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

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中国地方自治百年发展论略

地方自治思潮从西方传入中国至今已历经百年,对中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发展过程可分为清末时期、民初及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四个阶段。中国地方自治的介入者包括了历届政府、各政治派别、众多学者,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因此,地方自治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同时,由于反动势力十分强大、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传统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国要真正使地方自治扎下根来又是十分艰巨的,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方自治的发展才步入正规,并在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从地方自治的理念,特别是中共地方自治思想和实践来看,它对于促进我国的政治民主、构建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初探——以《新大陆游记》为中心

梁启超在１９０３年游美期间对域外城市社会和城市文明形成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他敏锐地注意到西方的城市自治传统是建立近代民主国家的基础,而中国的自治传统是宗族自治,中西自治精神大相径庭。族制自治与市制自治成为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同主线。梁启超的城市观念在近代中国人城市观的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受梁启超城市观念的影响,近代知识界自觉地将地方自治与城市紧密联系起来,把实现民主政治的愿望寄托在城市自治之上,争取从实现城市自治的途径寻求国家社会政治的改良     

在国家与地域之间:论陈炯明的国家建设思想

陈炯明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努力将近代以来日益兴盛的地域认同和地方自治纳入国家建设的蓝图中,认为联省自治是实现社会和政治整合,在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保持"民主建设"的政治方案。相对于以党建国的路径,陈代表了国家建设的另一种声音。陈之思想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由于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承担起实现政治整合和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最终被历史放弃。     

从村民自治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

村民自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继续推进村民自治,必须处理好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与国家行政管理、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有赖于发展和完善经济、文化等诸条件,还要澄清对“重民”与“民主”的糊涂认识。当前应该推动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迈进,促使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整体发展。     

晚清苏州地方自治略论

地方自治是清末宪政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出台固然包含着清朝政府消解革命的潜在用心,却也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分享政治权利的愿望.由于20世纪初的苏州具备特殊的政治经济与人文条件,其地方自治活动领先于同一时期的其他中国城市.诸如成立自治筹办处与城厢自治公所及自治议事会、创设街区市民公社、筹办地方民意代表选举等等,每一项活动在苏州都进展得如火如荼.城市工商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在活动中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清末的苏州地方自治从总体上说虽达不到当时西方国家民主政治的水平,它在不少地方留下了旧社会的疤痕.但它毕竟在民权基本建设方面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在中国地方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

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政治参与是在中国社会由古代专制政治型态向近代民主政治型态的转变过程中发生的。在此转变过程中 ,伴随着西方民主理念的传播 ,民主制度的构建也很快付诸政治实践 ,从中央到地方 ,成立代议机构一时成为民主制度建立的主要目标 ,虽然这在绝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形式。各级地方自治作为推行近代民主制度的基础而在全国兴起 ,从而引发了中国近代的地方政治参与。由于晚清时期纷乱的内外环境和地方自治的初次实验等原因 ,地方自治在推行过程中充满了坎坷和曲折。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自治层次较高 ,以省为自治单位 ,各省设立谘议局 ,县、乡镇都有民选的代议机关。这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首试。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 ,其整体水平显得比较低下。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宪政国家的经验表明,地方自治是中央和地方关系法治化与理性化的制度前提。没有地方自治作为基础,地方往往会陷于"资源越多越不幸"的制度困局。要解决地方事故频发、中央监管不力等长期困扰中国的难题,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必须实行地方自治与合理的治理分权。如果地方政府不是由地方选民选举产生,地方官员对上而不对下负责,那么地方治理将出现千奇百怪的问题,中央最后必然也束手无策。要有效解决"资源越多越不幸"等制度难题,必须确立以地方选民为主体的民主自治作为规则,中央监督作为例外。为了保证中央法律得到执行,中央可以派遣专员督察各地执法情况,但是中央干预主要应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而非直接干预地方政治、撤换地方官员;地方官员的违法乱纪应通过完善地方民主和法治加以解决,中央主要负责跨区域纠纷的协调和处理,并通过适当的司法审查机制裁判中央和地方的法律冲突。     

中国乡镇自治必然性的理论辨析

30罗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化,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为基层实行地方自治提供了重要的逻辑起点和实践平台.从现代社会法治化、民主化发展进程来看.不断扩大农村社区自治体的规模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实现乡镇自治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新的生长点.     

托克维尔论地方自治

地方自治思想在托克维尔的政治哲学中占有着重要地位。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详细考察了美利坚乡镇自治的政治建制以及观念基础,并提出地方自治具有培育公民精神、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削弱多数的暴政、对抗个人主义等重要价值。近年来,我国各地方的法治举措频仍,这在法学界引起了一定争议,学者们对地方法治褒贬不一。地方法治与地方自治紧密相关,托克维尔的地方自治思想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公民参与等方面对回答我国为何地方法治、如何地方法治等问题有着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