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儒学之道的延续——论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

《中庸》在宋代地位的上升与一般儒者对其的研究息息相关,这其中就包含了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司马光、陈襄等的研究主要从对道的界定、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以及对《中庸》教化功能的阐发三方面入手,通过研究得出了"率性之为道"并不指"道"是"率性"的结果、道是由性转化过来的结论,认为道先天就存在、对道的重视就应该关注具体化后的中庸之道以及诚明之性影响下的教化。司马光、陈襄等的《中庸》研究体现出了对传统儒学之道延续的特点,这个研究并没有实现儒学理论体系的突破、没有建立起儒学本体论和实现道的本体化。     

理学幸福观的整合与重建——黄道周论孔颜之乐

"孔颜之乐"是宋明理学幸福观的核心问题,作为人生理想境界和价值取向,它涉及感性自然和道德理性两个方面。程朱理学将孔颜之乐归结为道德理性之乐,王学则注重孔颜之乐中的自然感性内涵,阳明后学更把"孔颜之乐"发展为重视个性自由之"乐"。针对理学和心学的分歧与对立,黄道周对孔颜之乐做了独到诠释,他以"乐性"作为人生之乐的基石,以"知性"作为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他认为,"孔颜之乐"是有待与无待的统一、道德理性与生活感性的统一、有我与无我的统一。黄道周理论阐释的思想旨归是整合理学与心学分歧,重建理学幸福观。     

略论朱熹“敬论”

朱熹"敬论"既继承了程颐主敬说,而又有全面的理论整合及发挥,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熹由其"心是做功夫处"的心论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在心的操舍存亡的功夫论问题上预设"另有心之本体"的前提,与此相应,其主敬功夫也就不是道德本心的直接发动,而是对心的知觉意识等各种功能的控制调整,其云"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然朱熹主敬自有一套理路,其核心关怀在于如何解决现实人心的障蔽问题,未尝不是儒学功夫论的一种理论形态.     

《大学》《中庸》中“诚”哲学理论解读

《大学》《中庸》以"诚"这一概念为核心,构建出一个以"心性"哲学理论为根本、由心性修养之"内圣"而开出"修齐治平"之"外王"的道德政治哲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修身为治平之本,而"诚意"则为修身之要。所谓"诚意",即"毋自欺",即"率性",就是复归人皆有之之"赤子之心"和天命之性。"诚"不仅是修身之要,而且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是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并列而为三的人道之功。致"诚"明道的途径有二,即"自诚明"和"自明诚",亦即"尊德性而道问学",两者相辅相成。这一理论集中反映了战国时期儒家,尤其是思孟学派的完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儒家“为己之学”的现实意义

"为己之学"是儒家传统为学之道的主流,其实质"就是学做人"、"学习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儒家的学做人,大体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即尊德性与道学问,二者的顺序上,尊德性是第一位,道学问是第二位。二者的关系上,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为学传统已渐行渐远,致使当代大多数学子对"为己之学"提法感到陌生,对其深刻内涵不甚了解,疑议丛生,不一而足。鉴于此有必要重提"为己之学",以唤起学子对"为己之学"真切的领会,即它是由本及末由体及用的正确为学之道。由此确立为己之心,笃实为己之心,正确处理学与用、闻与达的关系。将为己之学聚焦在自身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上,将为学功夫下在自身能力提高上,契合在内圣外王的功用目的上。     

至乐无乐:庄子“天籁”“三变”说辨析

庄子以三籁为喻的目的不在解释何谓天籁,而是由天籁的疑问转移到如何聆乐的问题,他力图超越耳目闻见的认知功能,使耳目在收视反听的自指中摆脱肉体性的存在,成为指认道的意象式表达,因而在道的层次上以"虚"言"乐"的起源,以"愚"言聆乐的状态,以"无乐"言聆乐的快乐。庄子无疑开启了音乐的最高境界与聆乐的工夫,这种论乐体道的方法与境界对后世的艺术创作及艺术欣赏产生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嵇康的"声无哀乐"之论和以古琴为首的中国音乐所追求的自然平淡之境,可以说都始源于此。     

《道乡集》内丹性命思想析论——兼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较

《道乡集》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一部丹经,它主张性即神,命即气(精);性命有先后天之分;先天即无极之时,后天即太极之时;内丹性命双修是以性为体,以命为用。守明堂为炼精化炁的入手功夫;守明堂最难在止念;止念之法的实质就是凝神入气穴;凝神入气穴的首务是得着玄关;凝神之法是"寂照得所"。伏气就是神气相依气穴,息定于中;心息相依,息定心亦定,心定息亦定。行周天火候,乃自然而然;十二时与十二卦均是虚比;不仅升降有沐浴,呼吸之间亦有沐浴;气来则用武火,气去则用文火。元神即火,真息即风;风火同用,精自然化为炁。这既继承前人,又多发前人之未发。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相比,除了先天气之外,《道乡集》的上述内丹性命思想不同于藏传佛教的性命思想;两者各有自己的体系。     

《中庸》的道德修养论

《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表达了对道德修养原理的理解,即籍人性固有之善或者说知行可以合于道的内在基础加以修养习化使之接近合于道的境界。其所论道德修养的原则性方法是“修身以道”,即通过认识和践履道的过程来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在修养的具体环节上,强调“慎独”、“行远必自迩”等方法。《中庸》虽在理论上承认有生知安行的圣人存在,但实际强调的是好学笃行对德智修养提高的意义;在修养方法上既重视人的理性自觉的意义,又重视经验学习和实践磨炼的作用。《中庸》强调“慎独”,讲“诚则明矣”,实质是强调人主观立志追求对于道德修养成败的意义。     

薛文清与李退溪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就朱子学的传承而言,薛文清重新确立了儒家之道统。他在继承朱子学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复性"。此"复性"意味着回复人的本然之性,同时意味着天道与性为合一、"率性"以达到人道和天道合一,以显示道体之流行。李退溪对朱子学的传承特色可见于《朱子书节要》。他编辑此书时,始终坚持道德义理在日用间自然流行出来的原则。李退溪从工夫论的意义上重新解释了道体之流行。道体流行实际上从人的修养工夫中自然发现流行。从东亚儒学思想史看,公元15世纪到16世纪可以说是朱子学继续发展和创新的阶段。     

异类间性问题初探——以庄惠“濠梁之辩”为例

"濠梁之辩"的核心问题是异类间性问题,不能把它置换为主体间性问题。人与鱼之间构不成有效的双向对话机制,人所做出的鱼乐之判断只能停留在单向确认的层次,达不到双向确认的境界。鱼乐的本质就是人乐,是人把自以为是的乐强加在鱼身上。人在鱼身上看到的是人之乐,而不是鱼之乐。这样的乐就是外加式的、旁知式的,它缺乏内在的确认机制。     

德谟克利特伦理思想述评

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有相当系统而丰富的社会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他认为,人之贪得无厌的共性、对正确幸福观的无知和不懂得欲望的节制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基于这种认识,他猛烈抨击了人类劣根性的突显表现者———富人,论述了他的幸福观和节制欲望的意义,提出了相当完整的道德伦理律条,以期造就好公民、好青年、好富人、好官员、好妇女、好父亲和令人尊敬的好老人。同时,他强调教育在塑造国民崇高精神品性中的巨大作用,并深入讨论了教育方法问题。     

荀子“性恶论”德育价值的反思与建构

“性恶论”是荀子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具有助于道德个体修身塑德,促进人生环境和谐,引导社会秩序有序建构的现代价值。然而,由于历史上对“性恶论”的德育价值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知,导致道德价值判断的标准失衡、道德奖惩机制形式化、道德滑坡趋势严峻、道德教育效果不佳,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实施与深化。因此,当代道德教育应汲取荀子“性恶论’’德育思想精华,以“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涂之人可以为禹”的新路径,在家庭、学校、社会领域深化道德教育,提升个体修养,营造良好的社会精神文化氛围。     

善本管理——教育管理学的新视野

通过对人性假设理论和神本、物本、人本管理理论及其模式进行深刻批判与反思,并融合中西方管理思想的智慧,当代教育管理应确立一种以至善为本的新教育理念—善本教育管理.善本教育管理以至善为教育的根本宗旨,核心内涵是透过教育组织充分体现人类内心深处的至善本性,实质是使人类获得享受道德与幸福的至善生存方式、生存环境,是人类管理方式的一场伟大的“心灵革命”.善本教育管理将为我国的教育管理学提供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为我国的教育管理学研究者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为我国的教育管理者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考与实践方式.     

先秦诸子性命论及其价值取向

先秦诸子性命论,关注于命从何来,性为何质。儒家以道德判断之,成德性之说;思孟学派认为命自天降,因天有道德之论,故命当因天德而性善;荀子弃先天道德而言性,故以为恶;杨朱、告子不以道德审视之,认为命为生命,性为自我,当顺命贵生,以全生性;道家则以天道审视之,认为命与天、地同生,三者皆须顺应自然,当安命以全天性。诸子取舍不同,成为不同学说理论体系差异之原因。     

义务、自律与至善——康德伦理思想中的几个重要范畴分析

在康德看来,真正的道德行为不仅必须出于义务,而且也只能出于义务;只要是出于义务的行为,无论其效果如何,都必定是道德的行为。康德所谓的自律,提升了道德的主体性,但他又把自律变成了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洞形式。康德把至善当作一种道德理想,当作一种在现实世界中难能而只有在彼岸世界才可能的圆满的善。但实际上,至善并不能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     

一个新概念:纯粹道德--论道德的人性根源

从人性的角度看,道德根源于作为理性动物和社会动物的人的内在需要体系协调统一与全面实现的必然要求.纯粹道德是在抽去了各种个体差异的"普遍人"概念的基础上得出的.它是道德普遍性的依据,也是衡量各种社会道德合理性的标准之一.     

论幸福的道德意蕴

幸福是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幸福与道德关系的争论伴随着伦理学的发展。幸福与道德紧密相连,人的二重性存在和社会性本质特征是幸福与道德内在契合的依据所在。道德对幸福的支撑与担保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道德为人们确立幸福生活目标提供价值支撑;第二．道德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提供社会支持;第三,道德为人们提升幸福生活境界提供精神动力。     

孔子《论语》中的道德思想

孔子<论语>中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论语>全书四百多段文字基本上都围绕仁爱思想展开.为了实现"仁者爱人"的目标,<论语>中提出了道德建设的理想人格是君子,规定了成为君子的道德标准和要求.<论语>中主张成为君子必须认真学习,在学习中要敢于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加强道德修养.<论语>中把道德建设和为政治国结合起来,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主张把正直有德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在位者要率先垂范.孔子<论语>中的道德思想包含着合理的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道德教化和稳定社会的作用,有些道德内容规范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时至今日,仍有一定的道德意义.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及其根源

华兹华斯的人地观主要体现在他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认识上。他从自然予人快乐和人性指引以及人予自然“生命的敬畏”两个方面,即自然环境对人的情感、性格、道德、生活和劳作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人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顺应,表达了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地观。他的人地观既受到孟德斯鸠等人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也为20世纪的“人地或然论”和“人地和谐论”奠定了基础。其形成既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环境和希伯来文化中的生态保护思想,也离不开诗人对自然环境独到的认识和把握。     

名誉本性论

人无不具有极为深重的名誉心,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每个人的一切利益都是社会和他人给予的名誉攸关每个人最为根本的利害。这样一来,名誉便具有使每个人遵守道德的巨大作用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便会从社会和他人那里得到荣誉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他的极为深重的名誉心便会得到满足而体验到巨大的快乐,从而极有成效地推动他遵守道德;反之,如果他的行为违背道德,那么,他便会从社会和他人那里得到坏名誉、遭受耻辱和舆论谴责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利益损失,他的极为深重的名誉心便得不到满足而体验到巨大的痛苦,从而极有成效地阻止他违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