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构想

小说叙事中的身体书写,是对身体这一社会符号的再符号化.其不仅指向身体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的意义,而且指向作者对这一社会文化符号进行再符号化时赋予的意义.在这一再符号化过程中,身体在小说叙事的三个层面,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在故事-素材层面,身体作为人物的物质存在,具有模仿-主题功能,打着一定时代的文化与权力烙印,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在叙事-文本层面,身体具有结构功能,一方面是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另一方面则是一种展现小说叙事对于人物以及人性的理解的“指号”,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符号;在叙述-修辞层面,身体则具有美学功能,是一个重要的修辞对象,与小说叙事的思想价值与审美价值密切相关.小说叙事正是通过对身体的符号化,完成对人类经验的记述,以及对民族文化以及人自身的无意识的发现,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史”.小说叙事的身体符号学的提出与建构,为小说文本解读与小说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从图像到意象:中国现当代油画的本土化叙事

中国现当代油画叙事从依赖图像交代故事情节、传达画面主旨的模式逐渐转向通过具有超脱性质的意象，以叙事作为表象，追求物质内在隐含的精神共性的新型叙事模式。追溯这一艺术现象的文化根源，分析中国艺术精神对油画叙事方式转变的影响，提出中国油画本土化叙事进一步构建需要在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下“重建”本土文化，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和人予以合理阐释。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韩少功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

韩少功的三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日夜书》从语言、具象、历史情境等不同维度还原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将抒情与理论引入日常生活叙事中,打破小说、散文和理论之间的文体间隔。一方面在审美品格上承袭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汲取诗化小说资源,以散文化生活情境还原本真的生活逻辑;另一方面以“伪哲学”理论和随笔式的文化评述介入叙事,将民族文化寻根扩散至人类文化的范畴,体现了作家的人类性思想。     

视觉文化视域下武术非遗的图像叙事研究

随着视觉文化的发展，图像已成为人们交流沟通、传递信息、认识和了解世界的重要工具。从叙事角度看，传统叙事转向图像叙事已成为必然。武术非遗能够进行图像叙事主要由于图像独特功能和地位的确立、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武术的图像传播经验、视觉范式的转变等方面的原因。武术非遗的图像叙事在内容展现、大众关注、隐喻价值、引导认同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但也要处理好感性突出、娱乐性放大、过度虚拟性、碎片性的冲击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提升武术非遗叙事者图像运用水平，发挥武术非遗图像叙事的优势；构建新时代武术非遗图像叙事文本，提高武术非遗图像叙事的质量；培养武术非遗叙事对象的图像素养，提升武术非遗图像的辨别力；改善武术非遗图像叙事条件，优化武术非遗图像叙事环境，从而更好地利用图像进行武术非遗故事的讲述。     

“看”比读“好”——论图像文化转向的必然性

从人类的认识本性、受众心理、交流特征、文字文化的局限性、现代科技以及市场机制等方面，论证了作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形态——图像文化转向的必然性，并将图像文化时代到来的第一原因归结为人类爱“看”的认识本能，其他的原因与要素，都是围绕着人类爱“看”的这一认识本性而展开的。     

作为总体性的“美好生活”及其可能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叙事具有深刻的当代中国语境。“美好生活”是一个总体性范畴，既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又有现实的实践指向，同时具有高远的超越性向度。美好物质生活、美好政治生活、美好精神生活、美好社会生活、美好生态生活等有机地构成“美好生活”的基本内容和价值诉求。“美好生活”的成就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在根本上有赖于坚实的物质基础、充分的民主保障、丰厚的文化滋养、良善的秩序基础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美好生活”的构建有赖于大力发展先进经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深度阐扬优秀文化、切实建构公正制度和着力实现人地和解。同时，“美好生活”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性存在，而是一个不断超越现存生活状况的社会历史过程。     

跨文化视阈下科尔沁叙事民歌英译策略研究

科尔沁叙事民歌记录了蒙古族人民的历史、文化和生活方式，是蒙古族口头传统文化的珍品之一。英译科尔沁叙事民歌有助于促进蒙古族文化的传播，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国际文化交流和旅游业的发展。本研究基于科尔沁叙事民歌的英译现状梳理，以《陕北民歌》《阿诗玛》与《玛纳斯》等民族典籍译介成功案例为参照，紧密结合科尔沁叙事民歌的演唱形式以及歌词特点，探讨科尔沁叙事民歌的翻译策略，提出了从“底本选择”“团队翻译”和“归异结合”的翻译策略，旨在助推更多的蒙古族文学典籍走向世界，进一步促进民族文化研究的国际化。     

以“空间中的身体”为符号——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中“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和视觉叙事

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塑造了大量隐喻性的“农民老父亲”形象，以此阐释农村社会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和城乡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老父亲”群像脱离了智慧老人的文化原型，从革命和建设的先锋英雄转化为有待启蒙的群氓，并通过强化图像叙事、减弱语言叙事的方式，使图像的隐喻性更为突出。“空间中的身体”是该影像的核心，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各类对比关系，其内涵可以向性别、阶层、个体/集体、公共/私人多个面向展开。苦味肖像、“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和“人际空间中的身体”三类图像是分析的切入点。肖像镜头背离了中国电影传统，呈现出大面积阴影、沉默和隐匿表情的共同特点。“劳动空间中的身体”图像突出身体和劳作空间的关系，强调身体性（暗示劳作），忽视个体主体性的体现。“人际空间中的身体”图像将视觉传统中“父—子”间隐喻性的上下空间关系反转呈现，将父亲们描述为既处于对立立场又缺乏话语权的旁观者，需要被“子一代”启蒙。“空间中的身体”作为符号帮助建立“农民老父亲”的群氓形象，将相关的文化、经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觉化，参与启蒙叙事，同时，也将“父亲们”塑造成他者化的“沉默的异化的劳动机器”，参与了对城乡界限的意指实践，使之成为银幕上的文化地理学案例。     

莫言:超越人类中心之后的东方化文学

本文从《生死疲劳》出发分析了莫言叙事把中国传统文艺与西方先锋手法相融合，形成莫言独特的东方化叙事文体。本文从《丰乳肥臀》等小说表现了莫言在意义层面上所具有的超越性视角，他的“审丑”与对人类苦难的“冷漠”是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结果，达到人类与动物同构的高度平等；更重要的是，他在超越人类之后又回归到了对底层弱势群体的关注，形成一种极具包容性的大悲悯。莫言超越的思想基础正是中国的道家文化，这一思想基础形成了莫言作为一个宇宙间的自由生命体建构的狂欢化叙事。     

胡塞尔现象学:叙事伦理的奠基与预演

叙事活动具有建构价值秩序之功能.叙事伦理是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伦理学转向”兴起的新的研究领域,它不仅意味着一种批判性地料理现代知识的态度与方法,同时也体现出某种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重建人文价值的努力.本文通过对“现象”、“朝向”、“意义”、“总体性”、“普遍陈述”、“生活世界”、“交互主体性”等七大胡塞尔命题的解释与修正,认为胡塞尔现象学的伦理面向,对叙事伦理研究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方位有着非同寻常的定向作用,并为理性伦理与叙事伦理之结合,为理性伦理转换为叙事伦理,作出了别出心裁的铺垫.     

论余华小说“活着”意象的意义

余华的小说《活着》以富含哲理的客观叙事,通过展示普通人的生活样态,创造了“活着”的独特意象。这一意象既是现实人生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的感性显现,又与中国传统儒道哲学文化有着深层联系,同时具有人类普遍意义。     

叙事伦理：叙事走向伦理的知识合法性基础

叙事与伦理结合构成作为批评方法的叙事伦理,其知识合法性基础在于三个方面。首先,伦理是对人类生活应然状态的一种规定,而叙事,尤其是文学叙事（或称虚构叙事）是对生存的一种展示,加深我们对应然生活的理解,这是人类学基础;其次,叙事和伦理都是人的自我确立方式,这是叙事走向伦理的心理学基础;最后,“美是道德的象征”是叙事走向伦理的美学基础。     

论陈序经的文化概念

陈序经在对“文化”词源考察的基础上 ,给出了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活的努力的结果和工具。它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文化是人类独有的 ;文化是环境的产物 ;文化具有时代性、整体性和工具性。这种定义下的文化 ,乃是陈序经文化思想中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他的文化概念得出的。因此 ,陈序经的文化概念所具有的两面性 ,也就决定了他的“全盘西化”观的两面性     

试论民歌的当代意义

民歌既是人类历史上产生最早的语言艺术之一,也是一种“活”的文化现象。其当代意义,除了反映民心这一古老的认识功能外,也具有把鲜活的生活立即呈现的表现功能;同时,民歌的“民间之维”也是当代艺术包括诗歌与之相连的一个象征。     

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

瘟疫文学是瘟疫流行后留给西方的直接“遗产”，在后疫情时代，瘟疫在西方文学作品中被不断的重构和重新想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西方瘟疫文本中，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和叙事风格上有着诸多共享的症候,这些症候的存在既来源于对传统瘟疫文学的模仿与继承，也是瘟疫文学内在生成机制的表征，为西方“黑暗的文学经典”的重构和瘟疫叙事的文化塑形提供了生成力。西方瘟疫文学的叙事症候提升了人们对疫病的认知，起到了心理治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其成为人们进行反思的催化剂，使人们认识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文化全球化的辩证思考

经济的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将会导致深层文化的“多元化”和表层文化的“趋同化”的趋势。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深层文化多元性和表层文化趋同性的辩证统一，我们要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努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使她更具有世界性。     

民族认同与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

图像作为一种叙事手段与记忆媒介,与文本、影像、声像等审美形式在“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塑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中华民族的视觉化表征,参与整个民族国家形象的塑造以及集体价值的确证。在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黄河—母亲”的隐喻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促进民族统一与融合。嗣后,新中国黄河图像作为承载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媒介——记忆场,涵括家国命运、抗争进取、人文情怀等不同意蕴的民族精神。依照“图像叙事—记忆—认同建构”的理论逻辑,黄河图像话语的建构借黄河图像唤起社会个体之集体记忆,增进个体对集体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新中国黄河图像话语的研究,不仅凸显出黄河图像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理论资源。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

本文作者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与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是一脉相承的，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只不过是在生物演化的连续的链条上表现出来的最新的一个环节。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是因为生活在文化这一人文世界之中。在马氏看来，人文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正是他的文化整体论的基本论点。作者又阐述了马氏文化功能论的基本思想。作者指出，马林诺夫斯基所谓的文化的功能，就是用来满足生活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主要表现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因此这种功能思想是以生物性的需要为基础的。尽管补充“派生需要”和“整合需要”来淡化生物性的“基本需要”，但始终维持了文化必须对人的生活有用处的基本观点。要了解文化对生活的用处或功能，必须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这正是马氏极力提倡田野调查的基本出发点。作者在本文中高度评价了马林诺夫斯基基于田野调查来研究人文世界和言必有据的实证论的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整篇文章中，作者结合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实践，阐述了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的深刻内涵和作者对其文化论的基本观点。     

论《特别响，非常近》的图像叙事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小说《特别响,非常近》因其大量插入图像而引发广泛的争议。然而,作为语言或文字外的另一叙事媒介,图像之于小说有其积极的建构意义。小说中的图像呈现单幅图像叙事模式,亦表现出系列图像叙事模式,他们共同构成图像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图像与文本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图像与社会历史形成更大的互文关系。故图像叙事具有文字叙事无法比拟的审美效果及深度寓意,成为后“9·11”时代一种特定的基本语言与表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