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治藏方略

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治藏方略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治藏方略的继承和发展;贯穿其治藏方略的主线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一治藏方略是在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调查和研究西藏的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形成的.治藏方略的指导思想是"三个代表",其主要思想表现为:审时度势,确定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策略--把握西藏工作的大局;关于西藏的理论和政策建设与创新--为西藏工作指明方向;关于西藏的政权建设与创新--为治藏方略提供保障.中央第三代领导核心制定和实施的治藏方略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才能推进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才能实现西藏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论邓小平加快西藏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加快西藏发展的思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 ,系统地论述了加快西藏发展的必要性、任务、途径、目标等。文章认为 ,邓小平加快西藏发展的思想在理论上是完整的 ,在实践上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在西藏就是要坚持邓小平加快西藏发展的思想     

邓小平的民族工作思想及其在西藏的实践

本文从三个方面入手,即邓小平关于民族工作的主要理论和思想、对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贡献,以及发展西藏经济,详细论述了邓小平同志的民族工作思想及其在西藏的实践.     

新时代“老西藏精神”的基本内涵、价值呈现与传承路径

文章围绕新时代"老西藏精神"的基本内涵、价值呈现和传承路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新时代"老西藏精神"以艰苦奋斗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西藏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坚定信念,以爱国守边、忠诚奉献为实践品格,铸就于西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富裕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成为重要的精神支撑。传承新时代"老西藏精神",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在奋斗的实践中创新思想发展。     

“慎重稳进”与“跨越式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西藏发展问题上的特点

"慎重稳进"与"跨越式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执政50多年历程所经历的两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特点."慎重稳进"是从西藏和平解放后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一阶段党治藏方略的特点,"跨越式发展"则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治藏方略的一个显著特点.但从历史的结果看,在"慎重稳进"思想指导下,我们实现了西藏社会的"跨越",而在"跨越式发展"进程中,又必须"慎重"处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合理有效地处理"慎重稳进"与"跨越式发展"辩证关系,是西藏工作的方法论.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藏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西藏工作是党的全部工作中一项既重要又较为特殊的工作;主要任务是解放西藏、改革其落后社会制度、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应实行慎重稳进、和平解决问题的工作方针;要特别注意并努力做好民族宗教工作;要坚定持久地开展反对分裂西藏斗争。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治藏思想不仅过去,而且至今仍对西藏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是其后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治藏思想的基础,并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     

西方议会、媒体、公众、达赖之间的利益链条与"西藏问题"

除了西方政府作祟外,西方议会、媒体、公众以及达赖集团在国外的积极活动都是阻碍"西藏问题"尽早解决的重要因素.在达赖逃亡国外的半个世纪里,西方议会、媒体、公众与达赖之间已经形成特殊的利益链条,这更增加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难度.要早日解决"西藏问题",必须斩断围绕"西藏问题"所形成的利益链条.     

改革开放时期西藏"一个转折点"的形成与经验总结

西藏自治区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曾走过一段探索与曲折的路子,主要是因为进入改革开放时期,西藏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缺乏足够的经验,西方反华势力和达赖分裂集团此时又加紧了渗透、干扰破坏,加之自身对改革开放中所出现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上的偏差,使西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遇到了经济下降和拉萨连续几年骚乱的严峻形势.在这种危难时刻,胡锦涛同志临危受命主持西藏工作.胡锦涛同志到西藏后,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睿智洞察全局.面对严峻局面,他沉着应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的指导思想,实现了西藏工作的重大转折,形成了改革开放史上西藏工作著名的 "一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的形成过程,为党在新时期西藏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成为上世纪末乃至新世纪指导西藏工作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新时代西藏工作思想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西藏工作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认识,为新时代西藏工作作出了新决策新部署新要求。其中蕴含了习近平新时代西藏工作思想,主要包括6个方面:一是明确治边稳藏的重大意义;二是总结党的西藏工作的历史经验;三是丰富与发展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四是聚焦西藏工作的着眼点与着力点;五是把准西藏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六是规划了西藏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行动纲领。习近平新时代西藏工作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深入把握其科学内涵与精神实质,能够增强新时代党的西藏工作的有效性,有利于更好地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西藏篇章。     

铭刻在世界屋脊上的历史功勋——邓小平同志与西藏和平解放

和平解放西藏,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邓小平同志曾是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在贯彻执行中央这一决策中,邓小平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同志一起,由他亲自主持制订了解放西藏公约十条等重大政策,指挥了十八军和平进军西藏;以后又在指导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等方面,以他巨大的智慧和对我党民族工作创造性的见地对西藏工作作了关键性的指导.本文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了邓小平同志对西藏工作、西藏自治区、西藏人民的关怀.这篇文章是我们认识西藏,学习中国共产党解决西藏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好教材.本文已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二十八年间》(三编)一书中,本刊征得该书编者和该出版社的同意,在本期刊出此文,以飨读者。     

吐蕃统治敦煌的监军、监使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设有大监军使,简称监使,又称为节儿监军,藏文写做khri spyan或rtse rjespyan,即万户悉编或节儿监军,也可简称为节儿,是仅次于敦煌乞利本(khri dpon,万户长)的当地第二号军政长官,主管军事、司法、农业生产等事务。另外,吐蕃在敦煌还先后设置了汉人部落监军、汉人监军(rgyavi spyan,亦译为唐人观察使)等官员,地位在大监军使之下。在吐蕃统治下的河陇、西域及其他地区也设有悉编(spyan)一职,为吐蕃在该地区的重要职官。这一职官对后来河西归义军政权的职官制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我国传统医学中的象数思维与象数科学——以中医“藏象”、“五行”和藏医“树喻”、“三因”为例

象数思维包括象思维和数思维两种,中医的"藏象",藏医的"树喻"体现了象思维;中医的"五行",藏医的"三因"体现了数思维.比较而言,中医的象思维简约而抽象,藏医的象思维平实而形象;中医的数思维更重视"五"之数,藏医的象思维更重视"三"之数.     

汉语方言女性称谓词"伯"之来源考

借助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两方面的一些材料,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试图论证现代汉语方言的女性亲属称谓词"伯"应是早期古越语的底层词.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的比较研究

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与日耳曼民族"赎罪金"制度虽属不同宗教法律文化场域中的金钱损害赔偿制度,但其起源均出自于宗教禁忌规则体系,其本质与当时其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环境密不可分。     

聚焦学术"热点",构建和谐世界——"民族主义与世界民族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8—30日,由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中央民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民族主义与世界民族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出席此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国家民委、高等院校、科研所和杂志社的代表共60余人,收到论文40余篇。研讨会开幕式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叶江教授主持,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伦、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潘光、中央民族大学王庆仁教授向大会致辞,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民委原常委赵延年做主题发言。在3天的研讨会中,与会…     

藏医脉诊“冲、甘、恰”实质的探讨

藏医脉诊中“冲、甘、恰”的来源是一个历史悬案。这个复合名词究竟是指医生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古代名称,还是指脉诊中病人腕部动脉的3个诊脉部位,对此历代多有争论。从藏医古代经典《月王药诊》、《四部医典》开始就已存在“冲、甘、恰”与3个指头混称、定义含混的情况,这是后世争论的根源。在与中医脉诊的“寸、关、尺”的关系问题上学界的看法也有分歧。文章从医学发展史和文献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从音韵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藏医脉诊“冲、甘、恰”是中医脉诊“寸、关、尺”的转音,是指腕部诊脉的3个部位。     

“邦达昌”反叛噶厦政府始末考

"邦达昌"是藏东芒康地区的一个有权有势的富商家族,该家族出生于平民,后被封为贵族.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该家族因善于经商而名扬天下.但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邦达昌"及邦达·多吉开始走向反叛噶厦政府之路,究其走向反叛之原因、经过、结果是本文的核心所在.     

刚烈壮美的长篇世界--试论红柯《西去的骑手》中涉及的文化系统及人物描写

《西去的骑手》是以在西北地区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马仲英为原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涉及到了两种文化系统,即西北地域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单纯而又丰富神秘的人物形象马仲英的描写中,体现出了西北的生命之感.小说的立意即在于通过西北地城文化中刚烈、壮美的"血性"精神,来恢复中原文化中固有的刚强精神.     

解读"整合"与"民族整合"

"整合"和"民族整合"两词在当前的学术论著中出现频繁,学者们对"民族整合"的理解也各不相同.实现学术话语的趋同性认识和使用,有利于消除歧异性理解,形成认知上的共识.本文在对"民族整合"的不同表述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认为"民族整合"是不同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功能和过程.     

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与“幸福感”相关问题探析

自格林·考奇教授在其专著<发展人类学>中首次提出了"发展人类学"之概念伊始,种种对于发展概念之讨论与争辩从未停止.建诸于西方话语霸权视角下之应用人类学已然于困境中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获致"重生".然则,发展概念之帝国误读性、衡一发展模式之强植、发展之经济理性最大化、传统与现代之二元分野皆于渐趋远离他者在地哲学之维下不断切割着学术与应用间之"互惠".本文,试图经由发展人类学少有关注之"幸福感"相关问题之探讨,由此,使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从"幸福感"之心理层面获致突破与惠与.发展人类学之发展概念之种种探讨与辨析,并非为得获致广为认同之发展概念,其意旨在乎反思与关照他者眼光之种种可能性.幸福感之于发展人类学研究之介入亦非某种突兀之举,其早已存之,此文之种种思考起到明晰与彰显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