收暴政,巩固和加强了税收民主制度,保证税收民主运…     

论特别行政区的授权性地方自治性质及其授权机理

从国家权力的来源、地方是否分享有制宪修宪的动议与批准权、基本法与宪法关系以及基本法的性质、中央政府与特别行政区之间划分管理事权的方式等方面看特别行政区自治的性质是单一制授权性地方自治。从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和运行实践来看,国家权力事务的范围有纯主权的事务、可授权地方行使的自治事务和可委托地方管理的事务。地方自治包括可授权地方行使的自治事务和可委托地方管理的事务。特别行政区实际享有的权力包括授权的地方自治事务和授权的非自治事务（包括可委托地方管理的事务）两个层次,通过三种类型的授权来实现。地方自治事务范围的自治权国家通过一般性授权形式授予地方自治主体,这种自治权通过宪法第31条和基本法第2条规定的对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自治权力的设定来实现。非地方性事务的自治权可以通过基本法和其他法律授权来实现。这种自治权主要是拥有这种权力的机构（广义的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中规定的具体授权和其他法律文件的授权两种形式授权给其他机构（地方自治机构）来行使。     

公共冲突管理中行政权力介入的效果及其限度

在冲突管理过程中,行政权力介入的效果受到冲突困境性质和冲突管理目标的限制。对于"守约困境冲突"和"对抗困境冲突",行政权力的介入能够发挥重要作用;而对于"隔绝困境冲突",行政权力的介入就起不到重要作用。以处置冲突为目标的冲突管理需要权力大力介入,但以化解和转化冲突为目标的冲突管理对行政权力介入的需求就比较间接。为了弥补行政权力介入的局限,一种重要的替代选择是"威信介入",它既可以由有行政权力的人来实施,也可以由无权力的人来实施。     

马克思主义权力文明思想论纲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从辨证唯物史观出发,批判地继承了先前权力文明思想中的合理因素,科学考察了权力文明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学说,从而使权力文明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文明思想主要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一、公共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的需要,就本质而言是社会公共意志的体现.二、权力的价值追求是为人民服务,权力为人民而存在,掌权的人是社会的公仆而不是社会的主人.三、权力文明运行的保障是民主与公开.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马克思国家理论中权力文明的价值取向的重要表现.四、必须消除权力垄断.实施权力与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吸引绝大多数人民参与监督权力,努力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而权力的制衡必须落脚在以权利限制权力.     

论法治的评价标准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法治的评价标准众说纷纭,明确其标准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应将良法之治、法律至上、法律平等、司法独立作为其评价标准。具言之,良法之治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至上要求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法律平等要求权利义务一致、平等保护、反对特权,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权只服从于法律。     

日本推进“政治大国”战略中“软权力”运用论析

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所确定的国家战略目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灵活运用“软权力”,以推进“政治大国”战略。通过增进共同价值观,扩大文化吸引力,打造“地球贡献国家”等外交手段,日本拓展了国际政治空间,提升了国际地位,扩大了国际事务发言权,改善了国际形象,为走向政治大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权力裂变分析

权力的连续、有序、稳定传递是政局稳定的关键。权力在实际传递中,权力失真、变形、扭曲、中断、停止致使权力失效,形成权力裂变。权力裂变是由权力变异、文化冲击、执行偏差等因素造成。权力裂变虽是不良现象,但通过权力调整可以减少、弥补权力裂变产生的不利影响。     

战略哲学论略

战略哲学即战略之道,战略的基本矛盾是自由和限制的矛盾,战略是竞争自由的方式,21世纪主导的战略范式是时间战略范式,“战略机遇期”中存在“战略黄金点,”“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不成立,战略的根本问题是力量的自由和限制的问题,将发生战略革命,战略哲学将建立起来。     

法学视野中面向权利的权力正当性论证 ——由《权利的成本》展开

《权利的成本》揭示权利依赖于权力的秘密,权利的成本表现为权力所掌控的预算资源,民众以缴纳税捐的方式获取权力对权利的确认与保护,本质上是一种互助式的公共保险机制。所有权利都是积极权利,权力赋予权利人对抗他者的法律效力,权力在权利的实践中无法缺位,自由主义对权力的成见不合时宜。权力从对权利的保障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仅证成其正当性价值,还因正外部性的产生增强了自身的能力,权利与权力可以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权力保障权利价值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权力机关。在稀缺公共资源的现实条件下,权力中的权利保障职能具有预算优先性,应当在此预算领域以支定收,由权利保障的预算支出需求决定国民的税负。     

社会控制:关于司法与社会最一般关系的理论分析

对司法功能的恰当认识是增强有关司法的知识、进行司法改革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而司法与社会最一般的功能联系 ,可以诉诸社会控制的概念予以解释。作为历史上由来已久的社会控制形式 ,司法所具有的特点包括了 :它是法律规范与组织化力量的结合 ;是对个别行为的直接控制与普遍行为的张力控制的结合 ;是法律权威与司法角色行为影响力的结合 ;是公正价值与司法制度的结合。在社会控制体系中 ,司法也居于正式的、专门的、最高的地位。     

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

中庸之道是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的、具有某种形式化特点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也是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目标。中庸之道的实质内容实际上是儒学或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一种"情理精神",在实践中,这种中庸之道与情理精神又是通过对经权关系的处理而得以实现的。揭示这一内在奥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真蕴。     

宪法原则的产生及其效力探讨

宪法原则是宪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也是产生具体宪法规范、体现宪法价值、指导宪政实践的最高准则。宪法原则的产生,源于表征和满足宪法正当性的需要,是对人类问题意识演进的高度抽象,是人类不断探索制衡政治权力的历史结果,也是以权力范畴为中心安排宪法制度的逻辑需要。宪法原则的效力指涉三个层面:宪法原则效力的纬度,指宪法原则的效力空间范围;宪法原则效力的向度,指宪法原则的拘束对象和作用领域;宪法原则的适度,指宪法原则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权力的眼睛——论福柯对权力的分析

权力问题是贯穿福柯思想的核心问题。传统权力理论未能正确理解权力关系与支配关系,导致将权力视为占有之物,将权力分析局限在政治与法律系统内,习惯从宏大性、否定性、压抑性上来理解权力,特别是传统权力理论始终未能将权力从行为关系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网络,未能将权力看作是活生生的多种＂力量＂的竞争消长过程。福柯通过一种＂微观物理学＂的权力机制拆散、肢解、分割、打碎、解构和冲毁了传统权力理论,揭下了权力神秘的面纱,让我们得以窥视权力真实的面孔。在福柯那里,权力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如何实施和运作;权力关系是一张复杂的、多元的力量关系图,是动态、循环的技术与策略。权力无处不在,不是因为它有特权能把每件事强置在它那无敌的统整之下,而是因为它无时无刻,在每一点上以及点与点之间的每一个关系上被生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