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的“封印”：社交网络内容封闭性传导——基于格兰杰因果分析

【目的/意义】社交网络内容趋于封闭性和同质化的问题已得到部分研究的证实，但关于内容封闭性是否以及如何被传导的问题，现有分析还不够充分。基于微博平台的样本，对全局内容封闭性的引发和设置问题进行了检验和探究。【设计/方法】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社交网络中头部内容封闭性是全局内容封闭性的格兰杰原因，而反之不成立，即头部内容的封闭可以引发全局内容的封闭。其中的作用机制可能和内容的热度有关：内容热度越高，其引发全局各类内容比例发生变化的能力越强，从而触发全局封闭性的可能越大。【结论/发现】社交网络的全局内容受外力引导时可能趋于封闭的现象，这是对社交网络内容封闭性问题的深入。在现实层面，对于规避和调控由部分热门内容导致的社交网络封闭性具有参考价值。     

突发事件舆论中的情绪极性与传染模式：社会网络分析视角

互联网在公共领域的渗透日渐深入，局部或者单一的突发事件由于社交媒体的介入往往会延伸至公共空间，成为公众广泛关注、参与的公共议题。社交媒体用户的情绪积累与传染可能左右网络舆情的走向。判断社交媒体舆论中的情绪类型，分析情绪传播特征继而验证影响情绪传染的因素变得十分重要。以“昆山反杀案”为切入口，运用情绪挖掘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突发事件舆论中的网络情绪进行粗、细粒度识别和网络模体、级联深度分析。研究发现，在微博场域中，“昆山反杀案”舆论的情绪化倾向明显，情绪分布以“好”的情绪最为显著；情绪传染路径以广播式传播为主，情绪传染呈现明显趋同性特征。事件发展态势与情绪极性均为情绪传染的相关因素，而随着级联深度的增加和讨论的深入，情绪逐渐趋于理性，显示了微博舆论场的“自我净化”功能。     

网络社会中的“情绪逆差”——网络表达与传播中的情绪偏向及其张力结构

网络场域中的“情绪偏向”及其关系特征,关系到网络舆情中的情感引导、情绪调控以及网络社会的情感治理等重要问题.网络传播空间中,某种情绪的传播效力并非与该种情绪出现频次呈正相关关系.基于对今日头条543 754条帖子的实证分析,笔者发现,在网络传播中存在着可称之为“情绪逆差”的现象与机制.将今日头条的帖子在35种情绪框架下进行分类,分析结果表明,出现频次占比越居前的情绪类型,其帖子的阅读量、评论量却越低;反之,出现频次很低的情绪类型,其帖子的阅读量、评论量却很高.这显示,某些情绪虽然更易于被表达、被呈现,但缺乏实际的影响效力;而某些情绪虽然被表达的频次和比重较低,但却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这构成了网络表达与传播中的不同情绪偏向带来的“情绪逆差”,它指涉情绪表达与接受之间的逆向关系,显现出网络社会传播和传—受关系中的差异偏向、张力结构及其特质.     

网络文本内容挖掘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及差异

在若干具有重要性和典型性的国际社交媒体中采集、过滤、选取具有高传播热度的帖子进行内容挖掘和定量分析,考察国际社交媒体热点传播内容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呈现特征和差异。中国文化的国际社交媒体传播在文化形象构成、文化内容视野、国际文化关系等方面具有“传统化形象”“日常化元素”“交互性语境”等丰富的呈现特质,不同的社交媒体热点内容也有其不同的侧重。我国需从日常挖掘、地方塑造、立体建构等多层面,加强和改进新语境下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后真相时代网络暴力中大学生的情绪引导

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交媒体的普及,使话语权不断由大众媒体向下流动,公众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而当前真相滞后、个人主观意见优先的时代特点对公众的价值判断和情绪变化造成了较大影响。大学生作为伴随网络发展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后真相”现象的蔓延极易导致大学生面对事件真相情绪失控,助长网络暴力的发生。本文旨在研究大学生在面对后真相时代网络暴力时的情绪体验以及相关的情绪引导方法,以期为大学生提供有效的保护和支持,破解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网络暴力情绪引导难题。     

社交媒体大数据、 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

为深入研究社交媒体大数据中所反映的投资者情绪与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抑价之间的关系,采用网络爬虫(Python)技术挖掘社交媒体大数据,通过人工构建股市情绪词库,分析了社交媒体言论中包含的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交媒体大数据中的投资者积极情绪与IPO抑价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消极情绪与IPO抑价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消极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论表明,社交媒体大数据可以作为衡量投资者情绪的可靠指标,为度量投资者情绪提供了新方法,并为监管机构对社交媒体信息及水军的靶向性监管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基础.     

后真相时代价值判断的偏转:危机事件中社交媒体传播动力分析——以微博热议“保姆纵火案”为例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危机事件的扩散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传播前置性、情绪感染性、主体多元性、即时交互性和事实模糊性六大特征。传播动力研究是探究这些传播特征动因的重要手段，但目前此类研究偏重系统性的宏观描述，缺乏精确性的微观分析。文章以微博上热议的杭州“保姆纵火案”为例，提出“信息—价值”传播动力模式，从微观层面具体解释社交媒体危机事件如何维持其独特的传播特征及连续的高活跃度，并将此模型发挥效用概括为三点:第一，情感共振导致的“群体极化”引爆舆论炸弹；第二，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用户靠自我价值观评判事件而非真相；第三，危机事件中新信息的输入往往伴随着利益的角逐。     

“后真相”：信息交往关系的视角

就社交媒体对新闻生产构成何种影响而言,研究多集中在内容选择、模式转换与理念重塑等方面,对社交媒体引起信息需求变化及其隐喻的交往关系转变却较少关注,信息交往关系变化恰恰是社交媒体产生的主要影响。因为,新闻不仅是内容呈现,更是信息交往关系的具象化体现,蕴含着不同媒介形式下信息主体间的关系互动模式。“后真相”作为社交媒体时代新闻现象的典型体现,本质上是信息交往关系变化的彰显,对该问题的探讨需要回到这个现实语境。      

自媒体时代网络热点事件的形成

近年来,以社交为基础的“自媒体”的迅猛发展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都进入了社交媒体时代,网民成为网络媒体的主体.网络成为社会民声民意集散地,当公共事件发生时,网民会通过自媒体进行意见的表达和情绪的宣泄,由此形成一些在网络上受关注的网络热点事件.本文试图从自媒体的角度探究网络热点事件的形成的基础,探索网络热点事件产生和传播的因素和规律.     

考虑社交媒体因素的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情绪与信息路径的分析

利用200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投资者情绪和信息不对称两种路径考虑企业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探究社交媒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信息的披露并不是越多越好,过多的披露可能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而社交互动可以缓解这种负向作用。路径检验发现,一方面,企业信息的大量发布,引起投资者情绪的极端化,产生非理性投资行为;另一方面,大量信息的冗余加大了投资者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提高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在情绪与信息两种路径综合作用下,加剧了股价崩盘风险。考虑社交互动具体影响机制时发现,社交互动的调节作用亦来自两种影响的叠加,一方面,投资者之间的社交互动会缓和极端情绪;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平台使得噪声信息更多,投资者提取有效信息难度上升,加大了信息不对称程度。研究结果对信息披露制度的进一步规范与社交媒体平台的管理提供了启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错误信息传播与矫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信息需求倍增且极易形成"情绪共鸣",错误信息也得以借助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文章从(错误)信息获取和传播渠道、个体情绪对接受(错误及矫正)信息的影响,以及如何有效矫正错误信息等几方面展开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公众主要通过来自主流媒体的官方渠道获取和传播疫情信息,社交媒体受到了年轻人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群体的关注;个体情绪的确会对错误信息的接受产生影响,同时,简单驳斥对于情绪消极的个体来说是最为有效的矫正信息类型,但事实陈述与因果解释则对情绪相对乐观的个体更为有效.因此,来自主流媒体的官方信息需增强对个体的关注,而来自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的客观见解可使社交媒体成为官方信息的重要补充,慈善公益机构需在信息透明的前提下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关爱.     

公关的引爆点在哪里

公关的引爆点在于,将公关影响力的核心议题设置形象化,赋予社交媒体意义。这是公关的难题。     

微博议程设置路径与用户认知模式的实证研究 ——基于新浪“热门微博”榜、新闻中心新闻榜的比较

基于新浪“热门微博”榜、新闻中心新闻榜的比较发现,媒体议程与微博议程之间的“议程碰撞”挑战媒体议程设置能力.微博意见领袖的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微博用户偏重感性的认知模式影响微博议程的形成.在微博平台上,媒体应采用人际传播模式与受众进行平等沟通,借力已有意见领袖“放大”媒体声音,注重用户的情感诉求,在“温情”媒体角色扮演中探索议程设置的新途径.     

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探析

“电话焦虑”指的是对电话沟通的回避,行为上降低接打电话的频率或直接拒绝接打电话,心理上对接打电话产生焦虑、排斥等负面情绪。本研究采用探索性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并对访谈结果进行三级编码,分析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媒介因素、个体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情境因素是社交媒体时代导致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重要因素。     

谁掀动了网络情绪?——网络舆情中愤怒情绪传播的关键节点

“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发生后,在微博上迅速引发大量讨论,反映了公众对此事件的情绪。而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对相关微博进行情绪识别,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节点识别、主体差异和作用机理三个方面探究愤怒情绪传播中的关键节点,可以发现：愤怒情绪的传播网络呈放射状结构,少数用户占据优势地位;新闻媒体及名人明星具有较高的情绪吸引力,是重要的“情绪源头”,草根大V具有较高的情绪凝聚力,是关键的“情绪枢纽”;在媒体和明星的情绪启动效应以及草根大V的情绪助推效应作用下,事实流、意见流让位于情绪流,共同导出网络舆情中多元主体参与的情绪图景。     

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综述:“传统媒体”框架的失灵与“社交媒体”框架的缺失

媒体通过对政策渐进式的影响,不断促进社会形态的嬗变。面对变革,我国学界还未能从“传统媒体”的框架中摆脱“路径依赖”,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处于行政隶属地位,使得其他利益诉求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发声;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又进一步分化了“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运动式”的媒介公共政策动员手段导致意见的撕裂,地方“传统媒体”一片叫好,“社交媒体”不乏争议。这是因为我国还未形成系统的“社交媒体”的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未能给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足够的社交媒体治理经验,缺乏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从“问题产生”到“效果评估”各阶段影响方式和作用的详尽分析,未建立起与社交媒体对应的政策过程传播管理框架,社交媒体的管理仍停留在“消极管理”阶段,缺少“积极管理”机制。文章试从传播学、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出发,利用框架分析与对比研究的方法,综述当前“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存在的差异因素、国内“传统媒体”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框架失灵的原因以及“社交媒体”框架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的缺失。     

县域内儿童入园时机与早期发展

基于西部N县2018年全体6~36月龄儿童及其家庭三轮跟踪调查所形成的面板数据,分析入园时机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有近三分之一的样本儿童未按时入园,提前入园的比例高于推迟入园。（2）提前入园使得儿童社交情绪滞后比例提高,入园月龄与儿童的社交情绪滞后比例之间存在“U形”曲线关系,而推迟入园会降低儿童认知能力。（3）机制分析表明,养育环境是提前入园和推迟入园不利于儿童早期发展的决定因素,家校共育过程家庭养育和学校教育投资决策存在互补关系。据此建议灵活入园政策、改善农村儿童在园养育环境、加强对家庭儿童养育的支持和指导。     

政府、媒体与公众的风险互动: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模型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对象,提取微博、微信及政府官方网站上的数据为样本,以公共卫生事件阶段性特征为时间划分依据,探究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在议程设置中的互动关系。政府、媒体和公众于疫情的不同阶段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等方面存在主导权的转换。疫情初现期,公众勾连SARS求证,媒体追随政府辟谣;疫情爆发期,公众注重情绪发泄,政府和媒体注重解决对策;疫情蔓延期,公众信任占半,政府注重行为指导,媒体追责、指导并举;疫情衰退期,政府媒体注重情绪安抚,公众信任回归。对于公共卫生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应将政府、媒体与公众/意见领袖整合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基于此,研究建构了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于初现期、爆发期、蔓延期、衰退期四个公共卫生事件生命周期内良性互动的循环式舆论引导模型,以此为今后公共卫生事件舆论引导提供实践指导。     

论“思”的实质及其临床意义

中医的“七情学说”始于《内经》时代，其中的“思”历来被解释为“思虑”、“思考”等思维活动的内容。通过多种方法论证、指出“思”的内涵是情绪活动，类同于“抑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情绪，并认为对“思”的新解具有积极的和现实的临床意义。     

社交媒体政府可持续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Y市模式”的经验借鉴

社交媒体政府是电子政府2.0的代表形式。现实的公共行政运作证明了社交媒体政府的诸多优势，但社交媒体政府的发展也面临着多重挑战。根据“Y市模式”这一典型的社交媒体政府，基于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分析了影响社交媒体政府可持续发展的机制。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政府的兴起与发展取决于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协同驱动，并受制于社交媒体政府目标与行政体系融合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社交媒体政府的运作效能亦同其所嵌入的组织结构复杂性息息相关。因此，政府应运用系统化的策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转型。此外，鉴于“Y市模式”的实践，文章也探讨了我国社交媒体政府的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