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派”当称为“本色派”考辨

“唐宋派”是现行文学史标称的一个明代作家流派,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主要成员。此种观点自1947年被郭绍虞正式提出后,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对明清相关文献进行考证、辨析可以发现,明代文学史上确实存在一个以“王、唐、茅、归”为核心成员的文学流派,然以“唐宋派”名之欠妥。原因有三：一是推崇唐宋文是明前中期一种普遍现象,“王、唐、茅、归”仅是其中持论者;二是“王、唐、茅、归”不仅推崇唐宋文,同时也推崇其他时代符合他们审美标准的散文;三是“王、唐、茅、归”推崇散文的标准不是以时代论,而是以是否符合他们所倡导的“本色论”而定。深入辨析考察“王、唐、茅、归”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思想,可知他们交往密切,同声应气反对“前七子”文学拟古主义,共倡“本色论”文艺观,故将他们称为“本色派”更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宏襟宇而发其才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相继称雄于文坛近百年之久。对于他们勃兴文学复古运动的群体形象,历来文学批评家大多以“拟古”二字加以概括。然而,叶燮、王渔洋等人,却在心平气和的再三审视中,看到了七子派的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有得与失的两面性,认为在反对“剽窃摹拟”、尊重创作个性方面,王世贞等人的诗评“间有大合处”。虽然他们对七子派文论中的“大合处”缺乏系统性的阐述,对其“间有大合处”的动因缺乏深刻的剖析,但却开启着人们深远的思索。     

略论袁宏道对晚明文学发展的推动

我国明代文学呈现出与历代不同的态势,尤其是中期以后虽然文学流派众多,但却集中表现在拟古主义和反拟古主义斗争中,袁宏道的创作不仅在晚明代表了反拟古主义的潮流,而且创立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极大地推进了文明文学的发展.     

由“酝酿”“感物而动”至“饮之则醉”——吴乔“比兴”论的三个审美层次及其含义探析

吴乔著名诗论“文饭诗酒”不仅明确指出诗文表现方法之不同,而且作为诗歌本质的“比兴”论含义也包括其中。“变尽米形”指的是比兴将个人情感上升为审美情感;“饮之则醉”说的则是比兴所创造和达到的共情空间和移情效果。吴乔提倡的情物关系有两种：一是情感最初产生的情物关系;一是已有情感的“感物而动”,后者即是吴乔所言之“兴”。吴乔“比兴”论的以上三个层次的相关论述极有理论价值。     

明代后七子复古诗学探究

后七子是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诗文流派,以李攀龙、王世贞和谢臻的影响最大,主要继承了前七子的思想,推崇格调是他们诗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对拟古方法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对各种体制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形式作了更加具体而丰富的阐释,修正和发展了前七子的诗学理论,将复古主义推向了新的高潮,但是他们的创作以拟古为特征,某些拟古过甚的作品陷入了为拟古而拟古的泥潭,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对后七子作不加分析的否定。     

船山诗学形成的个人语境述论

王船山的诗学体系有一个逻辑起点,即“诗道性情”,这是船山对诗的基本看法。“诗道性情”虽不是船山的首创,但船山对这个命题给予了具有总结意义的阐释。船山重申“诗道性情”的诗学本体论,综合、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的“言志缘情”的优秀传统,并力图以对“情”的肯定来纠宋诗之偏颇,以对“情”的规范来正李贽、公安末流以及竟陵派的鄙陋,以对“情”的“自得”和“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强调来补前后七子拟古主义的失误,以对“情”的本原（本真）和超越（升华）状态的追寻来实现“写通天尽人之怀”的艺术审美理想和人生人格…     

王廷相的“文以阐道”论

王廷相(1474——1544)是明代一位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文学家。在文学上,他力排“台阁体”,是明中期“前七子”的重要成员。他不仅撰有许多诗文,而且提出了“文以阐道”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论李东阳的《拟古乐府》

<正> 《拟古乐府》诗一百首,是明代李东阳在诗歌创作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李东阳在该诗集的前面写有一篇《拟古乐府引》,其末尾署的时间是“弘治甲子正月初三”。可见该诗集写于弘治十六年(1503)以前。这一百首诗在艺术形式上是模仿汉魏乐府的。弘治、正德年间,诗坛上出现了拟古的倾向。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也提倡“古诗必汉魏”“今体必初盛唐”。清初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曾把李梦阳的诗与李东阳的诗加以比较,他认为李梦阳的拟古诗是“模拟剽贼于声、句、字之间,如婴儿之学语”“求其所以为空同(李梦阳号空同)     

试论李东阳的文体辨析说

李东阳文体辨析说是明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体类之辨与体派之辨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构成,是其诗文理论基石,针对性强,意蕴深刻。其说意在辨清文体畛域,回归诗歌当行本色、规范行文、指导写作、改革文风,客观上又启迪了“七子”之崛起,对明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其亦有保守、不足的一面,尤其是为诗讲究技法,已开“七子”机械拟古之法门,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     

杨慎与李东阳:观察明代诗学流变多样态的视角

杨慎诗学的形成跟李东阳有重大的关系,第一,李东阳主张“求声于诗”,即重视诗歌的音韵之美。作为诗人兼古音学家,杨慎诗学主张更进了一步,是求古韵于诗。第二,李东阳主张辨识格调,开格调论先河。杨慎将辨体意识作为其诗学理论的基石,其诗话就有纵论古今、辨尽众体的特点。第三,李东阳师古但反对泥古,主张自得、自立。同受李氏诗学影响,七子派吸取格调说而建立了更严格的模拟理论;杨慎则以博贯思想批判七子派的拟古主义,为茶陵派别张壁垒,创立六朝诗派,颇有影响。明代诗学的发展呈现复杂的多样态。     

论“末五子”对“前后七子”格调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诗学意义上的“格调”,是指诗歌的体格和声调。首开以“格调”论诗风气的是明代茶陵诗派的领袖李东阳。“前后七子”及其羽翼人物（以下简称“七子派”①）对此加以承袭并发扬光大,他们遂被称为“格调派”。七子派对格调理论的热衷,一方面是由于受其师李东阳的影响,另...     

明代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自觉意识及其意义

明代前后七子复古派文学集团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有清楚的历史使命意识,这种意识的出现,以明代士人分化以及“经术”与“词章”分离为基础.前后七子的文学运动不同于以往任何文学运动,前后七子文学运动打破了地域限制,产生了文学的中心,出现了相对统一的文学主张,他们对文学与理学的关系重新思考,把文学创作提升到与理学平等的地位上.     

“感情的批评主义”：李长之1930年代作家论研究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独具特色的批评家,“明目张胆”地用“感情的批评主义”为作家论之批评宗旨的李长之,在“感情的型”的美学尺度下,以情感体验中的审美感知与兼容理智的作家批评实戡,标示出他1930年代作家论写作的独特魅力。显然,李长之所建构的以情感为中心、情感与识力并行不悖的作家批评范式,在丰富和拓展1930年代作家论的批评内涵的同时,亦对当时的作家论写作具有一定的体式意义。     

别张壁垒于“茶陵” 拔戟自成一阵营——试论杨慎的诗歌理论及创作

明代学者杨慎 ,在众多著作 ,特别是《升庵诗话》中有大量的诗歌理论。就诗歌本质论而言 ,杨慎强调诗歌“主情” ,并在诗歌的学习上兼取众善、融于一冶 ;在诗歌审美论上 ,提倡含蓄蕴藉 ,天然清新 ,同时在创作中主张多读书和用语必有出处。     

论“媚”

通过对“媚”论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考察 ,结合明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徐渭的“媚”论思想 ,可以归纳出“媚”的五个特性 :世俗性、情感性、形式美、阴柔性、个性化。感性生命及动势美是“媚”的本质界定 ,区别于中国古典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代表范畴如“雅”、“和”、“静”、“冲淡”等 ,“媚”是对以宋代美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的突破 ,以及对以明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为代表的新型审美思想的反映。     

清初诗坛与明七子

一 明代七子派,是指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作家。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是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之后,公安派、竟陵派先后崛起,对七子派进行攻击,陈子龙等云间派起而捍卫。不久明亡,而攻击与维护七子派的斗争,仍在清     

明代“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

作为明代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传衍心性之学的同时,“江右王门”以心学作为理论基础发表文学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观念体系。在创作门径方面,他们提倡以“师心”为途径,反对泥古不化;在情感表现方面,他们强调性情之真和性情之正;在文学功用方面,他们不仅重视文学的内在道德修养作用,而且强调其外在的经世为用价值。总体而言,“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对“复古”“师心”“经世”等交织于明代诗文坛坫的理论命题多有关涉,既遵循儒家义理传统,又辅之以现实并发为评议,以经世为鹄的,其学理意识、地域特色以及时代针对性均见突出,对于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的梳理探讨而言,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毋庸置疑。     

论“文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文学性”纷披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文学性”还是历史主义观念中的“文学性”,不仅学术理论、媒体信息等领域所弥漫的“文学性”而且文学中的“文学性”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     

黑尔的“规定主义”价值论

与英国著名分析哲学家黑尔(R、M、Hare1919——)的名字相联系的“规定主义”(PrescriPtism),是当代西方继情感主义之后最有影响的非认识主义价值论派别。规定主义为了克服情感主义的偏颇,以意义的使用论为基础,在价值判断的性质、意义、功能、证明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新见解。自50年代这个理论提出以来,它在西方     

“变乃能复，复乃能变”——吴乔对“变古”与“复古”的创新重构

吴乔对“古”赋予全新定义,重构了与众不同的“变复”论。他指出“变”的是“古”之外貌,“复”的是“古”之神理,变复乃相互有机的共存关系,这是吴乔别出心裁的见解。而且,他根据对“古”的崭新见解,切中前后七子“复古”之谬误,从而纠正前后七子摹拟弊病。吴乔“变复”论是重“意”诗学观的贯彻,他的这套创新的“变复”论突破了既往议论范畴,开拓了“古”的全新境界,因此在诗歌史论中具有极高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