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西安“阅市”

(一) 鲁迅西安之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给他所构思的小说《杨贵妃》搜集资料,并亲身体察李隆基与杨贵妃活动的具体背景。鲁迅对日本友人说过:“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①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四日,由最后一个驿站临潼乘坐临潼镇嵩军第四路步兵第二营营长赵清海的“自动车”,于十四时左右弛进了西安的东城门。这里应当交待一下鲁迅构思《杨贵妃》的一些基本原因。鲁迅在文艺创作上始终有一个重要认识,是:作家对所描写的对象一定要有精深的理解,必须对生活实践仔细“观察”。他说过:“不要看了就写,观察了又观察,研究了又研究,精益求精,那怕是最平凡的事物也能创造出它的生命力来。”②鲁迅的西安     

论鲁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意识流

鲁迅在1926年写的《〈穷人〉小引》中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手记》中的一段话:“以完全的写实主义在人中间发现人。……人称我为心理学家(Pyschologist)。这不得当。但我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鲁迅对此又加以说明:“在这‘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的实验室里,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陀氏强调的是写出灵魂的“深”,鲁迅又补充要反映这灵魂的“全”。简言之,把人的灵魂深处的全部奥秘刻绘出来,或者说,把人的心灵底蕴忠实描画出来,就是这种高的意义上的写(现)实主义。     

果戈理讽刺艺术—“含泪的笑”

果戈理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是讽刺艺术大师。 关于他的讽刺艺术,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有这样一句话,他(果戈理)“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普希金读了果戈理《旧式地主》之后说:“一首我们不由含着忧伤和感动的眼泪而发笑的田园诗”。两位作家肯定了“含泪的笑”是果戈理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     

鲁迅和戏剧

鲁迅先生在他的《呐喊·社戏》上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然而都没有看出什么来就走了。”这是只指旧戏而说的。《呐喊》写在一九一八年以后,照《鲁迅日记》,鲁迅先生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跟教育部到达北京后,只过了一个月另五天,就“与齐君宗颐(寿山)赴天津”,“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齐宗颐并不研究戏剧,鲁迅先生要他同行,因为他在天津有亲戚可以寄寓;鲁迅先生和他友谊之深和久,是仅次于许寿裳的。     

王鲁彦与《文艺杂志》

王鲁彦(1901——1944)是我国“五四”时期优秀的前辈作家之一。他是认真的小说家,也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的一生著译很多,共计出版了三十几本集子。小说有长篇《愤怒的乡村》(又名《野火》),短篇《黄金》《屋顶下》《河边》《伤兵旅馆》等;散文有《驴子与骡子》《旅人的心》等;翻译有《显克微支小说集》《世界短篇小说集》《犹太小说集》等。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彦选集》,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彦散文集》,并重印了他的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据鲁彦夫人覃英说:“这三本集子可以说较全面的代表了他的创作。”鲁彦是一个忠实于人民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虽然经历过不少贫困和挫折,但     

鲁迅的思想和艺术成就--2004年在中法文化交流年的讲稿

主席、各位佳宾:今天我要向诸位介绍的是这样一位中国作家:在黑暗势力面前,他恶魔般地矗立着;在人民大众面前,他忠实如牛。他就是鲁迅,本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生于1881年,死于1936年。1918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狂人日记》时首次采用“鲁迅”二字为笔名。中国现代究竟有多少作家?我不太清楚。但据《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收录,从1917年到1949年10月这段历史时期内,有一定创作实绩的作家多达6000余人。中国现代究竟有多少文学作品我也不太清楚。但仅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介绍,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书籍多达13500种。显然,任何人都…     

“拿来主义”的典范——论鲁迅与俄罗斯苏联文学

对于外国文学,鲁迅的主张归结为两个字:拿来!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他在后期写了一篇文章,对“拿来主义”作了集中的全面的发挥,题目就叫《拿来主义》.在《拿来主义》中,鲁迅以一幢旧住宅作比喻,他说,“拿来主义”者不必探究这住宅是如何到旧主人之手的,而要大胆“占有”,对宅内的物件加以“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了.鲁迅,正是“拿来主义”的典范.二十卷《鲁迅全集》,后十卷全是翻译,闪耀着“拿来主义”的光辉.     

鲁迅自费印这《毁灭》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法捷耶大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廾没有想法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象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这影响的取得,则是鲁迅先生辛勤劳作的结果。这不只是指他的精心翻译,而且是指在《毁灭》的印行过程     

读《求乞者》

《求乞者》与《影的告别》写于同一天,发表在同一天的《语丝》周刊上。如果说《影的告别》是鲁迅严格解剖自己的思想——“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鲁迅致许广平信)而又暂时不能予以证实的苦闷,那么《求乞者》则是这种思想更为形象、更有诗意的抒写,进一步表现出作者“与黑暗捣乱”(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鲁迅致许广平信)的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作品的开始,就在读者面前展现一幅极为鲜明的画面:微风起来,枯叶凋零,四面都是灰土,“我”与另外几个人各自走路……,作者以极为形象、凝炼的笔墨,勾勒了这些景象,组成一幅暗淡、萧瑟的艺术画面。这幅画面是鲁迅对黑暗腐败的旧中国的     

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清醒的现实主义

(一)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论及鲁迅精神时,概括了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里也指出:“鲁迅的思想,虽跟着时代的迁移,大有进展……但有为其一贯的线索者在,这就是战斗的现实主义。其思想方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其结论”。鲁迅自己也说:“即如我自己,何尝懂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在谈到自己的思想转变时,鲁迅也强调是“由于事实的教训”才“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鲁迅自己,还是他的战友,都一致地认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特点。     

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正名

《古代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一九二七年春夏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的讲义。题名是鲁迅最后确定下来的。这一讲义,是鲁迅于一九二六年九月至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开手之前鲁迅初定名为《中国文学史略》(见鲁迅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致许广平信:“如果再没有什么麻烦事,我想开手编《中国文学史略》了”)。鲁迅在这以前,已有编写一本中国文学史的打算,他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四日致许广平信中,说自己在厦门大学担任的课程之一“是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鲁迅     

鲁迅与显克微支

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鲁迅的小说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称得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鲁迅先生在批判继承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吸收了外来的养料,对我国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全面的革新,把短篇小说的地位提到空前的高度。短篇小说因为出现了《呐喊》、《仿徨》而成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成就最大、水平最高的领域。不仅如此,还由于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塑造了阿Q等一系列著名的典型人物,从而使年轻的中国新文学迅速走向世界,显示出它无比的艺术生命力。法捷耶夫说得好:“鲁迅是短篇小说的能手”,“他是和契诃夫及高尔基并列的”(《论鲁迅》)。这并非溢美之辞。 比较说来,在创作初期鲁迅先生对我国短篇小说的革新,更多的是藉助于外国短篇小说之力。鲁迅曾经说过:“旧文学衰颓时,因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他自己开始创作时“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而其中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他说:“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里(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同上)一九○九年鲁迅编辑出版的《域外小     

批判斯丹达尔的《红与黑》

一 斯丹达尔是巴尔札克同时代的法兰西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写于一八二七年至一八三○年间。小说是作家根据一八二七年法院公报一则消息写成的,原先定名为“于连”,到一八三○年才定名为“红与黑”。     

“平实见峥嵘、简朴存风韵”之法:诗的渗透

鲁迅的小说充盈着诗情,这是大家所公认的,日本学者增田涉说:“鲁迅写小说的时期,是他生活中的早期或前期,……他的诗人的、或抒情的一面,适度融合于为进化论的人道主义所支持的尖锐讽刺里,开展了有声有色的世界。”(《鲁迅的小说》)唐弢则认为:“从作品存在的普通特征考察起来,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另一独特的内容,是它的抒情性,凝炼通达,酣畅舒展,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是一首动人心弦的抒情诗。”(《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这方面的论述,还可以举出许多。众多的论述对于“融合”的范围、程度等虽有不同认识,但认为“抒情”乃是这种“融合”的标志,庶几相近。     

鲁迅与象征艺术

在文学史上,就象巴尔扎克、易卜生、高尔基这样著名的作家所采用的艺术方法,也不是自始至终清一色的;各种艺术方法之间,不仅有互相抵触排斥的一面,也有互相联系溶合的一面。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奠基人,现实主义是他始终遵循的正宗。但同时,他也将象征主义(象征手法自古有之,象征主义大大扩展了文艺创作中所存在的这种手法)等艺术方法有价值的东西,大胆“拿来”,为“我”所用。本文试从鲁迅读过的象征艺术理论、评价过的象征主义或运用象征手法创作的作品、写过的象征主义或具有象征色彩的作品,具体论述他的创作方法的非单一性,在这位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创作中给象征艺术以应有的位置。     

鲁迅论《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的光辉巨著,鲁迅先生对《红楼梦》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是我们研究这部古典名作时极有价值的启示。本文就学习鲁迅的有关论述,择要谈几点认识。《红楼梦》是人情小说《红楼梦》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小说,自该书问世以来,就众说纷纭,争论不休。鲁迅先生是一目了然,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明确地把《红楼梦》作为“清代人情小说”(下引见此书者不再注明)的代表作。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谈到清小说四派中的人情派时,也指出:“此派小说,即可以著名的《红楼梦》作代表。”什么是人情小说呢?鲁迅在介绍明代的“人情”小说时解释说:“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达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     

鲁迅与进化论及赫胥黎、严复与进化论——也论鲁迅前期的宇宙观

鲁迅前期(“五四”前后——“二七”大革命前后)宇宙观(世界观)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的因素恐怕要算进化论了。他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地说他前期是“只信进化论”(《三闲集·序言》)的。鲁迅开始接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媒介者是严复,严复是把进化论引进中国的第一个人。其实他一生并未翻译过一本达尔文关于生物学的著作,使他最负盛名的《天演论》则是英国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意译本。赫胥黎在此书序言中说:“最近许多年来,……我的注意力大部分已经转移到近代科学思想对于道德和政治问题的关系上去,”《进化论与伦理学》就是他把进化论运用到哲学,社会学领域的论文集。由此可见,鲁迅打接触进化论的第一天起,即不单单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给予欣喜的拥抱,主     

阿Q—“我们国人的魂灵”——兼谈典型的“共性”

《阿Q正传》问世以后,虽然被誉为鲁迅先生的代表作而为广大的人群所诵读,虽然它的声名久已越出国界,而为东西方各国的读书界所称道,但是,鲁迅却认为:“《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鲁迅书信集·致沈西苓》,1936)鲁迅先生在阿Q的问题上,恐怕是有深深的寂莫之感的吧。在《<绛洞花主>小引》里,鲁迅先生曾不胜感慨地说过: 《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     

强加于鲁迅的一个论题——《水浒》“写心说”为鲁迅观点驳议

鲁迅对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名著《水浒》作过深刻评论,有着独特见解。他关于《水浒》的一些科学论断,至今对《水浒》研究有着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正确地阐扬和继承鲁迅的科学论断,对促进《水浒》研究的深入发展,无疑具有深远意义。欧阳健、萧相恺同志的《水浒新议》一书(以下简称《新议》,凡引自该书的原文,只注页码。),挖掘出鲁迅关于《水浒》的一个“基本观点”:《水浒》的精神在于“为市井细民写心”(以下简称“写心说”)。书中有三篇文章集中论证了鲁迅有这个观点,并以它作为全书的立论根据,当作一个重要发现加以阐扬和发挥。“写心说”到底是不是鲁迅关于《水浒》的观点呢?这关系到正确地继承鲁迅的思想和文化遗产的问题,也关系到《水浒》研究的深入发展,不可以不讨论清楚。     

《阿Q正传》和《变形记》哲理内涵比较

鲁迅和卡夫卡是在思想、气质、个性和风格诸方面都反差极大的两位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是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念念不忘此岸世界;卡夫卡是虔敬的宗教徒,对彼岸世界念念不忘。鲁迅是真的猛士,拥有“粉碎一切”的勇力;卡夫卡是“软骨头”,哀叹“一切粉碎了我”。鲁迅是现实主义艺术家;卡夫卡是表现主义艺术家。鲁迅富有幽默感;卡夫卡几无幽默感。…… 但是,这样两位作家的中篇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和《变形记》,在哲理内涵的表现上却存在着引入注目的“异中之同”,它们都揭示了异化;并且,又存在着更加引人注目的“同中之异”,即《阿Q正传》主要以现实主义艺术方式,从客观角度描绘出了人在社会里的异化处境——阿Q作为一个愚昧麻木的农民在封建性未庄的异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