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

法治评估是基于评估法治状况和现实发展的需要而兴起的。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中的法治指数、世界正义工程的法治指数实践带动了部分国家与地区在更广泛层面展开法治的量化评估。中国的法治评估实践,经历了立法司法领域的评估考察、法治评估的全面探索两个阶段,表现出"嵌入性"、政府主导、法治理解广义化、法治评估区域化等特征。法治评估应该在"试错"中逐步实现区域评估的规范化、体系化与制度化,并作为区域法治建设的新增长点推动地方政府法治目标的实现。     

论地方法治的可能性--以"法治浙江"战略为例

“法治江苏”和“法治浙江”等战略的提出,使得地方法治日益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结合对“法治浙江”战略的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论证了地方法治的可能性问题,认为:法治的渐进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要性;法治的具体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然性;地方的能动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现实性。本文同时认为,尽管实现地方法治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其实现进程又在总体上受制于国家法治化的进程。     

地方法治评价体系论纲--以"法治浙江"建设为例

建立地方法治评价体系有利于认识、评价、预测和推进地方法治建设。遵循法治统一原则、系统性原则、典型性原则和动态性原则,本文建立起了由民主完善、法制完备、公共权力运行规范、公民权利切实保障、法律职业严格保护等五个子系统、二十个具体指标的地方法治评价体系。     

新经济时代的地方法治环境研究——以武汉和重庆为例

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以信息技术和市场创新为核心要素的新经济浪潮已经到来。在新经济时代,法律能够整合社会资源,协调利益冲突,激励创新活力,促进科学技术的高效运用。以武汉和重庆为例,随着新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冲突的不断出现,不少地方立法的内容难以适应科技发展的新形势,执法、司法等领域面临着新经济带来的多重挑战。优化地方法治环境,应按照“效益优先、依法治理、政府主导、公平竞争”的原则,在地方科技法制工作中加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力度,增强企业的可持续创新力和市场竞争力,依法建构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机制和财政供给机制,提升政府科技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营造公正和谐的地方司法环境。     

法治评估的实践困局及其破解——以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法治思想为理论参照

近年来以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开启了微观层面的量化法治评估实验,经过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法治建设的新增长点和动力机制。实践法治观的生成以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孕育释放出的信号表明中国法治的理论旨趣和实践面向,法治应当是一种实践行动,要立足于真实的生活场景而非是观念巴别塔,但当前的中国法治评估仍存在着理论准备的先天不足。针对当前法治评估实践中类型构造和进路选择的表征与建构之争,选取了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这一理论作参照,哈耶克对建构论唯理主义的批判和进化论理性主义的洞见对于当前中国法治评估实践困局破解极具镜鉴意义。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或价值性进路并非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同源同构的关系。法治评估应当立基于法治中国的具体情境,实现规则系统和行动结构的相容。     

地方法治与地方宏观调控

我国采行单一制下的五级政权体系,地方在其权限内,可以并且应当通过规划、产业政策、预算、地方权限内的税费调整、政府债务和投资、劳动和社会保障措施等,对本地方经济进行整体、间接的调控。法治具有地方性,鉴于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宏观调控的自由裁量、相机抉择特征,地方宏观调控是地方法治的集中体现和关键所在。问责制框架下动态的用权和控权,是地方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路径和模式所在。     

浅析地方高校与地方法治文化培育

地方的法治文化建设是对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贡献。要加快地方法治文化建设,可以使地方高校与地方相关部门联合起来,发挥高校与地方的各自优势,从地方建设法治文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寻求加快地方法治文化培育的途径,使地方高校与地方实现互利双赢,共同促进地方的法治文化建设,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

地方法治是相对于国家法治而言的一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过程和状态,地方法治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看,都是法治国家体系形成和完善的一种地方知识。地方法治有若干核心问题已由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地方职权的法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定、地方自治的法定。法治中国的战略部署和实现路径也将对地方法治建设产生重大影响。地方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和探索成为了法治中国建设丰富、多元的样本。我国地方法治何以可能和正当可以从地方知识的视角、宪法法律的规定、法治中国的影响、地方治理的探索等方面予以证成。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意义阐释——以法治为修辞改变思维方式

作为法治中国的核心要素,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主要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如何透过诸多修饰词,正确解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意义,是摆在法学研究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在此过程中,法治国家主要是解决执政党依法执政的问题;法治政府主要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行为的法治化问题;而法治社会主要是在法律对社会组织与公民、政府之间的权力进行明确划分的情况下,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问题。法治国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而法治社会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真正基础。     

法治建设中的“地方”

"地方"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中央的关系中,它关系到宪法等法律是否可能全面正确地实施,承担着与社会直接接触的任务,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互相撞击的触点。唯有通过法治建设,在不同层级的国家机关中合理分配、明晰国家权力,合理划分国家与社会的界限,彻底改变上级可以任意支配下级、国家可以任意设计与规划社会生活的机制,才可能建立一个具有活力、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地方政权体系,真正解决基层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目前面临的道德风险和法律困境。这也是当前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唯一选择。     

“德性的法治”如何可能?——以荀子为基点之历史与逻辑的考察

长期以来,学者或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德与法的关系问题,或以“法即是刑”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法的性质。在先秦儒家德与法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主张的基础上,现当代学者亦提出德与法有机融合及“德性的法治”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是适应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治国方法;从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法是为实现“公”、反对“私”而施行的政治主张,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公正性的精神实质。在荀子那里,法是以公正与理性为根据和精神实质的爱的制度;礼法、礼义既具有社会规范作用,更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法是君子所立、所论、所行之义法,其所欲实现的是一个礼乐平治、上下和乐的王道社会。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德性的法治”最终得以实现。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治——以形式法治概念为基准的考察

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进程推动了法治从国家统治方式(国内法治)发展成为向全球治理方式(国际法治)。从形式法治概念出发,(国际)法治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法律的可预期原则、法律的普遍适用原则和法律纠纷的有效解决原则。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主要差异在于:国际法治是契约型法治、多元分散性法治,国内法治是强制型法治、一元型法治。国际法治区可分为全球层次和区域层次,这两个层次的法治的典型是WTO法治和欧盟法治。     

破解我国地方债务问题的法治思考

目前我国有数量庞大的显性地方债务和难以估算的隐性地方债务,资不抵债已经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一些国家或地区针对地方债务问题采取了多种法治模式,其中债务法治体系化、债务接管法治化、统一基金保底与借款法定化和债务指标法定化模式对于我国破解地方债务难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在《宪法》中对控制地方债务进行顶层布控,在此基础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税权法律制度;出台地方债务法,强化地方预算监督;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明确地方债务的主体、发起权限、运行程序、法律责任等。     

论地方治理的法治基础

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路径。法治的目标应当是其能够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植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之中,以公平正义约束和评判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为提升地方治理法治建设的水平与绩效,须赋予法治以新的内涵,以民主集中制形成并保障蕴含公平、正义的社会认同,构筑及强化科学、完善与高效的法治执行力。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及其评估体系

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中国治国理政观念和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当务之急既需要在法治政府标准上获得更大的共识,同时出台分步实施方案,确定和实施一套公平有效的评估体系.     

新型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法治路径选择——以成都法治城市建设的实践为例

新型城市化催生了城市现代法治化的需求。关注法治城市建设,既是地方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新型城市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和实现结构性转变这一现实需求的回应。法治城市建设的关键问题在于,在遵循国家法治统一性的前提下,如何体现法治城市建设的实践性和能动性。对此,以成都为例,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宣传四个环节解读了成都法治城市建设的实践创新,并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地方法治路径选择。     

候鸟老人的地方融入——以三亚市区为例

为研究候鸟老人的地方融入情况,以三亚市区的候鸟老人为研究对象,利用深度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方法获取数据。三亚候鸟老人中大多数为有一定收入的退休老人,他们季节性往返,追求三亚舒适的气候环境以维持健康。对候鸟老人的地方融入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凝视地方不仅表现于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文化与活动;体验地方通常是通过候鸟老人的地方参与和地方依恋体现出来;建构地方则为文化素养较高的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政府及事业单位退休老人通过组织活动、成立社团等方式来实现,以提升其自我价值。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法治进路——以整合发展观为视角

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对法治的理解和实践也不尽相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一方面必须吸收和接受外来法治观念和法律制度,另一方面还要保持自身个性,以使法治发展适应自身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传统的要求.基于法治发展的这种两难状态,本文结合中国自身实际,引入了一种法治的新发展观--整合发展观,并在此基础上审视探析法治在中国实现的可能途径,从而提出在中国实现法治应当对法治要素进行位次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