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五马"与谯王

东晋的宗室主要为"五马"与谯王,他们南渡除战乱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他们都处于东海王越权力体系的外围.尤其是琅邪王睿迁镇建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东海王越将他边缘化的结果.东晋皇帝多依靠宗王来对抗门阀,宗王势力的消长与当权门阀的兴衰呈现明显的对应关系.     

五代幕府文职僚佐

五代沿袭并发展了唐代幕府辟署文职僚佐的制度 ,大批文士进入五代幕府 ,这种局面无疑有利于幕府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地方节镇辖区政治、经济的运作。但幕府 ,尤其是地方节镇府蓄养大批文职僚佐也必然加剧分裂割据倾向 ,成为五代政权频繁更迭的一种隐患。幕府辟署文职僚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科举制度不健全带来的文人入仕艰难的状况 ,入幕成为文士跻身政治舞台的主要途径。由幕府成长起来的大批文人政治家也为五代区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谁为莲府座上客 ? ———从唐人小说看幕府选择僚佐的倾向性

使府僚佐是使主的参谋与助手,在藩镇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使府选择幕僚时十分慎重。进士出身是朝廷对幕府僚佐辟署制度的最低限定,进士成为幕府首选;名士能够提高幕府声望,故藩镇盛礼争聘;文笔之士能迅速传达信息,尤为藩镇青睐;而使府对章奏表檄的重视及其传播效应,无疑会提升应用文体的写作水平。     

读敦煌吐鲁番文书札记

这篇札记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斯一一三号文书，指出户籍中户主姓名冠以“兵”者为兵户，身份低下。户主姓名冠以“大府吏”者，其人为职吏，其户为吏户；冠以“散”者，其人为散吏，其户亦为吏户。吏户的身份亦较低下。兵户、吏户都是役户。第二部分论述西魏大统十三年籍（斯六一三背）反映苏绰的打破门资的政治经济思想。第三部分分析考证包括三个断片的残文书，应拟名为：唐开元十六年北庭都护勾帐草。     

西凉户籍残卷中的“大府吏”解

传世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十六国时期西凉户籍残卷。原件藏英伦博物馆,卷文收于中华书局出版之《敦煌资料》第一辑。该残卷尚余十户居民之户籍,户主各注社会身分,有兵、大府吏、散户之分。对于“大府吏”,陈垣先生在《跋西凉户籍残卷》一文中解释为:“大府即太府,掌财赋之所。太府吏者给事财赋所者也”。这里所说的大府即太府,吏即“给事”公务的吏户,都是对的,但对西凉时太府的解释则有待商榷。陈先生是依据周宫中的太府来解释的,其实周以后太府则“历代不置,然其职在司农     

魏晋南北朝时期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探讨

霸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而特殊的机构和政治现象,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和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霸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出现,导致霸府频繁出现的原因有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的削弱;幕府机构和公府机构的高度膨胀;魏晋南北朝时期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     

论唐前期节度使僚佐的辟召与迁转——以科举学历拥有者为中心的考察

唐前期是节度使府制度形成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科举学历的拥有者大多是应府主的辟召而入幕的,很少主动谋求幕职,而其入幕后普遍会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府主虽然可以自行征辟僚属,但仍需通过报请的方式获得朝廷的认可。此期已经出现了为使府僚佐加朝衔、宪衔以标示其个人品位的方式,但尚未形成正式的制度。除了少数人因特殊机缘而获得较好的升迁机遇以外,大多数使府僚佐离开幕府后的迁转情况并不好。这主要是由于节度使的使职差遣性质,使得其没有被纳入帝国的职官体系与官阶序列,因而士人担任幕职的经历也就无法成为迁转的依据。     

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

汉魏之际的政治剧变对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君权式微、京师被毁 ,使原来以侍卫君主、保卫皇宫和京城为职能的东汉禁卫武官制度无法正常运作 ,原有禁卫武官的职能难以实现。汉末的政治剧变为曹操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契机 ,曹操的州牧府→大将军府→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幕僚制度是曹魏政制的基础和雏形 ,在州牧领兵体制下曹操幕府在军事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并形成了以统领中军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并保护其安危的霸府禁卫体制 ,曹魏王朝禁卫武官制度便直接脱胎于此。最初在曹操幕府中出现了统领中军的中领军及中护军 ,后又发展成为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新生的领、护军制度与汉代制度也有一定渊源关系 ,护军之制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大将军出征幕府负责监察军法的护军或都护军中尉 ,领军之制则起始于曹操幕府设立之初的行中军校尉 ,校尉之制乃是对汉代八校尉、五校尉乃至汉末西园八校尉 (有中军校尉 )之制的承袭     

试论汉魏之际幕府制度的变迁

幕府制度在汉末魏初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幕府结构看,将军号的滥授使得依将军号而开府者的数量大量增加,"开府"这样一个用以表示被授予者可以参照三公府的制度来设置僚属的称号也出现了。同时,幕府中大量新的职位被创制出来。其中参军一职经历了由非正式到正式、由地位较低到地位较高的发展过程,日后构成了幕府的主体。其二,从幕府性质看,首先,幕府转变为承担谋议、监察等多项事务的机构;其次,幕府在官员仕途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经过幕职而迁转的官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最后,幕府中的僚属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标示其个人身份的意义,与其具体职责发生了一定的分离。     

崔致远非“宾贡科进士”辨

崔致远是晚唐时来自友邦新罗的一位诗人,在中国唐朝生活、仕宦长达十六年之久.他以宾贡(异域贡士)身份荣登唐朝科第,并在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府刀笔为吏四年.首先阐释了宾贡的涵义,然后用翔实的论据证实崔致远不是"宾贡科进士".籍此对历来说法不一的崔致远的进士及第方式作一考证式的探究.     

汉代“军吏”起家研究

"军吏"在先秦时仅指军队里的各级军官,起家途径以军功为主.两汉时,一方面将军从"军吏"中分离,校尉成了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点;另一方面,除了军队中校尉以下的军官,各号将军幕府的属吏以及中央或地方部分负责军务的武官也被纳入"军吏"的范畴,不少士人和士卒以此起家入仕.随着"军吏"群体的扩大以及选官制度的发展,汉代"军吏"的起家途径更加丰富,涵盖军功、将军或都尉辟请、举荐、朝廷征拜、招募、察举等.相比于文官与后世"军吏",汉代"军吏"的起家仍保留"尚首功"特色,体现出明显的原始性.     

唐代幕府环境对幕府小说创作的贡献——唐代幕府小说繁荣原因系列探讨之二

唐代幕府小说的繁荣原因,除作者主观上为表现个人才学、使主的文人品格及尚奇意趣外,还与幕府环境大有关联。幕府环境主要包括幕府剧谈风气、幕僚尚异、使府人员的固定性与流动性以及志同道合的文人聚合等,这些因素促进了幕府小说的繁荣。     

唐代藩镇使主对幕府小说创作的影响——唐代幕府小说繁荣原因系列探讨之一

唐代幕府小说的繁荣,除作者主观上为表现个人才学外,还与幕府环境大有关联。幕府环境主要表现在幕府剧谈风气、使府人员的固定性与流动性、使主的好尚以及志同道合的文人聚合等方面,而使主的文人品格与尚奇意趣对幕府小说之生成尤为重要。     

戴叔伦的传记碑文及其诗文辑佚

戴叔伦(732—789)是唐朝大历贞元之际一位著名的诗人和良吏。据权德舆所作的《戴叔伦墓志铭》载:戴叔伦,字幼公,祖先本谯国人,后来移居丹徒,遂定居焉。《新唐书·戴叔伦传》便称戴叔伦润州金坛人,可见他的籍贯是金坛(今江苏省金坛县)。 戴叔伦是位著名的文学家。李肇《唐国史补》载唐代“位卑而名著者”有李北海(邕)、王江宁(昌龄)、萧功曹(颖士)、杜工部(甫)、韦苏州(应物)、梁补阙(肃)等十三人,其中就有戴容州(叔伦),这些人都是有唐一代著名的文学家。由此可知戴叔伦在当时的声誉之高;戴叔伦曾被刘晏辟为幕僚,在转运府中任职。后主运湖南,又任东阳县令、抚州刺吏等职,官做到容管经略使。他为政“清明仁恕”,一生政绩卓著,故“所到之邦,必     

政治失势者与经济发展:以近代中国与日本为例

落后国家需要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才能实现赶超,但这可能会触动既得利益,特别是当权者可能担心成为政治失势者(political loser)而竭力阻扰。为何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日本呢?首先评论了已有解释的不足,然后从政治失势者的角度考察中日政治结构的差异。两国的政治失势者皆为中央政府,即中国的满清朝廷与日本的德川幕府。最大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的官僚社会中,由科举产生的地方官僚基本上为满清朝廷所控制;而在日本的封建社会中,世袭的大名藩主拥有制衡德川幕府的实力。因此,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失势者在日本很快被推翻,在中国却得以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近代中日发展的巨大反差。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金兆燕游幕游宦与清代乾嘉学风及国家文化政策之关系

清代中叶以督抚学政大员为主的学人幕府在汉学兴盛、古学复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卢见曾两淮盐运使幕汲汲于识才造士,影响甚大。金兆燕活跃于乾隆时期文坛,以文士身份入两淮盐运使署十载,其幕府生涯体现出清代学术与政治文化及学风士习之间的复杂关系。乾嘉幕府崇奖经学的过程也正是清代专制皇权空前强化的过程,金兆燕八应会试始及第,其后扬州府学教授之冷宦、京师国子监博士之宦情冷落则又可视为其游幕遭际之延伸,而幕府、科举及仕宦在其中得以最完美地延展其本相,并助成中国封建社会士人命运的一道同风。     

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士活动考辨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爱好文义,以其宗室令望,致力于文学人才之招集活动。刘义庆所招文士,入于义庆府者共八人,另有三人辟而不就;所形成的文学群体在人员的出入流动中保持了相对一定的规模。刘义庆招集文士的活动,自刘宋开国之始一直持续到其晚年,在江州会聚文士只是其整个招集文士活动中的一点。除开江州以外,京师建康、荆州、南兖州也是刘义庆招集文士的重要地点,尤以荆州最为突出。因此,所谓"江州中心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荆州时期才是刘义庆招集文士活动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吏役的来源及代役的产生——魏晋南北朝吏力制度研究三题之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吏役的主要来源是固定的应役户,他们主要是举家世代应役的农民;其次还有出身于侨杂、寒贱与孤贫的人;吏役的另一来源是募吏。吏由地方长官征召,要免除吏役,一要得到地方长官的批准,解除吏名;二要得到地方长官的施恩、遣免;三要本人立功立事,身份起了变化。服吏设的人,被视为“舆皂微贱”,官员可凭其喜怒任意对待。吏力制的代役,在东晋和北方姚秦统治时期已出现吏力制的代役,吏力交纳的代役钱,称为“恤”,“恤”由吏力制的代役钱物的专称还演变成一般代役钱物的通称。交纳“恤”的吏力比起服见役的吏力要少,见役与代役并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力制,在北魏分裂后开始蜕变,隋及唐初已届尾声,而转变成新的制度。     

论公武合体运动

幕末 ,西方的冲击促成了日本的民族危机 ,同时 ,也加深了幕府统治的危机。以西方冲击为契机 ,受控于幕府的朝廷和强藩提出了重新分配政治权力的要求。于是 ,幕府、朝廷、强藩进行了一场政治上的整合运动 ,即公武合体运动。公武合体运动是三支政治力量为各自利益而相互妥协的矛盾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