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以“革命”和“历史”为起点

"后革命"的出现为"文革"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阐释维度."后革命"与"文革"之后当代文学在"告别革命"、重构历史等方面存在相同之处,并在具体实践上具有复杂性与有效性."后革命"的以上特征在以"革命"和"历史"为主题的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对类似主题的再审读,即是将"中国当代文学"置于"后革命"的视域下进行观照,从而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崭新的写作图景.     

“告别革命论”评析

本文就当代中国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史学纲领——“告别革命论”做了一番全面的审视和评判.作者认为,其所赖以支撑的两大理论观点——“激进主义产物说”与“革命只破不立说”均不符于历史的事实真相.通过质疑和辩驳可以发现,辛亥革命以及本世纪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并非如“告别革命论”所主张的是“丧失理性”、“盲目鲁莽”、“破坏一切”,而具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伟大的历史意义.     

史墨“革命论”别解 ——兼谈儒家“革命论”的悖论，

史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一经典论断所含具的历史主义特征在政治主张上的体现是政治改良论而非革命论,其"人事重于宿命"的政治改良思想,与三晋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政治改良思想具有相当亲缘性.儒家"革命论"与道德政治纠缠在一起,存在深刻的悖论.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围绕"革命论"而产生的观点之丰富性与多元化的认识.     

“革命”概念解读与树立科学革命观的现代意义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树立科学的革命观对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学术界围绕革命问题进行的探讨和对话还远未结束，究其根因，是对革命概念认识的不一致。本文试图厘清革命概念，全面解读革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摒弃在革命问题上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认识，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在此基础上，阐明树立科学的革命观对于我们今天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所具有的鲜明时代价值。     

“共和”与“革命”：民初“双十节”诠释之演变

"双十节"是武昌首义的纪念日,纪念"双十节"也是人们延续和重构辛亥革命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民国初年,"双十节"的内在意涵并不十分确定,具有解释权力的北京政府和国民党,对此节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定位.以"共和"相诠解的北京政府随着掌权者的日益孤立,"双十"话语趋于衰微;以"革命"相定义的国民党随着继续革命的声势,逐渐将"双十节"的内涵直接与党的系谱相联系.二者节日叙事的背后,隐伏的都是强烈的政治暗示.     

“战争”的革命叙述与“革命”的战争叙述——论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十七年”抗战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实际创作中,有关“革命历史”的战争描写一直持续不衰.叙述战争不仅是建构革命历史的最佳选择,而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博弈性及其生发的种种超越一般人想象之上的可能性,能够形成对一切历史因素进行合目的性整合的弹性机制.新时代政治自然需要通过重新叙述历史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但它更需要的是支撑合法性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关于历史的种种概括.这种隐秘不宣的深切期待,正是当代文学创作不能忘情于革命战争的重要缘由.革命视野中,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被强化,战争被赋予“革命”性质的过程,正是革命改造战争、重述战争、战争与革命相粘结的过程.虽然战争视野中的“革命”凸现,常常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战争主体的阶级性强调等修辞得以实现的,但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却完整体现了对文学创作中所有要素重新组合及赋予其新功能的叙事意图.这种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描写的限制,而是促进了在合法性范畴里文学对于战争想象更为浪漫的张扬.只要战争的描写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性细节,历史也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     

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革命”话语之建构

抗日战争时期国家纪念日宣传着革命历史,革命人物或革命事件的回忆成为纪念文本的重要内容.同时,还弘扬着革命精神,将历史资源转化为现实政治需求的精神资源.并且在国家纪念日纪念话语中将抗日战争“革命化”,将之当作“国民革命第二期”宣传和建构.正是通过抗战时期国家纪念日构建出革命话语,强化抗日战争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凸显出革命理念和话语本身的延续性.     

科学革命、社会革命与革命观的变革

"革命"是认识与实践领域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通常的理解是褊狭的,甚至导致误解."革命"概念的本义是指带有进步性的结构转换,最早源于科学认识中的思想领域.把"革命"看做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暴烈行动,这只是18世纪以后概念发生的转义,在这一点上与传统的教科书截然相反.仅仅把"革命"这样一个重要概念理解成通过暴力改变政权形式的"社会革命",其实只是儒家传统革命观的现代诠释.深刻理解革命概念的丰富内容,树立一种现代的革命观,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以198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革命话语为中心

在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后革命时代",革命是被如何理解和叙述的,以及这样的理解和叙述方式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构成了探究"八十年代"与"革命重述"复杂关系的前提。"八十年代"普遍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拨乱反正"的冲动,革命及其叙事因此遭遇质疑,这一"后革命氛围"构成了"革命重述"原动力。"革命重述"不仅是新的意识形态建构的方式,而且成为摆脱革命叙事"路径依赖"的必然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理解和叙述革命的三重分裂,它们一方面是杂糅并存的,一方面也包含一个大致的历史演进,而之所以如此者,则又跟革命重述的混杂主体密切相关。"八十年代"的"革命重述"因而隐含了多重话语竞争。这复杂性虽为199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论述和消费主义遮蔽,以至"革命的阴暗面"不断重复,但其间却仍不乏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关怀的深度介入。     

"后革命"视域下的新世纪革命叙事

武装斗争的革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对革命的思考和叙述却不会终结.新世纪的革命叙事正有力地向我们展示着左翼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复活,而这种"复活"又在历史、身体、时间等多个美学维度上产生了许多新变,呈现出"后革命"的特色.这些变化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方式,更使得现代性的思考得以深化和拓展,鲜活地反映了"革命"观念在当代社会的微妙变化.     

"革命研究"面面观——西方"革命学"研究及主要理论流派

世界历史踏入近代门槛以来的500多年时间内,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骤然成为最为突出的历史现象之一,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革命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的主旋律.然而,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刺激下才开始进入西方社会科学家的视野,进而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逐渐地活跃起来.到了二战后,"革命研究"又在现实因素的作用下,蔚为大观,成为西方学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加以探讨的活跃领域之一.本文从主要流派和学术观点等方面对西方的"革命研究"进行了介绍.     

对“以党的自我革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时代规定性的过程性把握

打铁还需铁打的人,铁打的人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造福人民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领导力量,作为一以贯之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核心力量,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不仅历史、人民、时代选择中国共产党人,同样中国共产党人也在选择历史、选择人民、选择时代,而且引领历史,中国共产党人也引领人民、引领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引领历史、人民、时代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进行理论探索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斗过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完善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发展的过程,因此,以党的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是基于党的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做出的科学论断,具有鲜明时代性,需要我们基于过程性进行理性把握。     

植根乡土的"革命叙事"--《红旗谱》与20世纪乡土中国的革命

<红旗谱>在17年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它将表现重点放在了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的乡土中国的反抗者、边缘人物"朱老巩"、"朱老忠"、"李霜泗"一类人身上,深刻地揭示了乡土中国的革命与民间追求"公义"的文化传统的关联,形象地回答了乡村民众为什么向往革命,"革命"是如何改变了农民的命运的时代重大命题,在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接通了乡土中国的"地气",这使得它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从王朝“革命”到社会“革命”——“冲击-反应论”与近代中国“革命”的转换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尽管中华文明曾处于领先地位,但由于自然经济的惰性、宗法社会的钳制、专制政治的高压,中国几千年来只有改朝换代的王朝革命,而没有出现经济升级、政治变革、观念更新的社会革命。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商品经济、自由观念、民主政治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才趋于解体,中国才实现“革命”的转换,从循环的王朝革命走向真正的社会革命。     

"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告别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彻底终结。革命仍以叙事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当代生活之中，再生产，再播撒。在新的语境中，革命理念既强大有力。又似是而非，显示出适应时代变化的模棱两可的含混性。正是这种含混性，才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叙事塑造成后革命行为和文化。这主要反映在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历史小说创作以及受消费主义影响的革命叙事。前者以反本质主义的叙事解构了革命，后者则以游戏、大话的方式对革命进行消费性书写。     

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     

清华大学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考

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在其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教育革命”不仅有着明确而独特的目标、内涵和路径，而且还有着重要而持续的意义、取向和作用，对于清华大学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这一“教育革命”既是新中国1958年前后众多大学‘墩育革命”的一个非凡样板，也是新中国“文革”前十七年大学教育制度、理念和实践演变的一个典型写照。无论怎样，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都通向“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     

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与革命历史主体的诞生——论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与强化

革命文学试图将革命信仰深植广布在个体之灵魂深处,以此达成再造历史主体的宏伟目标。一方面,革命文学通过对"转换"模式的反复书写,借助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这一宗教形式来凸显革命信仰拯救灵魂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革命仪式的精心描摹或仪式化场景的刻意营构,为获得了革命信仰进而成长为革命英雄的个体提供神圣性的确认,展现出在集体暴力作用下个体社会地位的"逆转"。在庆典仪式营造的"狂欢"中,革命信仰得以广泛渗透于处在狂热状态下的个体灵魂内部。革命文学对"革命信仰"的书写、强化与推广,其用意在于借助文学叙事与审美的力量,缝合文学想象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并通过文学想象来改变个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重塑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方式,实现精神秩序的整一化,从而干预社会实践,实现再造社会现实与革命历史主体的宏大目标。当革命信仰成为主宰个体一切行为的精神力量,成为个体意志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个体固然由此摆脱了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具有了高尚、伟大等神性特质,但同时也交付出了精神的自主,从身体到精神都皈依于"革命"。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成为个体心灵深处坚不可摧的"信仰",固然有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但当社会历史层面的"革命"结束了,个体精神中的"革命"冲动却与其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融为一体、难舍难分,甚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清除它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正是历史带给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悖论。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革命不仅是一次真正的革命,而且这个革命不同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任何一次社会革命。一国胜利论是列宁运用历史辩证法解决俄国社会发展前途问题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不是主观的幻想,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科学分析当时具体条件的结果。新民主主义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所取得的一大理论创造,是毛泽东从世界历史的高度考察中国革命性质和方向的成果,而革命的领导阶级从民族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易移,构成中国革命性质发生重大历史转变的重要依据。系统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历史逻辑,对于正确认识其在中国社会主义史中的历史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的未来探索,具有重大的意义。     

蒋光慈:东亚革命文坛的“一朵孤云”

蒋光慈是最早倡导并实践"普罗文艺"的革命作家,他的小说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背景,真实地记录了"五四"运动以后到大革命前后这一段历史的社会动荡和人生沉浮,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性。作为一个从农村社会底层走进中国革命运动中心的知识分子,蒋光慈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矛盾的,他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处于痛苦的挣扎状态,显示了革命时代先驱者丰富的灵魂冲突。蒋光慈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革命文学初级阶段的概念化、脸谱化的局限和缺陷,他在创作上的"失败"代表了左翼文学的"一种集团的倾向",对于左翼文坛的"全体的进向"也是一个宝贵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