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贫困问题

城市贫困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我国目前城市贫困问题具有非常明显的突发性、困难性、交融性、多元性和分散性等特性。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贫困加剧的原因主要是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等。对解决现阶段的城市贫困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城市新移民贫困救助和社会保障机制研究

城市新移民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新兴事物,通过对我国城市贫困救助及社会保障制度现状的考察,重新构建了城市新移民的贫困救助和社会保障机制。对于不同类别的城市新移民,社会保障机制的目标不同,对于长期在城市工作,已经有了相对固定住所和工作的城市新移民,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应该是通过规范的、系统的制度来保障他们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正常的社会保障。对于短期务工、常年流动的城市新移民,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是进行贫困救助,帮助他们在没有收入、没有工作、发生意外伤害的时候得到援助。     

中国西部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城市贫困已成为我国现今城市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在对贫困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西部地区城市贫困现状的分析,揭示出其产生和扩大的深刻原因并由此提出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     

经济转轨以前俄罗斯人口贫困状况及原因

人口贫困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历史范畴,究其实质而言,这是一种能力贫困。中国和俄罗斯等转轨国家在改革前存在许多共同的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这就注定了贫困与反贫困问题必然要成为这些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所不同的是,苏联和当代俄罗斯的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收入贫困,中国则主要是知识贫困。苏联时期人口贫困的主要原因有经济绩效的递减趋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错误、所有制结构的单一、收入分配机制中的平均主义。     

城市贫困:原因分析及治理对策

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稳定大局 ,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分析了城市贫困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扶贫解困的政策措施。     

“苏南模式”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相对贫困问题

在区域经济整体繁荣的苏南地区 ,也存在明显的农村相对贫困问题 ,表现出就业类型的传统化 ,贫困线水平的高端化、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弱势群体的“赤贫化”等特点。认为“苏南模式”城市化自有的特点和不足 ,导致农民交换权利的不断恶化 ,是造成农村产生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 ,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生存-发展-风险”视角下离土又离乡农民工贫困状况研究

伴随城市化发展,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贫困的城市化”现象日渐凸显,农民工特别是离土又离乡农民工已成为城市贫困人口新主体.以往对贫困研究多聚焦“生存”,少关注“发展+风险”,贫困指标选取方面不是单一化就是多维的碎片化.文章基于稀缺理论及风险社会理论,提出“生存-发展-风险”的贫困三维视角,并用2008年流动人口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进行测算,结果显示农民工贫困状况令人担忧.绝大部分贫困农民工不仅收入受到剥夺、发展受阻,而且缺乏社会保险易因外部风险致贫;此外,他们的主观剥夺感也强于非贫困人口.研究进一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主要工作职业和地区对是否沦为贫困有显著影响.     

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市二元结构”及其影响

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消除,反而逐步向城市蔓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在城市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阶层,他们与城市居民共同构成了“城市二元结构”。“城市二元结构”的日益强化,将导致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加大城市管理的难度,并造成城市化进程的不稳定。为此,应从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加以考虑,积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加强城乡统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建立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征地补偿机制,逐步消除“城市二元结构”。     

拓展选择主义：城市贫困救助目标的再定位

近年来，城市新贫困现象日渐凸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基础的城市贫困救助体系在“设标”和“寻标”环节均存在缺陷，难以适应城市贫困形势发展的需要。城市贫困救助体系的改革必须对“谁是贫困者”“如何寻找贫困者”等问题进行重新回答，拓展选择的目标范围，更新工作思路，让更多贫困者受惠。     

当代中外贫困理论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比较当代中外主要贫困理论 ,介绍了各自的特色 ,分析了中国贫困理论和国外贫困理论相比存在的差距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当前中国城市反贫问题的贫困理论缺陷     

民族地区城镇贫困动态演化与经济增长益贫性研究

本文利用FGT贫困指数对2000-2011年民族地区城镇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进行了测度．分析了民族地区城镇贫困的动态演化特征。并利用减贫的收入、分配弹性以及贫困指数的Shapley分解。研究了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益贫性问题。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城镇绝对贫困持续缓解,但受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影响,相对贫困问题开始凸显。经济增长的减贫效率体现出较为显著的阶段性和外部冲击敏感性。在制定和实施同质性减贫政策的同时．应该凸显贫困人口内部的异质性。同时,构建对本地城镇贫困人口更为包容和稳健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未来民族地区实现城镇减贫的关键。     

农村反贫困：开发式扶贫与社会保护的协同推进

我国农村的扶贫实践活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好成绩,然而新时期中国的减贫战略却面临着理论与实践两个困境：贫困内涵的转变,农村反贫困实践难度越来越大,贫困率的下降日渐趋缓。为打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必须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加大投入力度,强化社会保护政策减贫效应,将开发式扶贫政策与社会保护政策有效衔接起来,联合建构协同推进,构建集“开发性、预防性、发展性”于一体的新型减贫战略体系,针对不同贫困群体充分发挥各自减贫优势,让贫困者摆脱贫困的同时,自身发展能力也有所提高。     

Tackling Poverty-migration Linkages: Evidence from Ghana and Egypt

Are migrants able to use the migration experience to their benefit, that is to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s, and is this result nuanced by whether migrants are poor or non-poo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se questions quantitatively using data on migrants and non-migrants from Ghana and Egypt. It describes the main challenges in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and introduces a conceptual model to explore the links between migration and poverty. The empirical model accounts for the direct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poverty and for the role of migration in moderating the dynamics of poverty. Results show the selectivity of migration with respect to subjective poverty and that migration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elping people improve their livelihoods. The paper further finds that selectivity with respect to human capital depends on ‘reasons for migration’ and visa status. These findings enrich existing empirical studies by providing a clear estimation of sequential events and enable policymak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cesses behind migration and poverty.     

延边城市化发展问题及对策

城市化是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延边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任务,但高水平的城市化背后存在着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问题。为此应充分发挥延边中心城市的聚集极化功能,以提高延边城市化的质量。     

城市化模式选择与我国“三农”问题

农民收入严重偏低、城乡收入差别过大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实现全面小康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彻底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本质解析,指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大量减少农民数量,实施城市化战略。农村城市化不但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必然过程和选择。     

面向新世纪的扶贫战略及其对策建议——以甘肃省为例

反贫困已实施多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消灭了贫困现象，但是新世纪仍然会存在着大量的相对贫困人口。本文以甘肃为例，试图从深层次分析贫困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新世纪的扶贫战略。     

Hispanic Immigrant Poverty: Does Ethnic Origin Matter?

Hispanic immigrant poverty is nearly double that of other immigrants. Furthermore, poverty rates among Hispanic families differ substantially by ethnicity. This paper analyzes poverty rates for Hispanic and non-Hispanic immigrants, and also for individual Hispanic ethnic groups,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covariates of poverty. The general conclusion is that low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fluency in English contribute to high Hispanic poverty rates and are also contributing factors to differences in poverty among Hispanic ethnic groups. In particular, the high poverty rate of Mexican immigrant household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low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of household heads, along with 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children, relatively low English fluency and a relatively short tenure in the U.S. Immigrants from Guatemala and El Salvador have substantially lower poverty rates than Mexican immigrants despite a similar constellation of observable traits. Immigrants from South America have low poverty rates, largely due to strong family work effort and high educational attainments. The relatively low family work effort and high incidence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among Puerto Ricans overpowers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higher rates of citizenship and English fluency.

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研究--以滇西北边境山区为例

精准解决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是中华民族实现小康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扶贫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创新。在对传统的反贫困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挖掘传统扶贫治理模式“家长式”、“政府独揽”及“责任独担”的“单中心”政府包办模式的弊病,本文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结合滇西边境山区扶贫治理现状,提出构建以地方政府为扶贫开发主体,非营利组织、国际和本土扶贫NGO、社会组织、个人及政府内部各部门间共同协作的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体系及实施的对策与建议。该体系的提出有助于丰富我国本土反贫困治理理论,拓宽政府反贫困治理模式的视野,以加速实现特困地区的脱贫。     

上海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分析及对策

城市贫困有别于农村的绝对贫困,总体上表现为相对贫困。在上海目前的主体主要是亏损、破产和效益较差企业职工,其次是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最大的“政绩”就是实现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因此应该针对低收入群体制定有效的反贫困措施。     

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再探讨

近几年,通过对我国10余个贫困县的考察,笔者认为:农村贫困人口标准过低,仅相当于国际贫困线确定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的1/5,相当其贫困标准的1/10;相当于我国监狱囚犯生活标准的1/4,相当于美国贫困人口标准的1/50。贫困人口难以完成在当时社会一般的、正常状况下劳动力的再生产。农村贫困人口从2亿多减少到2000多万,主要不是扶贫工作所致,而是到城镇打工。依据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抓紧调整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改进扶贫工作机制,对我国的长治久安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