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转型期的社会生态分析

社会生态是社会系统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要素在自我生长与复杂互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变迁状态,在一定意义上,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构成了社会生态分析的三个基本向度.由此反观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发展现实,可以发现:权力主导下的渐进改革构成了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基本政治生态;市场化推进中的利益分化构成了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基本经济生态: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价值多元构成了社会主义转型期的基本文化生态.     

士人政治到革命型政党政治的转换逻辑——政党下乡的初期解读

在传统中国的士人政治中,士绅作为乡村社会权力载体无力遏制以社会资源掠夺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权力扩张,因而无力维持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均衡状态.科举制废除以后,晚清的"派官设治"增加了社会治理成本,使得权力配置进一步失衡,进而导致了反体制的革命型政党的产生并在双重压力下向乡村渗透,但政党内部时刻存在脱离乡村、向上垂直流动的张力,这种张力可能造成政党社会功能蜕化、权力性质改变从而形成新一轮的权力结构失衡.     

转型期乡村基层治理变革的创新模式与优化路径

农村市场化改革使原来的乡村社会体系、农村政治空间和基层治理体制发生了全方位的根本性变化。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涵盖基层治理和农村政治在内的系统改革过程,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发展的滞后或者停顿都会给整个社会的转型带来不确定性结果,其艰巨性和复杂性也为农村基层自治制度的发展带来契机,使得基层自治和乡村民主政治转型具有现实的必要和发展的必然。     

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涉及政治体系、权力结构、政治过程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等四个方面.转型国家普遍面临政治稳定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制度性机制缺失而无法消解政治分化所造成的既定共享预期错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交流运行方式失范.在理论上,每个转型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内部状况、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因而其政治稳定的表现层次和形式也不同.目前,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是稳定的,但政治过程和社会政治心理则呈现出隐性的不稳定运行状态,因而需要从权力结构的高度去调适政治过程和重建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稳定地实现现代化转型.     

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方向与中心环节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第一轮以放权让利为特征、以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为中心环节的“体制转型红利”已经基本结束；新一轮经济改革即将开始,方向仍然是坚持市场化取向,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目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各种现实问题和潜在冲突,都与市场化改革取向不足和市场化取向不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根据中国国情和发展的需要,以政府改革为中心环节推进第二轮的经济改革,除了要推行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外,还涉及两项最重要的工作: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包括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限制政府权力,以及对处于不断扩张中的“央企”的规模、范围、领域等进行必要的限制；二是政府内部的关系,根据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基本原则,应重点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关系,强化地方政府的发展责任并防止其发展风险.     

转型期结构性腐败的根源及治理

中国当前的腐败具有转型社会的烙印,其滋生蔓延具有深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根源。探析转型期结构性腐败问题的根源及治理对策,得出结论：权力寻租滋生腐败,反腐必须深化经济改革,切断权力寻租的利益链条;权力集中滋生腐败,反腐必须深化政治改革,强化权力监督约束;规范失灵滋生腐败,反腐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反腐制度的刚性;腐败文化滋生腐败,反腐必须培育廉政文化,树立现代公民道德观念。     

市场化改革与腐败治理：基于微观案件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的腐败现象也呈增长趋势。本文通过对1993—2013年3 843个腐败案件的分析发现，那些具有配置资源权力的官员出现腐败问题的可能性更大，程度也更严重。这一效应在官员的任职领域正处于市场化改革阶段时被放大，但随着改革的完成而大幅度减小。市场化过程中腐败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在于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或不彻底的市场化，而不是市场化本身。因此，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才能清除权力寻租的土壤，进而遏制腐败问题。     

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的社会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是"刚性稳定",这种稳定以垄断政治权力为制度特征,以绝对管治秩序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它缺乏制度弹性和韧度,忽视了内在的整合和发展转型的适应性要求.压力型体制下的各级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公平,忽视社会基本规则的建设和维护,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快速流失.政治软权力的匮乏迫使当权者在面对社会力量的冲击时越来越依赖国家暴力.其结果是,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生存和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支付成本的能力并不一定同步提高.从长远来看,一旦政治体制的维护成本超过其支付能力,就可能出现社会无序和冲突失控,"刚性稳定"就可能演变为"社会动荡".为了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司法、行政和政治改革,把社会冲突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使"刚性稳定"逐步转变成"韧性稳定".具有现实紧迫性和政治可行性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等等.     

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约束因素分析

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着四大制约因素:体制性约束、市场化约束、创新性约束和观念性约束。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影响,既有经济利益的纠葛,也有思想意识的纠缠。破解改革约束,必须坚持"五位一体"的制度创新,破除历史消极因素对转型的影响,进行顺应时代潮流的自我变革转型;突破旧思想条条框框的束手束脚,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踏步转型;突破传统利益主体不合理、不合法垄断的"私家领地",重新建立包容性增长下的利益均衡和社会和谐。     

论社会责任的弱化

该文是英国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哲学奠基人蒂特马斯的一篇经典性文献.该文在英国首创"福利国家"体制历史背景下,紧密围绕福利哲学的公平、平等、自由、选择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福利政治学的政治权力、国家角色、经济权力、公民权利和国家责任承担等基础议题,以私营保险和附带福利为典型案例,深刻分析自由市场经济的诸多弊端及其对国家政治权力、社会福利政策、公民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致命性负面影响.这对于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问题日趋严峻,一味美化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浪潮,国家责任弱化和削减公共服务,尤其是国家、市场、社会、个人责任的社会划分成为国家最重要政治和社会政策议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战略规划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期望的历史使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历史、现实、理论和政策的参考意义.     

俄罗斯银行业改革与发展(1988-2007):动荡、危机到稳定

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轨已经走过了将近20个年头,而银行业作为经济的核心,其改革和发展过程就是俄罗斯社会经济变革的一个缩影.俄罗斯转型的明显特征体现在"两阶段"上,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掌权时期采用"休克疗法",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本身的力量,国家全面撤出对经济的控制,结果使俄罗斯陷入持久的衰退,饱受转型阵痛之苦,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进入新世纪,普京接过总统的权杖,俄罗斯的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普京总统崇尚国家权力,重视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加强了政府对经济改革的影响和介入,强调"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更倾向于一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同时也进一步推进金融领域的整顿、重组与改革.近年来,俄罗斯经济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其中固然有卢布贬值、国际油价飙升带来的发展契机,而走出动荡与危机的银行业逐渐实现了稳定.这也是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现代化的动力: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效应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放弃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进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在激励和调节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对个人财产和其他要素参与分配的权利逐步给予了承认和保护.快速地发展了个体和私营经济.体制改革激励了要素所有制的积极性,竞争带来了各方面的效率,而且劳动力和要素的流动释放了结构转型的增长力量,也使规模经济、分工专业化及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对增长的贡献增加.如果没有这样历史性的经济改革,可以说,根本不可能获得中国30年的发展奇迹.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经济体制转型,即资源配置市场化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改革.     

市场化转型下的住房不平等——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

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对住房不平等程度,以及住房资源分配机制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地区层面,地区市场化的推进虽然有效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但在一定时期内也拉大住房资源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市场化水平与住房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个体层面,体制内外职工的住房差异已不显著,但政治精英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更具优势。     

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产业政策分析

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资源型城市中产业结构具有城市布局分散的产业结构单一化,资源结构超重性,经济结构稳态性,产业结构趋同性.资源型城市的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危机,而结构性危机是一种由于产业结构畸形发展而给城市的社会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产业政策的设计应遵循可持续发展、关联效应、技术进步、比较优势、劳动力指向等原则,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市场、政府与企业:不完全市场、内生的经济组织与要素市场改革

在不完全的市场情况下,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决定了均衡中的所有权形式,随着市场的完善,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经济中所有权模式也会发生相应变化。通过一个简捷模型的研究表明,在不完全市场的情况下,均衡的产权形式和组织形式与完全市场下的产权形式和组织形式有很大的区别: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在多个"市场"上的合作是对市场缺失的一种反应,产权和组织形式往往采取了在多个"市场"上互联的关系这种形式。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可以促进这种关系的解体,从而促进产权形式的改变,而局部的自由化(市场化)改革未必会导致私有化的出现,经济转型会出现多重均衡。     

论我国经济改革中的社会公正问题

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但经济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公正问题正日益与改革的初衷相背离.我国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权力对资源配置的主导,由增量改革引发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严重地破坏了社会公正,由此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难以消除等问题,不但严重地扭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而且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继续深化改革,通过建立服务型政府、加强法制社会建设、健全社会保障机制、推动地区间均衡发展等措施,促进社会公正,保证改革开放事业的稳步推进.     

论文学话语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新转向

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学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权力"已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话语突破语言学的范畴,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政治权力的意义,文学话语权在文学转型时期的价值取向就在于其政治权力的转向.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当文学发展到后现代主义阶段,出现了代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文学话语权与代表帝国主义企图继续独霸世界的西方中心话语权抗衡的新局面.这一文学转向,为发展中国家战胜帝国主义的"软权力"而赢得了民族权力,这是其进步的一面;但是,过分强调民族话语权,又极易滋生狭隘民族主义,这是其危险的一面.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使文学达到"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之目的,坚持多元文化的共存、共通与共融,在多元文化碰撞与整合的基础上发展民族文学,进而为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才是其可取的途径.     

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分析

研究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对于推动我国实现2030年碳减排行动目标以及积极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加快产业低碳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究了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驱动因素和阻碍因素,并构建了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驱动—阻碍"作用机制模型,最后提出促进资源型产业低碳转型的相应对策。     

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当前多数资源型城市都面临资源濒临枯竭等问题,如何使资源型城市摆脱困境并推动其经济转型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目前理论界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这一热点问题的研究有一般化和庸俗化以及“泛化”的倾向。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国际经验的借鉴、政府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以及资源型城市发展主导产业问题等相关研究领域也需要进行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