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绩效评价与思考

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科学评价和分析民族地区环保绩效,是衡量和促进民族地区生态环保建设的关键手段和有效途径。运用层次分析法,从环境综合发展、三废减量排放、自然灾害防治、农村建设投入4个方面构建我国民族地区环保绩效改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内蒙古、广西、海南等9个民族地区环境保护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与2006年相比,2009年我国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有较大改善,综合水平显著提高;新疆、青海、甘肃3个地区环保绩效主要受制于三废减量排放指数;评价地区的自然灾害防治指数均低于全国水平;贵州的环保绩效改善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来自农村建设投入指数。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工业生产模式,科学用能;认真落实民族地区相关政策,促进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继续推进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发展壮大环境非政府组织,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     

水资源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水资源的紧缺和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制约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了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我国自2016年开始,率先在河北省实行水资源税试点,随后在2017年又将试点范围扩大至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费改税试点的实施,对于重污染企业的环保转型和绿色创新行为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2014—2021年中国上市重污染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对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论显示：水资源费改税对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了有效的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实施水资源费改税更有助于促进重污染企业发明型专利数量的提升,对于国有、高市场化地区和高耗水行业的重污染企业,水资源费改税的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从加快推进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加快推进市场化建设,完善其他环境规制政策,加大研发投入等方面提出水资源税费改革和企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于我国环境保护费改税的思考

当前我国环境问题总体仍在恶化,现有主要环境经济政策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有限。环境保护费改税是当前促进环境保护的有效对策,具有税收制度的优越性,其主要内容包括排污费改税,调整及完善现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政策。环境保护费改税,在征纳主体、税目设计、税收征管等方面,需要考虑与现有排污收费制度的衔接,改革的结果是建立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与现有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平行的独立税种。     

“波特假说”的人力资本条件分析与检验

“波特假说”预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双赢。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是实现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以及环境-经济综合绩效提升的支撑和匹配条件,亦即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的重要条件变量。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水平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全样本估计中环境规制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直接影响不显著,而人力资本可以改善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间接作用于环境-经济综合绩效;进一步依据人力资本水平的分组检验,证实“波特假说”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的成立性,人力资本对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显著,验证了人力资本是“波特假说”成立条件这一分析结论。“新常态”下,应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健全人力资本流动机制,并依据地区人力资本条件科学实施环境规制,才能推动环境-经济综合绩效稳步提升。     

关于“费改税”的思考

本文从税费的界定和比较入手,分析指出“费改税”的正确含义是规范税费征收,实现税费归位。文章阐述了税费综合改革的具体设想,并指出税费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环境税制度设计探讨

环境税是指对环境保护有积极影响的环境税费.在我国,环境领域费改税、设立独立环境税的改革势在必行.应在现行各项收费的基础上,进行“费改税”,设计完善的环境税收体系.要在“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的基础上确定环境税的主体；征税范围首先是重点的直接污染源,待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到间接的污染源上；要设定适度的税率水平,选择灵活多样的税率形式,区别污染物的污染程度采取不同的税率,因地制宜,适时调整.应在现有鼓励环保的税收优惠政策基础上,增加新的税收优惠,注意新旧制度的整合,以避免政策重复或缺失.     

环境保护税对长江上游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2015—2020年长江上游地区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考察2018年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政策对长江上游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环境保护税会显著提高长江上游地区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依旧成立;环境保护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说明环境保护税有一个相对长期的作用;相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环境保护税对长江上游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中间水平的企业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2—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企业内部能力因素的视角出发,以管理层能力为调节变量、绿色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探究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管理层能力对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创新能力在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分样本检验发现,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地区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金融素养对小微企业创业绩效的 影响机制研究

运用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素养对小微企业创业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对小微企业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素养可以通过改善小微企业主风险偏好提高创业绩效;此外,在金融市场化水平更低的地区,金融素养对于创业绩效的作用更显著。建议小微企业主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增强自身金融素养,相关部门和机构加大经济金融类培训和金融知识普及力度,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步伐。     

社会信任、法律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具有深远影响。以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社会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越好;这种促进作用在法律环境相对不完善的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还有效提高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信息披露质量,并显著改善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效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产生了积极影响,并能弥补诸如法律环境等的不足来提升社会责任绩效。因此,监管部门在不断完善法律环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地区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中亚区域合作——环境保护的理智选择

中亚地区环境保护区域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始终没有建立起将环境问题列为其重要职责的区域性组织，无有关环境保护的原则性或指导性、框架性协议，公众环境意识普遍不够高。中亚地区可以借助上海合作组织，通过细化和深化区域合作实践，提高环境保护法治合作的质量和水平。     

试析我国农村的税费改革

农村费改税从2000年在安徽省试点以来,2002年已推广到全国16个省,这项将造福我国9亿多农民的改革目前在已实施的地区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本文试就我国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实践中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来探析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农村地区的税费制度和财政管理制度。     

藏族传统文化与青藏高原环境保护

本文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草场的使用与保护、传统文化与物种保护等方面，论述了藏族传统文化对青藏高原地区环境的影响。文章认为，藏族传统文化中有不少有利环境保护的因素，也存在一些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因素，普及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缓解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是改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根本途径。     

完善我国农村环境保护立法的构想

农村环境的日趋恶化会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为了推进我国农村环境建设的进程，本文根据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现状和产生的原因，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律的不足，提出了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对策，建立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构想。以期有效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逐步控制和治理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税费改革:难点、对策及体系架构

我国的税费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 ,结果却不尽人意。扩张的政府职能与外移的财政职能嫁接所产生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收费 ,造成了费改税的难度 ,而地方缺乏相应的税权和地方税制不健全又无疑是对费改税的掣肘。通过逐步规范分税制 ,确定地方主体税种和完善地方税体来界定地方政府的财力 ,消除政府职能扩张的物质基础 ,推进税费改革进程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构建新农村环境保护机制之探析

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有些地区按照村容整洁的要求，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环境面貌明显改善。但也有的地区，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农村生态环境在恶化，这主要由于农业生产造成的面源污染，农民生活造成的“白色污染”，乡镇企业造成的点源污染，三大转移造成污染日趋扩大化。三大转移指城市向农村、东部向西部、国外向国内的转移，其共同点是生活垃圾和污染企业的梯度式转移，给承接地造成的污染。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关于保护农村环境的要求，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际出发。着力于农村环境保护机制的构建。     

双重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不同网络嵌入方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从动态学习能力与环境动荡视角,构建垂直与水平双重合作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以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索双重网络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垂直网络和水平网络均对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向影响,但作用机制具有差异;(2)企业动态学习能力正向调节垂直网络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负向调节垂直网络范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3)环境动荡负向调节水平网络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而对水平网络范围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     

现代企业环境保护制度的探讨

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挑战,保护和改善工业企业环境迫在眉睫。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严格规范和实施现代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合同制度、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标志制度以及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对违反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员,要依法追究其行政、民事或刑事责任。     

企业控制权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基于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摘要］基于我国沪市化工企业的相关数据,分别检验了企业控制权和高管激励机制两因素对企业环境绩效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或是个人,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较之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企业,最终控制人为省级以下政府部门的上市公司其环境绩效水平显著较高,但最终控制人为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的上市公司没有表现出显著优势;选择让董事长直接从上市公司领薪和（或）增加其持股量的方式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水平,但是总经理不论是否选择从上市公司领薪和（或）增加持股量,对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水平的影响都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