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城市老年人的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经济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该结果通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年龄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全年龄段老年人经济参与均有抑制作用,仅对低龄老年人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有促进作用;性别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男性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高于女性,对女性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和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高于男性;地区异质性检验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政治参与和志愿参与的正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减趋势,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递增趋势。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退休后的高收入水平会强化互联网使用对经济参与的负向影响。中介效应表明互联网使用可能通过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影响城市老年人政治参与,通过信息渠道和社会网络影响其志愿参与。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厘清互联网对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实际影响,提高积极老龄化政策实施效果。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采用量表法以314名老年人为被试研究了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评估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没有表现出性别差异,年龄和文化程度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的不同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方面产生影响;在预测主观幸福感时,不同的社会支持指标的预测力是不同的。     

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基于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逐渐从受限于代际居住距离的传统形态转变成信息社会下“形式核心化、功能网络化”的新形态。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的分析框架,通过熵权法对农村老年生活质量进行测量,比较不同代际居住距离下的老年生活质量,进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完全自理的中低龄老年组中,子女居住于本镇和本区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弱于本户和本村的样本。（2）互联网使用在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使用下催生的“主动空巢”现象。（3）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不仅打破了农村维系社会网络的居住距离限制,扩展了适度居住距离的区间,还响应了通过发展县域以振兴乡村的政策。政府应夯实乡村数字基础,充分发挥科技对于农村老年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目标高质量实现。     

经济收入与主观生活质量——对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收入因素的实证研究

生活质量和经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学界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研究以对全国8个城市1 600多个样本的实证调查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对应分析等方法,对影响生活质量的经济收入因素做了定量分析,揭示了个人的经济收入状况与主观总体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结论指出影响主观生活质量的主要是收入效应即在物质财富还相对有限的阶段,个人收入的增长确实能够带来更高的生活质量,而且高收入和高的主观生活质量满意度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对应关系。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分析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数据,考察分析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并探究其可能的影响因素。通过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发现,79.1%的老年人认为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幸福＂的,个体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婚姻家庭以及社会支持状况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4个重要影响因素。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多元视野中幸福理论及其对主观生活质量研究的现实意义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研究代表了当代幸福研究的重要取向,生活质量包括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两个部分,与主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是主观幸福感。研究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主观幸福感测量问题。主观生活质量测量力图对主观幸福感调查建立起科学而严格的标准,使得幸福测量具有稳定性、可信性和有效性。     

多元视野中幸福理论及其对主观生活质量研究的现实意义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研究代表了当代幸福研究的重要取向，生活质量包括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两个部分，与主观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是主观幸福感。研究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主观幸福感测量问题。主观生活质量测量力图对主观幸福感调查建立起科学而严格的标准，使得幸福测量具有稳定性、可信性和有效性。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青岛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及相关社会因素的研究

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ＭＵＮＳＨ）,对青岛市２５７ 名老年人做主观幸福感（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ｗ 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ＳＷＢ）的调查及相关因素的研究。结论为本组样本总的说来自觉幸福,生活满意。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因素有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居住社区环境等。就主观幸福感整体程度而言,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高于工人;文化程度高的高于文化程度低的;在婚的高于单身的;良好居住社区环境的高于一般居住社区环境的     

代际支持对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为基础,通过构建代际支持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理论模型,运用分组的广义结构方程模型(GSEM)分析代际支持的三个方面和老年人个体特征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健康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意识和水平,可以提高代际经济支持效果;农村文化资源的匮乏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专门的资源,农村地区子女照料效果相对较差,农村社区养老设施和人员、养老机构建设、专业护理、医疗设施和人员的规划投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不同残疾状况对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多,老年人残疾问题日益凸显。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探讨残疾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比较了非残疾老人、感官残疾老人和肢体残疾老人在健康功能、健康行为和心理状况三方面的差别,并关注残疾影响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和地区差异。研究发现,在控制个人、家庭、地域等因素的条件下,残疾不会改变老年人的健康行为,但会抑制老年人的健康功能和心理状况。而且,肢体残疾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交互效应分析进一步显示,残疾对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存在地区差异,但肢体残疾对女性健康功能产生的消极作用要显著大于男性。通过分析不同残疾状况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有助于为残疾老年人提供精准化服务。     

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发展及其研究

生活质量主要体现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包含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体验与满意度的主面指标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生活质量主观指标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并在80年代以后逐渐趋于成熟。一些国际组织都采用了主观指标或建立了自己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作为主观指标发源地的美国，在其研究与应用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一些国家紧随其后，亚洲也开始了对人全面关怀的步伐。     

西咸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西咸一体化下的西安、咸阳两地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为研究内容,通过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对两市居民在工作的经济特征、工作的生活特征、健康及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社会服务与公共政策,六大具体生活领域和30个具体生活因子方面的主观生活满意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与对比研究。     

共同富裕视角下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

中国不断缩小城乡居民主观福利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会质量理论,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多期数据,考察农村脱贫攻坚阶段农村居民主观福利变化的机制。研究发现,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差距逐步缩小,农村地区的社会质量和政府质量始终高于城镇地区;同时,社会质量的改善是农村居民主观福利提升的原因,政府质量的提升可以强化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正向影响。中国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仅要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还应着力提升基层政府质量,进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生活质量主观指标的发展及其研究

生活质量主要体现为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包含人们对生活的幸福感体验与满意度的主面指标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生活质量主观指标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并在80年代以后逐渐趋于成熟。一些国际组织都采用了主观指标或建立了自己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质量。作为主观指标发源地的美国,在其研究与应用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欧洲一些国家紧随其后,亚洲也开始了对人全面关怀的步伐。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并采用CFPS2018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能正向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行为的发生,相较于未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女性,使用互联网上网的农村女性其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高7%;进一步研究发现,通信支出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受教育程度以及地区差异均会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状况产生影响。最后,本文从加强农村互联网的建设和加大对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帮扶的角度提出对策。     

老年抑郁的特征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了解老年抑郁的现状,分析老年抑郁的特征,探讨抑郁对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个人基本情况调查表》、《老年抑郁量表(GDS)》和《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测定简表(WHOQOF-BREF)》对180名老年人进行测查。结果老年人抑郁程度较轻,离异比配偶建在的个体、独居比其他居住形式的个体、健康状况一般比健康状况好的个体,抑郁评分更高,且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高于客观评价,社会领域评价最高,环境领域评价最低;抑郁与自身健康状况的总体主观感受和生理领域、社会领域、环境领域呈显著负相关。结论老年人抑郁的程度较轻,健康状况一般、离异、独居的个体易患抑郁;老年人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如果抑郁程度加重,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随之降低;抑郁对老年自身健康状况的总体主观感受、社会领域、环境领域有负向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