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体流变考

关于“兴”法的研究,自汉而今,意见纷呈,莫衷一是。我对“兴”义之源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大意是:“兴”在《诗经》这部特定的诗集中,乃是以每个诗章的构思为基础,以先言他物引起所咏之辞为步骤,从而造成意境和表达情思的一种方法。(立意)本文将据此进一步考察“兴”体之流变。《诗经》兴体之原型《诗经》的创作上自西周初下迄春秋中叶,历时五六百年,其“兴”体原型当有历史流变,这是考察它的特点应有的一个立论前提。由于诗三百的搜集整理历时弥久,目前很难     

《“兴”法分类考》(1983·5)一文勘误

页·行数正误83 6·愧倒48小3、8710、89·6联系连系8小18引类，起发已引炎，启发已 倒7维石岩岩维石岸岑8卜7寥萧寥彼 17西方之人两方之人 倒13出日日中86、16倒6毁帮 倒9阴院院皖 倒8靡睦靡髓 倒3而我七子，独而我之七丁，禾P卜3朝廷朝庭 22伊人其人 倒3一提一洁 倒5女忡女姓88· 7· 11赳赳8花花筏筏 倒15鳞嫂妨鲤《“兴”法分类考》(1983·5)一文勘误~~     

“兴”法八面比较论

本文将“兴”与赋、比、象征、比兴、假借、卒章显志、比喻论证、寓言,从八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论述。     

论“兴”

兴与赋和比相较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与审美特质。它有三种形式,它们是思维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产物。第一,兴是同一情景之中不同物事因主体情感的驱动互相引发的起情。它是交感思维在发展中被比类思维和理智思维消解后摆脱了实用性、功利性而变成的艺术思维。第二,兴是因情景的相似或相同而引发的起情。它是纯粹主观性的交感思维与把握事物关系较具客观性的比类思维相磨合而形成的通感。第三,兴是情景的同构引发的起情。它是思维发展至形而上阶段后形成的。思维要直接通过物象透悟其神韵,其中,物我融为一体,兴法演化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意境。     

宋朝“明法”“新科明法”及“试刑法”考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重视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试的朝代。封建国家为了培养法律人才、选拔法律人才,规定了种类繁多、范围广泛的法律考试,不仅有“书判拔萃”、“试判”、“试身言书判”,还有“明法”、“新科明法”、“试刑法”;不仅有“呈试”,而且有“铨试”,就是进士、武学、算学、画学等科目也要“试律”。在宋朝,法律成了入仕的重要条件。本文试图就人们容易混淆的三种规模较大的法律考试:“明法”、“新科明法”及“试刑法”作一番探讨、考证,并借此机会就教于同事们。     

《诗经》兴体诗综考

在诗经学史上,对于"兴"这一概念,两千多年来的主流阐释是作为一种"诗的表现手法"来看待的。但这种解释并不符合《诗经》中"兴"的文本实际。正确的解读为:"兴"在《诗经》中是一种独特的抒情诗歌体裁。这种体裁的诗歌在现存《诗经》中共有46首之多。在题材类型上,兴体诗分别抒发了喜乐愉悦之情、忧愁感伤之情和思乡怀人之情;在艺术特点上,兴体诗惯于用第一人称直抒忧乐思念之情怀,重点使用借代、借喻、象征以及反复、应和的修辞手法,并在内部章节和语言运用上呈"连珠"型结构特征,从而使它与《诗经》中另外五种体裁的诗歌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和对照。     

“趋之若鹜”考

“趋之若鹜”成语今多指很多人追逐某种东西，含贬义。鹜，所见词书都说是野鸭。此成语之源例，最远只及晚清。按，此语之源当是《商君书·定分》：“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焉而逐之。”骛，追逐之意。引申为追求。因骛、鹜形似音同，后讹为鹜，延袭至今。此语当出《明史·列传一百二十七·萧如薰》：“如薰亦能诗，士趋之若骛，宾座常满。”趋之若骛，趋之若追，趋之若求之意也。非特含贬义。是骛，非骛也。“趋之若鹜”考@牛庸     

“曹国”考

曹是西周初年姬振铎在东方建立的重要邦国,它负有监管殷民、监视徐夷以及控制成周以东经济和战略要地的重任。然而,曹国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春秋后期亡于宋。这使得曹国成为一个被人们忽视了的侯国。对曹国历史的钩沉,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和理解其历史地位和意义。     

“高山”考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康有为与保皇会>(以下简称<康>)收有<高山致康有为书>一函,写信人以康门弟子自称,信中言及诸多保皇会内部要务,但"高山"却鲜有所闻.事实上,"高山"就是南海门下罗普.     

“胡城”考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这是唐末诗人杜荀鹤写的题为《再经胡城县》的一首诗,诗句通俗,其意并不难解,但诗题中之“胡城”是否就在今安徽阜阳附近,是值得探索一下的。一胡城其地,近年出版的《唐诗选注》、《历代诗歌选》、《唐宋诗选讲》、《唐诗一百首》等等都注为:故城(或旧址、旧城)在今安徽省阜阳县西北。今安徽省阜阳县西北之胡城旧址,为西周胡国所在地,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的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地图上,其地均作胡。秦在其地置汝阴县。《汉书·地理志》:“女(即:汝)阴,故胡国。都尉治。莽曰汝坟。”《后汉书·郡国志》:“汝阴本胡国。”梁刘昭注补《后汉书》,注作“杜预曰县西北有胡城。”这大概是注家注胡城在今安徽省阜阳县西北的根据吧!     

“唓嗻”考

:《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对“口车口庶”的释义归纳起来不外两大说 :(一 )甚词 (如“甚”,“很”) ;(二 )赞语 (如“能干”,“出众”)。该词至今仍保留在清水河县方言口语中 ,从该县方言保留“口车口庶”义蕴看 ,这两种解释都不妥 ,其义蕴应该是 :(一 )没有约束、任性、放肆、放荡、不像样。 (二 )不受拘束、洒脱、放达、风流、像样     

“索作卉”考

云南古代曾用贝为币,“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四、四、五进位,一索是八十枚贝子。庄、手、苗、索,是少数民族语言,音译为汉字,常见异写,大体同音。唯有索作“卉”,音并不同。如宣光六年姚安《兴宝寺常住碑》“钱巴三千五百卉”。嘉靖二十七年《临安卫董千户舍丁买房契纸》“议作时价纹银二十四两……每两估时     

“■”考

不少藏文古典著述都曾记载在聂赤赞谱之前,藏地先后出现过若干个主宰者()。据说这些主宰者或是巫师,或是氏族酋长,并与龙、赞魔、玛桑、柔等等各类生灵有关系。令人感兴趣的是,文献所记载的这些主宰者除了有各自的统治区域外,还有确切的氏族名号可以查证。这使我们感觉到这些文献的内容并不简单,我们认为这其中必定蕴藏着不少历史材料,除去其宗教、神话的外衣,不难发现远古藏族的真实生活面貌。 以下我们先列举有关“主宰者”的典型材料。 《龙钦教史》记载,在聂赤赞普前,“蕃地被系于魔和夜叉的十二邦(     

“姑娘”考

“姑娘”在现代汉语中多用来指称年轻的未婚女性,但就单字来说,“姑”指姑母,“娘”指母亲。这样两个表示年长妇女的亲属称谓词,组合为复音词后却用来指称年轻女性,这种词义反转的过程及原因值得考察。文章从历时角度探讨了“姑”、“娘”单字及“姑娘”的词义演变过程。从姑娘表示父亲的姊妹、丈夫的姊妹和指年轻女性等3个义项多对应的词义结构分析来看,人们对词义结构的理解以及对单字意义的选择,对词义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作用。     

“扶桑”考

“扶桑”今地的探讨,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反复论争中,中外学术界形成了美洲说和日本说两种基本不同的观点,至今悬而未决。我认为,在有关“扶桑”的记载中,《梁书》等晚期文献描绘的海外“扶桑”国是在早期有关文献基础上附会演化而成的神话国度,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而《山海经》等早期文献中记载的“扶桑”,则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它应     

“车裂”考

车裂,据《辞海》(76年修订本)解释:“亦称‘轘’或‘轘刑’,俗称‘五马分尸’。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即将人头和四肢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肢体。”还有的人把车裂说成是秦国特有的酷刑,如朱起凤《辞通》说:“秦法酷烈,故有车裂之刑”。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的看法,是以讹传讹而形成的错误,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古代刑法史及很多重要历史人物的死亡真相的了解,有必要重新考证清楚。     

“廷杖”考

“廷杖”,就是皇帝在殿廷、朝堂之上杖责臣下。“廷杖”究竟始于何时?明代朱国祯云:“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挞人,此其徵也。” (《涌幢小品》卷12廷杖条)《明史》在卷95《刑法志》中又云:“廷杖之刑,亦自(明)太祖(朱元璋)矣。”张善诚同志在他的《评忠君道德》(载《哲学研     

“女史”考

女史是我国古代唯一由女子担任的史官。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注史云:“《周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女史。”至于其它史官,由于与后世史官有直接联系,所以在历代研究中颇受重视,论述也多。唯其由女子所担任的这种史官,由于它的地位模糊,加上历代记述既不系统,又不具体,常常是一点而过,这就为全面了解这种特殊史官增加了困难,所以迄今并无专文考述。但是,从先秦到明清,有不少文献反映了女史设置的状况,在一些野史稗乘,话本小说,绘画题咏中,也往往以女史作为借喻和体裁。因此,为了弄清它的设置状况及其演变和职责,试作以下考述。一关于女史的文献记述最早可见于《周礼》,《天官冢宰·序官》有“女史八人”。“女史”条称:“女史,掌王后之礼职,掌内治之贰,以诏后治内政,逆六宫,书内令,凡后之事以礼从。”贾疏:“案其职云掌王后之礼职,内治之贰,亦女奴晓书者为之,其职与王之大史掌礼同。”又《春官宗伯·序官·世妇》条下有:“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郑玄注:“女府女史,女奴有才     

“彭咸”考

彭、咸乃殷汤时的老彭和太戊时巫咸的合称。彭、咸并非投水而死,二人为殷贤臣,同时身兼巫职。屈原身份亦为巫,在流放之后从事巫师职业,以此谋生,同时创作了《九歌》等作品。屈原与彭咸的共鸣点在巫职上。     

“兴”义辨源

元人杨载作《诗学正源》说:“诗有六义,而实则三体。风、雅、颂者,诗之体;赋、比、兴者,诗之法。”这是关于《诗经》六义的体,法之分,类似的说法不少,杨说较为简明。关于这种分法,直到今天,也仍然无大歧议,基本都这样看了。 但是,关于“赋、比、兴”三法的具体理解亦即界说问题,却自汉至今,论者纷纭,迄无定论;特别关于“兴”法的界说,则似乎尤为纷歧。由于界说的分歧,就必然要导致一系列有关认识及继承方面的分歧,这是不可避免的。 界说分歧的原因很多。主要的,当然是由于这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但考察历代论者,多喜讲求笺疏或师承,尊古心理较重,就不免影响一些人进行独立的思考;另外有不少论者,甚至包括一些名家在内,往往把后世的诗篇同“三百篇”相提并论,这就混淆了研究对象,当然也得不出一致的结论。 所以我认为,要弄清有关“兴”法的诸多问题,就必先弄清其界说,要想弄清其界说,就必先分清源流。而“兴”法之正源在《诗经》,那就必须先从《诗经》去考察“兴”法的原貌,把认识统一在《诗经》上,才能得出“兴”法的本义。另外,对过去的一些界说,必须分析评判,取其合理部分,以求得我们自己的答案。这应是研究“兴”法的真正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