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丧"起源新论

“三年之丧”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期,但是当时并未真正实行过。殷代和西周也未实行过“三年之丧”。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一种"既葬除丧"的短丧。《尚书·无逸》所谓"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指高宗诚信地进行衣祀,阴即衣祀。三是虚数,三年是指殷代的一个衣祀年。殷人从武丁到帝乙、帝辛时代一直在举行衣(殷)祀,即系统的周祭。春秋时期孔子等人结合殷代的周祭,将当时通行的"既葬除丧"的社会习俗加以规范理想化的改造,就演变成了后世儒家尊奉的"三年之丧"这种丧服制度中的最高礼仪。     

唐朝寿王李瑁与皖西关系考索——兼论唐朝"封建"制度的象征性质

唐玄宗李隆基之子寿王李瑁是贵妃杨玉环的前夫,依据中国古代分封制的原则与规律考证,李瑁爵号中的“寿”字是一个地理概念,指唐朝的淮南道寿州,大约相当今天的皖西地区;并进一步考论,与周朝和汉朝时期不同,唐朝的“封建”制度只具有象征性质;且认为,作为寿王妃,杨玉环与皖西存在过一种独特的关系。     

御史大夫职掌辨

林剑鸣先生在《秦汉时代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居延汉简解读笔记》(《兰州大学学报》1983.3)一文中,认为御史大夫是“为率(牵?)制丞相而设”,其职掌是监督和牵制丞相、分割丞相之权。我认为林先生的论断是难以成立的。第一,关于《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据此人们认为御史大夫之职掌就是(?)助丞相统理政务,为副宰相。林先生认为此“乃后人之误解,汉代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说: “‘副’在古代有剖开、分割之意。”举《诗经·大雅·生民》“不坼(按即“坼”字)不副”及《礼记·曲礼上》“为天子削瓜者副之”为证。于是得出:“‘副丞相’者,分割丞相权者之谓也。”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白。一个是“副丞相”之副是否与此二处之副同意。按“不坼不副”是指生孩子,孩子从母体生出来犹如分割母体之肉。“为天子削瓜者副之”是指把瓜剖切开。(参郑玄注)若“副丞相”之副同此二处,则可解为“分割、剖切丞相”,即从内体上分割丞相。此意决不可解。可知林先生所举例证无法说明问题。其二是汉代人对“副”如何理解。《史记留侯世家》“误中副车。”《索引》引《汉官仪》“属车即副车”。蔡邕《独断》:“奉车郎御属车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则省诸副车。”此副车即属车。《释名·释首饰》:“王后首饰日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贰也。兼用众物成其饰显。”《后汉书·景丹传》“迁朔调连率副贰”。注:“副贰,属令也。”《续汉书·舆服志上》:“后从为副车。”《后汉书·南匈奴传》左贤王为单于“储副”,此外,两汉书中还有副中郎将、副王、副校尉、副封、副侯、副使等名称,皆为副属、次贰之意。总之,汉代人所谓“副”是指从属、次贰,与今天所谓正副之副同。并没有分割、剖开之意。     

木帆船时代三沙海域航海"定位"初探

木帆船时代,海南潭门与文昌渔民是三沙海域的主要开发者.他们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总结并形成了纸质文献《更路簿》.但《更路簿》的使用离不开航海过程渔民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物候观察,以及人文习俗.木帆船时代,如果没有渔民世代累积和口头传承的物候定位,《更路簿》在耕海和贸易中的"导航"功用就不可能实现.物候定位与《更路簿》、"斗台风"等构成了海南渔民开发三沙海域的主要航海技艺.海南渔民开发三沙海域的航海技艺是三沙历史文化的灵魂.     

杂剧亚脚色"哮"、"郑"、"偌"考

文章首先界定“亚脚色”的概念,梳理有关“哮”、“郑”、“偌”诸种亚脚色研究的学术史,通过文献以及民间俗语的研究,证明此类脚色专称皆为伶人用语,“哮”为“醋大”之义,即戏曲中所谓酸丁,“郑”的含义即“道人”,“偌”即杂扮艺人,意即模仿、相似,也即伶人所谓“似象”。     

汉代小说略论

汉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肇始时期,“小说”一词在汉代也成为专用名词。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秘府图书时,对当时存在的“小说”进行了校录。汉人小说,至今或佚或残,已无完秩。今传所谓的汉人小说若干种,如《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等,皆为伪托之作。     

朱熹与"浙学"

近代以来,南宋“浙学”即被视为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流风所至,连海外学者也深受影响,误以为朱熹发明“浙学”之初,即是针对二者而言。还原朱子使用“浙学”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其所谓“浙学”往往意味着吕祖谦之婺学。     

井冈山时期第三次反"会剿"几个问题之我见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斗争史用力甚勤,成果颇丰。但也有不少问题需作进一步探讨,比如,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下山是继红四军主力出发赣南之后的又一次“战略引退”,而不是标明井冈山保卫战的失败,更不是“弃守逃跑”;“围魏救赵”是“柏露会议”最后决策的,但此前已经多次提出,此后又召开过一系列重要会议加以贯彻落实;“围魏救赵”决策有得也有失,即在战略上是积极的、主动的,在战术上又是不完全可取的。     

汉武帝时期丞相频更因由之分析

汉武帝执政五十三年,前后更换十二人为相,执政之长,更换丞相之频繁,秦汉诸帝比之不及。究其原因,不仅与武帝一生的履历、性格有关,更与当时社会变动不居的大背景需求有关,直接原因则是秉相者本人。武帝时期丞相的拜命及相权的变化,可分为稳定、削弱和恢复三个阶段,反映出这一时期西汉统治集团沿循着由固步自封到顺应时势、有所创新,再回到面对现实、再调机制"三步曲"的道路。     

牟宗三与唐君毅气论之比较

唐君毅与牟宗三两位先生的气论相异甚多,主要原因在于对“气”的理解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唐先生从中哲发展史出发来了解“气”,透过始自先秦,经两汉、魏晋、宋明,最后至清朝等各时代之气论研究,而来统整并做出诠释。而牟先生的“气”,则经常是基于西方康德或是宋明程朱理学而进行诠释,然而不论程朱或康德,皆有重理贬气、尊理性而贬感性的倾向。如此一来,也就造成了两位先生看法之殊异。牟先生贬低汉代、清代的气化论,视之如自然主义或“生之谓性”传统。而在宋明三系的区分中,牟先生也没有给气论留一个位置。反观唐先生虽亦不喜清代学术,但对于清代重视情感、汉代的气化宇宙论等观念,则较能有所同情。唐先生以为,中国哲学之“气”具备了精神之意义与价值,不同于西方物质意义下的惰性与价值中立;他同时也将张载、蕺山与船山等归于气论派,而这是牟先生所不承认的。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