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与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

文章考虑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生态福利绩效的双向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6年全国29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各省(市、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进而通过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生态福利绩效具有"倒U型"的影响关系,当前中国东部的大部分省(市)已处于曲线的第二阶段;对外开放程度、技术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对其提升具有抑制作用,而环境规制与能源结构的影响不显著;生态福利绩效对经济增长具有反作用,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每提高1%,人均GDP相应地提高0.687%。据此建议,政策制定要注重转变发展方式,因地制宜探索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可行路径。     

协同治理对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的解决机制——基于产业链脆弱性的视角

城市矿产开发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打造“无废城市”的重要抓手。从产业链脆弱性视角构建协同治理影响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借助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312份样本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协同治理的协同主体素质、协同结构质量和协同机制效力三个维度对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效应;动态协同能力在两者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协同感知力、协同适应力和协同恢复力三个构成维度在两者关系中产生显著但程度有别的部分中介效应;协同氛围在协同主体素质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在协同机制效力与动态协同能力间产生正向调节效应,而环境不确定性在动态协同能力与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这些结论揭示出协同治理解决城市矿产开发不良绩效问题的内在机制,为提升城市矿产开发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及影响因素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黄河流域2008-2018年79个地级市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算,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并分类探讨影响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2008—2018年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绩效值随时间呈波动上升趋势,流域内部各地区城市间绩效均值空间差异较大,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中游最高、下游次之、上游最低"的分布格局.2)经济集聚、城市绿化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值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科技投入水平对其呈显著抑制作用.3)上、中、下游城市之间以及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影响作用有所差异,科技投入水平对上游城市和普通地级市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下游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不显著;中心城市环境规制对绩效值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于普通地级市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促进黄河流域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及驱动效应研究

运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采用熵值法,对黄河流域九省区2009—2019年生态福利绩效的时空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并通过莫兰指数、空间计量模型对生态福利绩效进行空间驱动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黄河流域九省区生态福利绩效总体水平不高,在时序变化上呈现“W”型;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下游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差”的态势,且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集聚特征;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经济外向性、城镇化水平和城市人口密度是影响黄河流域生态福利绩效的主要因素。据此,九省区应因地制宜制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政策,发挥科技创新对生态环境的提升作用,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提高城镇人口综合素质,树立生态福利绩效观,促进共同富裕。     

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基于江苏、湖北、宁夏三省(区)106个村庄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构建反事实框架,实证分析了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河长制显著地提升了村域河流治理的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而对经济绩效未产生显著影响,且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河长制对村域河流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依地理区位、村级河长权威、河长制推行时间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河长制可以通过增强激励问责、提升环境规制与促进公众参与三种渠道影响村域河流治理绩效。上述研究为河长制全面推行这一主题提供了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也为增强河长制在末端场域的治理效能提供了政策启示。     

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的主要模式及其实践情境——兼论对黄河流域生态补偿模式优化进路的启示

流域生态补偿是一种以流域水资源保护为核心，调节流域经济发展和水环境保护关系的制度激励手段，也是一种促进跨流域协同治理的重要制度设计。基于外部性以及协同治理理论(SFIC模型),构建流域生态补偿“动力-主客体-行动”关系分析框架。通过应用分析框架对田纳西河流域、易北河流域、墨累-达令河流域、新安江流域、赤水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国内外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归纳出权威管理机构主导下“输血式”、市场主导下“造血式”、中央主导下“混合式”、跨区域政府间“输血式”四种类型的生态补偿模式，且每种模式类型都有其特定的应用条件和制约因素。借鉴国内外经验，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生态补偿模式可以从法制保障、平台支撑、市场引入、绩效考评等方面进行重点优化。     

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专项治理行动中有效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基于C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

专项治理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手段，因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绩效合法性而被广泛运用，后权威时代专项治理面临着“官动民不动”的治理困境，影响了专项治理绩效。基于C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田野调查发现：基于科层制层级治理的政治动员和基于社会情理治理的社会动员能有效实现动员，纵向的权威传导与横向的认同建构是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经由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实现了“官动民也动”，提升了专项治理效能，改善了政府与社会关系，实现了社会治理目标。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提升的影响研究

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完善了我国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并对国有企业的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渠道和效果。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改善了国有企业的决策流程,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绩效。机制分析表明,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够降低国有企业治理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中央企业绩效提升的效果更显著,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其边际效应呈递增态势。因此,在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中,企业需要不断强化党组织与治理结构的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降低多层次委托代理诱发的治理成本,并不断完善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政府应从外部监管机制上强化党组织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     

中国大气污染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准确识别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可以为中国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基于2012—2015年我国11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城市大气污染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分别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动态效应；大气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以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衡量的产业结构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密度显著加剧城市大气污染，技术进步和城市绿化有利于改善城市大气污染，而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对大气污染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依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改善城市大气污染的相应政策建议。     

绿色技术进步缓解雾霾污染了吗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70个地级市的绿色专利与PM2.5浓度年均值数据,采用S-GMM和动态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绿色技术进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我国城市雾霾污染与绿色技术进步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本地绿色技术进步显著降低PM2.5浓度,而邻地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本地雾霾污染问题的改善。稳健性检验结果强化了基准回归得到的结论。要确保雾霾污染得到根本治理,需要进一步构建协同发展机制、优化市场环境,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与升级。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建设——基于中国地市级层面的实证分析

智慧城市建设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之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战略为智慧城市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基于TOE框架，对中国地市级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科技发展水平、财政资源和需求压力是影响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而科技投入、政治压力和开放程度并不会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智慧城市转型路径包括优化技术治理体系、增强组织动员能力和完善外部资源环境。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二十五卷）总目录

【目的/意义】城市群发展战略有助于城市间的产业合作、优势互补；但城市群的集聚也容易使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愈发严重，因此，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发展需要，兼顾经济与环境的发展之路尤为重要。【设计/方法】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16～2020年的月度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协调会对于区域城市群大气治理绩效的影响。【结论/发现】首先，经济协调会在发挥城市群大气污染的协同改善作用有限，且对不同指标的改善效果各异。具体而言，协调会显著改善了加入城市空气污染物中的PM_2.5、PM₁₀、NO₂等指标，但加重了O₃污染，且加剧污染效果随时间延长而加强。其次，尽管城市群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和溢出效应，但实证结果表明，周边区域城市的大气质量对于协调会成员城市的大气污染影响是有限的。     

构建黄河流域环境协同治理的路径分析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制于治理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征,传统的属地治理模式难以破解新发展格局下黄河流域的诸多困境,协同推进大治理成为黄河流域开展生态保护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外在动力和提高环境治理绩效的内在要求。黄河流域目前面临的上、中、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尚未形成清洁环保的发展机制等现实问题,一方面阻碍了地区间的共建共享,另一方面也制约着环境协同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践行生态优先的理念,强化生态共建机制,深化协同合作关系,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一体化建设,并积极融入高水平生态保护新格局,尽快形成高水平生态保护的有效支撑,切实保障环境协同治理的成效,为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基础。     

机械系统结构动力学方程的李群分析法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存在高违约率,这导致合作失败成为普遍现象。从农户视角,基于海南、湖北、江西等5省共257户农户调研数据,构建了一个“农业龙头企业+农户”营销渠道关系风险、治理机制和交易绩效的关系模型,实证分析关系风险对治理机制选择的影响以及治理机制阈值效应。结果显示：农户基于关系风险选择不同的治理机制,进而对交易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治理机制不仅对关系风险和交易绩效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而且对交易绩效存在阈值效应,即低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高水平的信任和传统社会规范治理对交易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低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而高水平的权力治理对交易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     

数据赋能、行政生态与政府治理绩效

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入应用背景下，数据赋能政府治理创新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主线。然而，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路径如何与政府治理结构、外部行政环境有效调适仍是亟待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资源基础、公共价值管理和行政生态理论，采用中国286个城市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后发现：(1)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组织资源强化了数据资源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2)数据开放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创新能力强化了数据开放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3)行政生态是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主要边界，在不具备行政生态优势的地区，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推动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对内要把握好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统一关系，对外要积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和多元主体创新能力，还应特别关注自身行政生态，选择合适的路径实现数据精准赋能。     

团队反思对员工绩效影响的跨层次研究

通过建立跨层次的中介效应模型,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方法,考察团队反思对员工绩效的影响。选取交互记忆系统和团队绩效两个中介变量,基于86个企业团队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团队反思对员工绩效存在跨层次的影响,并且在此影响机制中交互记忆系统起到了中介作用,但团队绩效对员工绩效的直接影响效应不显著,即团队绩效对员工绩效无明显促进作用。     

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

在当前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严重阻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治理迫在眉睫。为有效解决当前跨行政区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内在契合关系的分析,探讨中国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有效方法。研究认为,目标管理与协同治理二者之间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目标的一致性保证了协同治理过程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而协同治理则为目标管理提供了前提,保证了目标管理政策的科学性。通过进一步对目标管理在跨行政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中的有效性分析,指出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构建的原则,在目标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将协同治理目标管理机制框架分为问题诊断机制、目标确定机制、目标分解机制、目标评估机制等4个有机联系的部分。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基于多主体与多区域的双重视角

探究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即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因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与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规避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进而规避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至关重要，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基于2009—2016年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多主体与多区域双重视角下，考察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进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在多主体视角下，政府环境监管表现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但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而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协同治理效应也尚未显现，存在多主体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2)在多区域视角下，依靠政府环境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在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以合肥、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部分城市中并未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果，即存在多区域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3)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能够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     

跨域环境治理的组合式协同机制与运作逻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个案研究

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环境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回应与检证载体。以“环境治理现代化”表征的这种中国式现代化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再现代化,需要重新去认识和把握跨域环境治理模式的“现代”属性。从环境污染正在经历的由局部向广域转变的解域化过程来看,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是多辖区间联结与互动的动态演化过程。既有研究已从多层面和多维度视域构建了跨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对于回答协同的应然状态以及如何锻造良好的协同秩序进行了叙事性再现和动态关联考察,但就协同进程中动力机制对协同结果的塑造作用探讨不乏“意犹未尽”之处。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环境协同治理,构建“理念-制度-实践”理论图式,并从触发机制、驱动机制和行动机制3个维度探索了开启跨域生态合作动力来源的机制之钥。研究发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环境治理中的协同模式是典型的组合式协同,存在以系统协同牵引绿色协同的发展倾向,更具有不变体制变机制的内在属性,此种模式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在激励约束与功能分割双重作用下的理性择定。“组合式协同”在应对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跨界环境污染问题上能够获得有效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回馈,并因其秉持共生、共进以及共...     

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研究——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

作为应急管理跨区域协同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有助于发挥资源集聚效应，对提升跨区域公共危机应对处置能力及效率具有关键作用。基于SFIC模型的分析视角构建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模型，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存在外部环境严峻、起始条件悬殊、催化领导乏力、制度设计不足、协同过程不畅和协同效果欠佳等建设困境。提出夯实协同基础、发挥催化领导主导作用、完善制度设计、加强沟通交流和建立评估反馈机制等治理对策，为跨区域应急物资协同储备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