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笑话的联姻：以吴趼人的小说为例

近代小说作为“谈资笑柄”的性质，有鲁迅先生的论断在先，只是这层意思容易被“谴责”所遮蔽。吴趼人“笑话小说”的概念虽然不大为人注意，却很能体现笑话与小说两种文体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吴趼人短篇小说中的笑话因素及吴趼人长篇小说中的谐趣风格其实也会让人联想到“笑话小说”。在吴趼人的小说中挖掘笑话特征及其它谐语因素的明显印迹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强调“谈资笑柄”可以理解为一种文体；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对鲁迅所理解的吴趼人进行再理解，力图恢复吴趼人小说的原本风貌。     

吴趼人的笑话小说

＂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名称在近代还不普遍,因而吴趼人提出的＂笑话小说＂具有非常高的文学史价值。他亲自创作的笑话小品中＂新意识＂和＂新趣味＂的加入,很有代表性。     

吴趼人家庭、生平、思想拾零

关于吴趼人的生平,最有权威的著作大概是李葭荣的《我佛山人传》了。李与吴同是广东人,又都寓居上海,彼此是好朋友,李对吴应当是非常了解的。传记发表在1910年农历十月的《天铎报》上,距吴趼人逝世仅一个月,传中的材料应该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后人对吴趼人生平的介绍,大都以此为本。传中说,吴趼人“广东南海县人也。其先卜居佛山”。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     

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理论根源

二次革命后,孙中山放弃了原先的民主自由理念,主张个人独裁与一党专制。他认为党员和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多是导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革命应该不是扩大而是削减民众的自由。孙中山这一思想就成为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理论根源。孙中山想用集权专制的办法争取民权是不现实的。     

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道德批判

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看做是《新小说》杂志的一部分,以民族主义想像入手,并将它与其他＂新小说＂作互文对读后,认为在小说结构上渗透了吴趼人的道德关怀,以及在对伦理体系崩溃的叙述中隐含了一定的道德批判;并且指出了小说的遁世倾向,这是因为作者暂时觅寻不到正路。     

超越“影响的焦虑”——谈小说《新石头记》对《海底旅行》的仿写与超越

"影响的焦虑"是由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关于诗歌影响研究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后来的诗人对前辈诗人有着先天性的焦虑感。运用这一理论分析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后发现,《新石头记》中贾宝玉漫游海底一段受当时在《新小说》上连载的《海底旅行》的影响,在仿写过程中,吴趼人试图对《海底旅行》有所超越,而这一心态正是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     

论民初进步党的立党理论及分裂的思想根源

"政治对抗力"论与"开明专制"论是民初进步党的两种基本的政治思想主张.梁启超等人提出"政治对抗力"说作为立宪派系联合成进步党的立党理论,反映了立宪派人士建设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而"开明专制"论则是进步党联袁排国民党的理论依据,属于现实的政治路线.但是,这种政治主张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冲突."二次革命"后,政见和思想的分歧,使进步党分裂成"内阁派"与"国会派",这两种政治思想成为各自的立论基础.此后,"开明专制"说被进步党人士摒弃,"政治对抗力"则在反袁护国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梁启超等人继续参与政治的理论基础."政治对抗力"说与"开明专制"论的此起彼伏,折射出民初知识分子探索建设共和之路的曲折历程.     

试论吴趼人的短篇小说

假如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评估吴趼人的短篇小说,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其思想是矛盾落后的,其艺术是粗糙肤浅的。然而,在中国小说史上,吴趼人的短篇小说毕竟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透过其矛盾落后和粗糙肤浅的表面,以历史的眼光去考察和审视,我们可以探寻到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并能真正把握吴趼人短篇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实质。1 吴趼人的十篇短篇小说的主题主要集中在这样四个方面:1.对清廷“立宪”骗局的揭露;2.对官场黑暗的批判;3.维护封建的旧道德;4.对洋人侵略的痛恨和对外来文化的拒斥。这四个方面,吴趼人所表现出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有其积极的一面,但矛盾落后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的。《庆祝立宪》(1906年10月)、《预备立宪》(1906年11月)、《大改革》(1906年12月)、《立宪万岁》     

论吴趼人的小说创作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他以大量的小说创作 ,猛烈抨击了晚清社会的种种阴暗面 ,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歌颂了近代历史背景下的爱情故事 ,从而使小说这一最为通俗的文学体裁 ,恰如其分地充当起“改造社会、开启民智”的作用。因此 ,对吴趼人不能简单地以“谴责小说”家观之     

晚清“类乌托邦”小说的政治想象

晚清出现了一批叙说＂政治理想＂的＂类乌托邦＂型小说。类乌托邦小说不同于晚清谴责小说的对现实的直白批讽,它们在幻想中熔铸了作者对如何突破现实的重重包围,从而走上强国之路的思考与探索,构成了小说与国家叙事的对话。笔者试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与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为中心,探究其政治想象。     

论墨子“尚同”非专制

对于墨子的尚同政治主张,学术界存在两种看法,一为专制,一为民主。事实上,讨论墨子之"尚同",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尚同之目的。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尚同"既可以是专制,也可以是民主。通过考察"尚同"之目的、形式与内容各方面,将"尚同"置于"兼爱"的社会理想之下,不仅要求"下同于上",也要求天子上同于天、顺应民意、主动接受贤臣的影响,则"尚同"非专制明矣。此外,"尚同"并不要求上下之义绝对的一致,而只是无限接近。     

主体的构建：吴趼人小说中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

吴趼人的大部分小说都是围绕“恢复我固有之道德”的文化主张而展开的,“怪现状”与“文明境界”是这一文化主张具有标识性的两个体现者。“怪现状”现象是清末社会的文化写真,小说家通过“固有之道德”这一装置,揭示了儒家文化在清末衰落的事实,构成了“恢复”儒家文化主体性的逻辑起点。“文明境界”是对未来国家的文化想象,小说家通过对道...     

专制主义概念辨难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民主与多数的专制--解读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了多数的专制的著名论断,成为当代民主理论中的常见话题。许多学者从对多数的专制的反思走向对民主的否定,这是对托克维尔的这一著名论断的误读。事实上,他并没有因多数的专制的危险性而否定民主。既要防止多数的专制的危险,又要坚持人民主权的民主原则,这才是托克维尔的真实思想。     

论专制主义（上） ——专制主义概念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

汉语中的“专制”一词并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这是中国古代帝王臣民普遍认可的观念。鸦片战争以后,人们逐渐习惯于将“君主”与“专制”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一观念放大到古代,这是一种误读。一般说来,君主总是尽可能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军事指挥的特殊性和笼络重要人士的需要,才授予臣下“专制”之权。古代人臣专制有受命与不受命之别,是否奉承了君主之命,是判断人臣专制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历代君主对“背法专制”者无不施以重罚,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人臣超越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力,即使所做的事利国利民,也要受到责罚。专制制度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官吏,专制帝王需要的是俯首贴耳的驯民。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是非常突出的矛盾,撇开法律和制度的制约,绝大多数君主都难以防止皇权的异化——人臣专制的发生。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大势是君权不断强化,人臣专制是暂时的,他们想要建立的最高权威不外乎皇权,其实质是专制王权的变态与向专制王权的回归。古代“专制”的应用语境直接关系到专制政治的定义,是研究君主专制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     

《新石头记》与清末民初的文化变迁

清末小说家吴趼人,他的《新石头记》借用了《石头记》(《红楼梦》)中的人物,而核心的情节是写贾宝玉等人“与二十世纪相见”.面对欧风美雨,传统的文化人如何回应西方的挑战?中国怎样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吴趼人试图回答的问题.他一方面提出了“中体西用”的答案,另一方面又对这个答案将信将疑,新文化人“全盘西化”的立场已呼之欲出.从《新石头记》的新人格理想看清末民初的文化转型,我们对时代精神的变迁可以获得较为亲切的感受.     

现代中国历史小说的发生——以吴趼人、曾朴为例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晚清，“小说界革命”的文学运动在引进新的文学观念与创作方法的同时也促使历史小说开始向现代嬗变。在这一过程中，吴趼人是第一个对传统历史演义进行历史小说转化的作家，曾朴则是第一个从事全景式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他们为现代历史小说开创了最为基本的两种形式。     

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

近代西方和日本的"专制中国"印象及"专制"概念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传统思想研究。"专制"概念的多义性以及现代学界对"专制"内涵理解的侧重点不同,导致了相关学术观点的分歧。20世纪的法家思想研究主要有两种分析模式,一种思路强调思想动机与客观效果相对二分,另一种思路主张以思想的客观效果来分析和评判该思想的属性。前者否认法家思想是一种"绝对君主专制理论",后者反是。法家思想研究,应发挥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之长,克服教条化、模式化的弊端。     

抗战时期大后方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斗争

抗战时期虽然实行国共合作，但国民党仍不放弃其专制统治，在文化上实行种种专制政策；颁布一系列反动法规；设置反动文化机构；制订反动的“文艺政策”；压迫和扼杀进步文化团体。为了放手发展抗日文化运动，中共领导进步文化界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进行坚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表现在：强烈呼吁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深入批判国民党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文艺政策”；坚决抵制法西斯主义的书报审查制度；努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斗争，是一场重要的文化思想、文艺理论的斗争，也是一场重要的政治斗争。这场斗争时间长，范围广，规模大，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