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关学的“朱陆会通”--以李二曲与王心敬为中心的考察

清初,在朝廷的提倡和学者的反思下,思想界兴起了一股“尊朱辟王”的风气。但在关中地区,以李二曲、王心敬为代表的关学学者不避非议,力图用“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来融会贯通程朱、陆王之学,并在“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明新止善”的为学宗旨,强调向《大学》回归,从而为清初的“朱陆之争”指出一个新的学问方向,同时又使关学在此后的发展中避免了走向单纯的“道问学”,而是在强调心性之学的同时又重视经世致用。     

冯从吾与明代关中理学

冯从吾是继吕柟之后明代关中理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他在关中书院的讲学不仅重新振兴了自弘、嘉以来关中地区的讲学之风,而且由于其讲学以心学为主,注重对良知心体的体认,从而使整个明代关学呈现出一个由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的发展转变过程。但冯从吾既处于晚明王学修正运动思潮中,而他本人亦对当时流行的"无善无恶"说和王学末流脱略工夫的做法极为不满,故又主张以宋儒之工夫来致良知。冯从吾这种会通朱、王,强调本体、工夫合一的方法奠定了清初关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全德”与“复全”——朱子对仁体、工夫分裂的义理解决

朱子承继伊川“仁”与“为仁”的体用之别,以定义的方式言仁。这种论说方式与《论语》中孔子随机指点、言“为仁”工夫有较大张力。这一张力突出表现为“仁”之本体与“为仁”工夫可能的分裂;若彻底坚持二者之别,将“仁”与“为仁”切割开来,则《论语》之中言仁处皆是“为仁”工夫,而未及“仁”之本体,如此则定义之“仁”似凭空引入,有“与《论语》之仁不相应”的问题。朱子作《论语集注》,在文本问题的推动下,直面仁体与工夫的分别与贯通背后关涉的理论困难,借助“本心之全德”的训释突破,将仁体、工夫分别定位为“全德”及其“复全”,真正化解了仁体、工夫分裂的危险,并实现了重要的理论推进。     

饶鲁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性诠释及意义

饶鲁在对朱子《孟子集注》的批判中,颇富新意地阐释了理气、心性、工夫、仁政诸论题,主张理主气辅、理德气势,反对程朱“孟子论性不论气”之说。他将性与理、仁通而论之,反驳朱子性论的诸多看法,强调仁义当从道而非事的角度论述。饶氏思想流露出注重综合而非分析的心学倾向,主张仁与心一体,提出操存之心与仁义之心皆是一心,批评朱子心论的二分说;重视存养扩充工夫,认为孟子对克治工夫有所忽视;在仁政、王道上对《集注》亦提出不少具体批评。饶氏对《孟子集注》之批判性阐发,源于其自身工夫受用及欲矫朱子学弊病的动机。尽管因立说“多不同于朱子”而招致学者批评,然饶氏之学以其思想之深刻新颖,对此后的朱子学产生了持久影响,显示了“后朱子学”演变发展的轨迹。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河洛王学的“万物一体之仁”说通论

[提要]河洛王学是自明嘉靖而始延宕至明末的、在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形成的一个阳明学流派，以尤时熙及其弟子孟化鲤、再传弟子王以悟和张信民等人为主要代表。这一学派特重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以求得此一体之仁为根本学的，以见之于日用伦常的知分、安分、尽分为核心工夫。天人一理，万物一体，良知、仁德万物皆备，皆统摄于此原本的一体流行之中。缘是，致良知就是求此“万物一体之仁”，在工夫上便是任运人人本具的良知、仁德的自然呈露，安于见在之分，随所遇而尽其分，是为“第一义”的顺适工夫理路。同时，用工夫以复本体的工夫理路也未被忽视，他们多从常人如何用功的层面上主张无我以复真我、去嗜欲之遮蔽以复本体之精明的工夫，表现出了丰富、整全、切实的工夫面相。     

刘宗周"本体与工夫"的语境分析

蕺山认为本体与工夫是内在统一的,本体是工夫的依据和提领,工夫是本体的展开与落实。即本体而言工夫,工夫不流于支离;即工夫而言本体,本体不沦于玄虚。不过,鉴于晚明王学末流“任心而废学”的轻浮狂放之风,蕺山在本体与工夫之辨中更重视于工夫中见本体这一思维向度,致有“工夫之外无本体”之说。于工夫中体认本体,也就是自在的先验理性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转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     

李二曲心性修养思想评析

李二曲是清初著名学者与思想家。李二曲＂为学次第＂的实修工夫与其在一定的工夫修养阶段的亲身体证和存养息息相关。二曲在中年时期实现了其治学路径的转变：＂鞭辟著里＂,由此而明性见道;二曲中后期的治学路径基本上是以鞭辟著里之功为主要导向的,他学贵敦本,由静坐而知过,由知过而悔过,再由悔过而改过,从而由改过而自新。这显示了二曲治学一味向里的学术特色;二曲倡导＂经纶参赞＂,认为应倡＂明体适用＂的经世实用思想,他主张有志于用世者应从明体类与适用类书目入手,按读书次第来做入门之功,及至中晚年后,则侧重于实证明体之功;二曲思想发展的历程所经历的最高圆融之境是＂虚静光明,超然罔滞＂。二曲认为人思想极诣的实现需要＂化＂功达致＂无声无臭＂之境时才能进一步实现,此时人人皆可为完人、圣人。     

李二曲悔过自新说之诠解

清初大儒李二曲为了对治时代之“过”,在反思理学及整个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该学说以人性本善和“人皆有过”作为“悔过自新”之可能和必要的形上根据,赋予了“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并将消极意义上的“悔”改造为积极的修养方法。在工夫路径上他强调自策自励,要求从转念做起,将慎独、静坐的工夫与人伦日用中的磨炼合为一体。经由悔过的工夫,二曲要实现一种“新”的成己成物打通、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的社会人生图景。这是该学说的终极人文关切。     

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

与传统儒学反对武力和战争的态度有异，王阳明及其后学中的用兵者愈发强调兵将的重要性。其军事实践的最大特点是从工夫论的角度融摄兵学。孟子所言“不动心”与“养气”等不仅是文士的修身工夫，亦是兵将必备的心理品质。危险的兵事处境成为一个特殊的修身场域，提升了阳明等人的为学进境。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是阳明学“事上磨练”之工夫论旨趣的一个生动呈现，既彰显出儒学工夫论的实地用功的特质，又是对传统兵学的拓展。     

闽儒黄道周先生“仁”的思想试析

作为儒者,黄道周不乏对“仁”的见解。在对“仁”之由来的理解上,黄道周承继程朱,认为“仁”来自于天,人内心之“仁”的根据在于天地宇宙具有的道德本体;在关于求“仁”途径的分析上,黄道周秉承朱子,把“格物致知”认作是“求仁”的具体方法,要求通过“格物致知”回复到“天地之性”,从而拥有“仁”;在有关“仁”之效用的看待上,黄道周把“求仁”视为个体生命的需要,认为只有获得“仁”才能成就个体的生命价值。黄道周本人毕生行止也提供了诠释其“仁”之思想的极佳范本。     

论李二曲以“本体”为基础的“适用”观

李二曲的“适用”观以“本体”为基础,其本体发用的前提是本体的确立及其在动态中磨炼的完成;本体发用的表现是将它作为一个最高的道德准则指导儒家外王事业;本体发用只有与知识能力等因素结合才能贯彻到形下之学;本体发用的极诣是回归“体用一源”的本体境界。     

李二曲工夫修养论新解

在清初学术界中,李二曲以思想上兼收并蓄著称,在继承陆王“先立其大”、“致良知”的本体论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从工夫论上融合程朱、陆王,不仅体现在学界多关注的“悔过自新说”上,还在于“慎独”、“静坐”、“主敬”等工夫修养方法,有助于调和或平息宋明以来的学派论辩,在清初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虽然曾经一度因为道德文章而相互倾慕，但终其一生，二人关系“怨”多于“谐”。这不仅是因为二人个性气质之迥异，更是出于二人所学之不同。因此，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质上隐含着新学与蜀学这两大学术流派在北宋中后期话语权力层面的交锋。     

“无工夫中真工夫”——论王龙溪工夫说对王学的发展

王龙溪亲炙阳明最久，于阳明多所发明。他是否真的认本体为“无”而近禅?又是否真的消解工夫，一味讲求顿悟?文章从“良知现成”说起，力图从“四有”与“四无”、顿悟与渐修、事上磨练与静坐三个方面说明：龙溪之学以“有”为本体，“无”为工夫；顿悟渐修，上乘兼修中下；动静合一的特色。并描述其在晚明的影响，以期对龙溪之学予以准确定位。     

论泰州学派逆觉工夫之维

孔子的“下学而上达”之语内含两种工夫路向：由下学而致上达和下学即上达。“下学即上达”是阳明心学采用的工夫形式,也是牟宗三先生所言之逆觉工夫。逆觉工夫在泰州学派表现为信、悟、求三个具有强烈主体意义的工夫层次,形成泰州学派独有的逆觉工夫之维。泰州学派的逆觉工夫,突出了对道德本体的优先把握,但也潜存着过度张扬主体、消解实地工夫的可能。     

回归孔孟,《大学》为宗:论王心敬的"朱王会通"思想

"朱王会通"是晚明清初关学的主流思想,但与冯从吾为解决学术分歧和李二曲为救正人心不同,王心敬是直接针对清初盛行的"辟王尊朱"之风,解决的是理学门户之争,思考的是儒学日后的发展.王心敬认为,所谓"尊朱"者不仅不了解陆王之学,而且也不了解朱子的为学旨趣.朱子因救程门末流的禅学倾向,故平日特重"道问学",但其晚年又常常向学者指示本体,以免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而陆王的"立大本"、"致良知"更是孟子学之本旨,且陆王意主经世,与出世的佛老之学截然不同,因此,朱子与陆王并非吾儒与异端之别.更何况,陆王对道德本心的挺立,有助于纠正学者口耳支离之病.所以,会通朱王,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为学之道,而且这才符合孔孟"全体大用,真体实功"的学问宗旨,才是《大学》"明新止善"精神的全部展现.     

“仁”的五种诠释

在仁学研究史上，关于“仁”的诠释主要出现过五种形式，即本体之仁：意味着“仁”是一种超越的，绝对的，无任何限制的终极存在，它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据和宇宙人生的价值根基；境界之仁：即彰显出一种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相融的至东境界；人文之仁：“仁”体现对人自身地位和价值的肯定和重视，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保护；生态之仁：展现人类世界与其他生命世界以及自然世界之间的本然和谐状态；贯通之仁：“仁”蕴涵着贯通天地万物，贯通物与我，贯通人与我的重要内涵。这五种诠释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仁”的内涵，也为诠释古代哲学范畴提供了宝贵经验。     

“明心”与“成性”——关于李二曲“悔过自新”说的几个问题

＂悔过自新＂说是李二曲工夫论的基石,其建立对现实人性所进行的分属基础之上：人性具有先验的善性,但后天的习性对先验的人性本有之善具有一定的侵蚀,这即是恶的来源。＂悔过自新＂就是克除人欲之私,使先验的善性在人心能够呈现。二曲强调＂悔过自新＂的工夫应从日用常行着手,随事磨练。这一观点既坚持朱子道问学的传统,又强调了陆王心学尊德性的意旨,对中晚明以来的王学末流废修言悟的学风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显示出二曲的学术思想对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融摄的特征。     

論泰州学派——与侯外庐先生商榷

泰州学派及其特色明代中叶,王阳明发展了陆象山的学说,建立了一个与当时官方哲学——程朱理学相对立的学派。阳明把封建社会的道德原则说成是人人所先天具有的“良知”。他认为如果人们能够经常保持、培养和扩充这个固有的“良知”,就能达到圣人境界。这种学说,比之程朱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支离工夫要简易直截得多。它为沒有文化教养,或者很少文化教养的人们指出了一条“作圣之路”。所以这个学说比之程朱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