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公司治理与研发支出——基于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利用2007—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融资约束、公司治理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对装备制造企业研发支出产生负向影响,同时发现公司内部治理对于提高研发支出是一种有效的调节工具,即当董事会会议次数较多、高管薪酬较高、股权制衡度较高时,融资约束对研发支出的影响会减弱,但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基于以上分析,装备制造企业应努力缓解融资约束、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增加企业研发支出。     

高管团队异质性、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社会责任

针对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评级评分报告中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偏低的问题，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及需求层次理论，以2014～2017年沪深A股261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固定效应及面板门槛模型，研究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股权集中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认为，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以股权集中度为门槛变量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股权集中度低于11.65%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高于11.65%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可以在考虑股权集中度的基础上有效构建高管团队，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建立适当的沟通机制，保证信息传递、共享渠道的畅通，削弱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制定及实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公司治理结构与资本支出决策关系——来自海南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4年12月31日前海南省在深、沪两地上市的公司1994-2005年度的观测值为样本,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资本支出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经验证据表明,法人股比例、董事会活动、领导结构、高管规模与企业资本支出显著正相关;国有股比例、董事会规模与资本支出显著负相关;股权集中度、流通A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正相关,但不显著;独立董事比例、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企业资本支出负相关,但不显著.     

政治关联、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

利用2008—2012年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政治关联、内部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低;监事会规模越大,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越高;政治关联、独立董事和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存在正向影响但不显著。以政治关联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考察发现,政治关联能够强化独立董事、监事会规模、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但政治关联对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较弱。     

股权集中、R&D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来自深圳创业板的证据

运用深圳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对股权集中度、R&D投入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R&D投入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2）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的成长显著负相关;（3）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的R&D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4）R&D投入强度在股权集中度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但股权集中度对R&D投入强度和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并无显著的调节效应。进一步厘清了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强度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并为此提供有力的实证证据。     

股权结构与企业现金持有—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1-2005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股权结构如何影响管理者控制成本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对企业股权结构与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而股权集中度，前十大股东持股份额的变异系数与企业现金持有存在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现金持有之间并无显著关系。分析指出，同时存在两种效应在影响企业现金持有量，即第一大股东有效监督效应和前十大股东利益合谋效应，且后者效应大于前者。     

熊市背景下的高管持股、年薪激励与研发投资——基于2008-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2008-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分析了熊市背景下高层管理者持股数量、年薪总额和研发投资关系。利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在熊市背景下高管持股数量与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高管年薪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相对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管持股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支出负面影响更显著;股权集中将降低高管持股对研发支出的负面影响。相对于高盈利企业,高管持股对低盈利企业的研发支出负面影响更显著;相对于低成长企业,高管持股对高成长企业研发支出负面影响更显著。     

股权集中度、债务约束与技术创新——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利用回归模型方法,根据275家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2011-2014年样本数据,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债务约束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且债务水平对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约束能力,具体表现在高债务水平下的企业股权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明显弱于低债务水平下的企业。债务水平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且股权集中强度对企业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高股权集中度的企业债务水平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约束能力要强于低股权集中度企业。     

体育产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体育产业作为我国支柱产业之一,在提升经济总量、改善经济质量和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地位极其重要。以48家体育产业上市公司2011—2018年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及调节效应检验研究政府补助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及股权集中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增强;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可正向调节政府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体育产业上市公司应合理利用政府补助的经营绩效提升作用,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及投资机会以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研发强度与董事会特征关系研究———基于PE支持企业的数据

在竞争激励的环境下,企业生存的关键在于拥有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与企业研发强度密不可分。本文以84家创业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研发强度与董事会特征的关系,结果发现CEO工作背景、男性董事比例与研发强度正相关,而董事会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薪酬与研发强度负相关。     

研发强度与董事会特征关系研究———基于PE支持企业的数据

在竞争激励的环境下,企业生存的关键在于拥有核心竞争力,而核心竞争力在某种程度上与企业研发强度密不可分。本文以84家创业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支持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研发强度与董事会特征的关系,结果发现CEO工作背景、男性董事比例与研发强度正相关,而董事会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董事薪酬与研发强度负相关。     

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与企业环境行为

环境污染的公共品属性和产品剩余价值创造的激励特征导致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消极性和迎合性，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成为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性的核心要素。选取2016—2019年中国五大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产权性质、公司治理角度探究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行为有明显的产权性质差异，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企业环境行为；董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兼任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负相关，同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因素的基础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民营企业环境行为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加显著。     

管理层激励约束与企业效率

选取竞争充分和政府干预较少的中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2001-2009年)为研究样本,首先运用不考虑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随机边界分析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对样本企业的技术有效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家电行业上市公司长期存在严重的技术无效现象。在此基础之上,采用考察影响因素的随机边界模型对管理层激励、管理层约束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激励约束机制整体上对企业效率产生了正面效应,而股权分置改革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正面效应;管理层薪酬激励对企业效率的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用程度有限;而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效率之间的关系却不明朗;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效率呈倒U型关系,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效率呈负向关系,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效率则无明显的关联关系;产品市场约束对企业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债务市场约束对企业效率具有负向影响;股权市场约束对企业效率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基于双重代理理论的上市公司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双重代理理论,以2007年中小企业板披露研发数据的8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股权集中度与技术创新动力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第一大股东持股与技术创新动力负相关;股权制衡与技术创新动力负相关,即第二大股东持股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高管-股东代理削弱了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的影响。     

证券市场隐形交易成本与公司治理效率的相关性研究

采用H-L模型测算证券市场隐性交易成本，从反映公司治理效率的指标中，运用因子分析法选择主要成分，并与隐形交易成本进行多元回归。结果表明：隐性交易成本和股权集中度呈正相关关系；与董监规模因子、高层环境因子具有负相关性；与经营效率因子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因此从公司治理的微观角度，可以通过优化股权结构、调整董事会规模和监事会规模、改善独立董事所占比例、改进公司组织管理形式、提高公司经营业绩等方面来降低隐性交易成本。     

股权集中度、经营性负债占比与代理成本

根据我国2014—2018年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股权集中度、经营性负债占比和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经营性负债占比与第一代理成本之间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与代理成本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即经营性负债占比越大代理成本越高,提高股权集中度可以有效抑制代理成本升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企业引入负债无法发挥外部监督作用时,可以提高股权集中度弥补总体监督力度的不足,从而有效抑制经理人对股东的代理成本升高。     

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的实证分析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的宏观环境,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日益成为企业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因素,高管激励制度的完善也必然成为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的核心关键变量之一。在公司治理研究领域,高管激励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一直是不同学者和实践层面的热点问题。基于2013—2018年41家上市金融机构相关数据,通过选取高管薪酬和持股比例作为高管激励的衡量指标、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能力呈"U"型关系;在高管持股比例较小的情况下,高管薪酬激励会加剧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且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使得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该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优化高管激励机制、发挥高管激励作用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至关重要。     

影响我国家族企业价值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家族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深层次的考察

该文以2005年沪深两市的制造业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设定相关变量,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对家族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以及资本结构的深层因素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家族企业不存在最优资本结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关系;家族企业的借款比率、家族股东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价值相关性不显著。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

文章基于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探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并且股权制衡能有效促进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股权集中度在高管薪酬水平与企业创新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跃升式股权影响力与企业绩效研究——基于PE支持企业的面板数据

传统的股权研究中,每一股份的影响力是均衡的,随着持股比例的提升,影响力渐进提升.但公司法、证券法针对某些特殊持股节点的规定,使其影响力不是渐进提升型,而是跃升型的影响.基于上述理解,本文首先利用专家打分对法理造成的部分持股点的影响力进行重新赋值,得出相应的持股影响力,进而选取2012-2017年在创业板上市的353家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股权影响力集中度、制衡度、高管持股影响力以及机构持股影响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股权影响力集中度、高管持股影响力以及机构持股影响力均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影响力方面,有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参与的企业,股权影响力集中度、高管持股影响力以及机构持股影响力与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更显著,而股权影响力制衡度则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