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151个国家1960—2017年的跨国数据构建了动态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对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居民消费率整体呈“倒U型”关系，但这一关系只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发达国家中这一关系并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发达国家促进居民消费，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所带来的效应不显著。另外，消费文化、经济发展水平、民生性财政支出和国家的系统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消费。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绩效影响研究

文章以2007-2009年在沪市上市且发生3次以上并购行为的公司为样本,以其首次并购完成后至2011年年底的业绩变化为研究对象,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并购绩效与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呈倒U型关系,即在一定范围内时,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并购绩效的提升,但当超过某一临界点时,随着管理者自信程度的提高,企业的并购绩效会逐渐下降.     

跨国并购是否促进了母公司技术创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

采用PSM-DID方法检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并购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国并购有助于母公司技术创新;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对母公司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表现为对高科技企业、第三产业、非供给侧改革行业和东道国经济基础好的跨国并购对母公司技术创新效应更佳,而第二产业的跨国并购却呈现显著的抑制效应;尽管第二产业呈现抑制效应,但第三产业正效应弥补了第二产业带来的负效应。从技术需求动机看,不是所有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均能实现技术创新,只有具有知识储备的高科技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才能促进母公司技术创新;从市场需求动机看,以满足当地市场为目的的跨国并购能促进母公司技术创新,其中高科技企业的跨国并购对母公司技术创新的效果更为显著。     

数字赋能“有效论”: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双向效应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新动能。然而,数字赋能的“有效性”问题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样本企业广泛分布于倒“U”型曲线最高点的左侧;管控投入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政府补助能够显著强化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媒体报道较多的企业中。这说明,“技术驱动”有助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增量提质”,但过度数字化会诱使企业陷入“技术鸿沟”,不利于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的协同推进。因此,重污染企业应找准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契合点与着力点,政府可以利用补贴政策进一步激励企业数字赋能绿色创新。     

法制建设、制度环境与出口贸易——基于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劳动力快速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贸易出口的平稳增长与结构转型是一个较为现实的问题。在贸易伙伴国(地区)制度环境异质性条件下,基于1992—2013年中国对172个国家(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对不同的法制建设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行为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当前的法制建设对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继续提升法制建设水平和制度环境质量,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贸易出口水平。     

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

选取了2004-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直接机制、传导机制，以及区域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影响矿业绿色发展水平，环境规制与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呈“U”型关系；东南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暂未产生影响，而中西部内陆地区环境规制与矿业绿色发展呈倒“U”型关系。提出完善环境规制体系，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强化科学管理，提升技术效率；加强技术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等建议，不断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     

制造业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微观数据经验研究

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计算了我国31个制造行业集聚指数（EG指数）,采用LP方法估计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考察了制造业集聚与企业TFP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程度有逐年提高趋势‘集聚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集聚与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演化关系。此外,由于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仍然处于较低阶段,相对于低集聚度的行业而言,更高的集聚程度对企业生产率的贡献明显更高,这也为调整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提供了更多操作空间。     

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从理论层面探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以108个国家2005—201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就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就总体样本而言,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分区域来看,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呈正向线性特征,即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能显著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升级呈“U”型非线性影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均能通过影响企业创新研发进而促进国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升级。     

企业并购战略惯性研究——复星医药、青岛啤酒并购惯性对比分析

本文通过对复星医药、青岛啤酒两家上市公司并购发展轨迹的研究发现,惯性在两家企业的成长历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惯性作用在不同企业以及同一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表现存在明显差异。由此,本文提出从并购惯性发展方向及发展动量两个层面对惯性模式进行度量的观点。研究发现两家企业的并购惯性动量均呈现出先增强,再减弱的变化趋势,这种并购惯性动量的倒U型变化,有利于企业在实施系列惯性并购后,通过有效的资源整合,实现企业运转效能的提高。     

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来自中国37家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9年中国37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其主要结论是：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呈现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并且当前数字金融发展的测度指标值位于拐点右侧，继续发展数字金融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负债成本和负债结构在数字金融发展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倒U形”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发展未对“工农中建交”五大行的信用风险产生显著影响，而与非五大行的信用风险间有显著的“倒U形”关系。     

宏观经济因素与跨国并购股东财富效应

以2006－2012年94起中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对跨国并购中主并企业的股东财富效应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跨国并购确实能为我国主并企业股东带来显著的正财富效应。而对东道国宏观经济因素对跨国并购财富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GDP与股东财富效应显著正相关,CPI与股东财富效应显著负相关,而汇率与财富效应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因此,企业在跨国并购时,应考虑选择GDP高、CPI低的国家,以便于为股东创造财富。     

我国文化企业跨国并购案例分析——万达并购AMC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文化已经成为各国合作与竞争中不可忽略的方面,文化企业发展也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并购成为近年来文化企业发展的主题,不论是国有报业集团,还是民营影视企业,都在积极进行资本运作。与此同时,文化产业领域的跨国并购数量也在持续增加。以文化企业现阶段的发展背景为起点,对万达集团并购美国AMC公司的收益和启示进行分析,并针对该案例的问题进行讨论与思考,从而为以后文化企业能够成功进行跨国并购提供参考。     

辽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

分析辽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运用回归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辽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辽宁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辽宁的经济增长。基于此，提出制定辽宁投资区域战略、发展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服务外包、吸引跨国并购等未来提高辽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竞争力的建议。     

高管激励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的影响研究——基于激励因素及高管任期的实证研究

学术界关于海外并进型战略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缺乏对高管激励与战略机制之间关系的探索。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利用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7年数据,从高管激励的视角分别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和控制权激励对并进型战略平衡度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控制权激励与公司海外并进型战略的有机平衡度呈“倒U形”关系,高管任期负向调节股权激励及控制权激励与企业海外并进型战略有机平衡度之间的关系。跨国公司应充分利用高管任期和高管激励模式之间的替代效应,形成激励效用最大化的管理层权力体系。上述研究完善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公司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提高并进型战略平衡度和海外绩效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制造业结构变动对收入差距动态影响的经验研究

推进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仅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客观要求,也是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收入差距的迫切需要。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支撑我国工业化的生产要素条件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寻求以往制造业发展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我国制造业升级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供经验借鉴:从全国看,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与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制造业结构变化超过了临界值,具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分省区看,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经验估计表明制造业产业结构变化与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也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在部分地区制造业结构变动对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具有扩大效应,但是这种扩大效应正在衰减。     

跨国并购中的文化距离能“缩短”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检验

文章以我国上市公司2002-2012年发生的跨国并购事件为研究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法,证实了民族文化距离和组织文化距离确实会对跨国并购绩效产生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引入调节变量进一步探索“缩短”文化距离的途径,发现主并方的企业成熟度、并购后主并企业对被并企业的控制程度和主并方所属国家在被并方所在国的种群密度都能显著减弱民族文化距离和组织文化距离对跨国并购绩效的不利影响,从而为我国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提供了决策依据.     

所有权结构对组织冗余与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委托人-委托人冲突视角

基于委托人－委托人冲突视角,研究了中国企业所有权结构对未吸收冗余与绩效关系的影响.以中国2009-2010年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境内机构所有权和境外所有权对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强于国有所有权,而个人所有权对未吸收冗余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我国上市公司跨国并购动因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项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跨国并购,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动因的关注和担心.文章在梳理有关理论和文献的基础上,利用A股上市公司的182笔海外并购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动因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的跨国并购受到企业自身因素和目标企业所在国的基本特征的影响,是企业自身需要与东道国发展特征相耦合的结果;国有控股、规模越大、资产负债水平越低的企业跨国并购越可能源于技术与资源的动机,而民营控股、资本收益率越高的企业则更多倾向于战略资产与市场动机;距离东道国距离越远,跨国并购越可能是出于市场和资源的动机,我国企业在低收入国家主要是资源动因,在高收入国家则更可能为技术获取的动因.结论对我国实现跨国并购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