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协商治理: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

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环境治理结构转型的重要方向。环境协商治理表明了公众同政府力量间就环境问题达成合意的可能,实现环境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共同努力,加大协商合作力度,保持环境利益导向性、过程商议性、权力制衡性和平等参与性。环境协商治理的实现需要以问题导向为基础推动治理结构转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增进治理过程的公共性,以契约为工具提高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以营造环境市民社会为契机汇聚协商理性。     

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环境治理中行刑衔接机制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如何精准认定环境治理领域不法行为的性质并做好环境行政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衔接，是探索环境治理现代化道路上所须直面之命题。环境领域的行刑衔接机制存在着如下问题：在实体层面，环境法与《刑法》之间的法益保护、违法性判断和保护对象缺乏协同，且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分标准模糊。在程序层面，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案件移送程序断层。在监督层面，检察机关在行刑衔接机制运行中监督乏力。行刑衔接机制的完善必须充分考虑治理现代化这一整体目标所带来的全新要求，且更加强调权力间的相互配合与共同规制。此外，还须贯彻审慎与精准的理念，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探索衔接机制的完善，并重塑其检察监督制度，进而在应对和处置环境问题中推进我国环境治理水平的提升和现代化。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探析

农村环境治理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以行政型治理、市场型治理与社区型治理三种模式共融交织为发展态势,在实践中,这种多元的治理模式缺少协调性与统一性的治理逻辑,呈现出政策支持不足、资源禀赋不足、社会资本整合不足与价值目标异化等碎片化问题。为此,结合整体性治理理论注重协同、整合与信任机制建设的治理思路,调度当前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中的有益要素,整合农村环境治理的政策目标,优化科层主体的组织功能与促进公众参与,进而降低治理协商成本、提升科层治理效率、加强农村社群信任与推动治理的公私合作,是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模式革新的理想进路。具体来说未来应从四个方面入手：在目标维度上,建立价值协同机制与诱导动员机制,凝聚农村主体价值目标;在组织维度上,优化政策供给靶向,推动跨界联动式治理;在市场维度上,健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杠杆来配置农村环境要素与资源;在社会维度上,整合农村新型社会资本,培育农村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     

主题·问题·破题:社区精准治理机制研究——基于重庆市L街道的案例分析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精准化已成为社区治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完善社区精准治理机制既是适应互联网时代全面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也是贯彻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精准回应广大城乡居民需求、精准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目前,社区精准治理机制在主体上存在治理能力不强、在客体上存在需求导向不够、在方式上存在协商协同不足、在工具上存在掌握运用不力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推行区域化党建、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厘清基层政府与社区关系、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等六大措施来破解这些问题,从而推进社区治理的精准化.     

营造“包容性空间”:国际化社区的治理策略研究

营造包容性空间,构建包容性社会,加快推进空间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目标。基于江苏省南京市Q社区的空间营造案例,从社区空间营造策略的视角出发,剖析国际化社区如何营造包容性空间。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基于中国居民与外籍人士的空间服务需求,运用多元参与、互动协商、文化治理等软性手段,通过建设人与居住地、社会、自然相融合的表征的包容性空间,组织温度、服务与文化协同相融的包容性空间的实践,构筑开放、包容与共享的包容性空间的表征等方式营造包容性空间。在营造包容性空间的过程中,基层政府空间营造行动的关键策略是采用“分型管理、内育外引”的主体包容策略、“内外兼修、空间包容”的技术包容策略、“多元网格、协商自治”的制度包容策略及“制度共融、成果共享”的结果包容策略,其根本目标在于打造国际化社区的治理共同体。包容性空间的治理技术对优化基层政府的空间治理能力、提升居民的参与水平与再造国际化社区秩序有积极效应,但亦潜藏多主体协同失序、政社关系掣肘、族群关系区隔、文化不稳定及包容性制度偏差等失灵风险。因此,基层政府需厚植多主体合作的治理机制、经营包容性空间的“适度性”,以利于国际化社区善治目标的实现。     

从碎片化回应到协同共治——城镇化进程中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模式的转型分析

当前，我国尚未形成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相契合的治理模式，面对城镇化进程中不断加剧的区域环境问题，治理方式呈现出问题针对型的碎片化特征，而碎片化环境治理模式有其内在的局限性，不利于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区域环境问题协同共治模式旨在建立健全区域环境问题治理中相关各方协商共通的互动机制，实现主体、资源、利益的多元整合。构建协同共治模式，需要加强城镇化规划和环境法制体系建设，以组织结构优化为依托积极推动整体性合作，建立健全有侧重的权责分配体系。     

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的范式转变——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

当前我国以损害管理为主的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尚未全面、系统地贯彻风险预防理念,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主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缺乏协调与合作,且生物安全规制机制仍体现出浓重的行政规制色彩,生物安全风险预防制度体系也出现严重缺失,无法适应风险社会中保障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生态风险的客观性与不确定性,以及从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型的实践需求则为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向风险治理的转变奠定了正当性基础。在具体进路上,生物安全法律规制范式从损害管理到风险治理的转变应当从风险预防原则的引领、生物安全风险合作治理、生物安全风险治理的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     

党建引领、嵌入与联动:基层社区共同体构建 ——以J社区365协商议事厅为例

在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党建引领已成为促进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重要制度安排.北京市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新模式,开展社区议事协商.以北京市J社区365协商议事厅为例,从赋权嵌入、实质嵌入、组织嵌入、合作嵌入四个维度研究议事厅的需求反馈机制、协商议事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监督评估机制建设.研究表明:社区协商议事的四种治理机制被党建引领的协调性模式整合,实现党建引领的深层嵌入;党对基层社区治理的核心领导作用通过主体激活、资源共享、组织覆盖、价值融合得以凸显;党建引领通过发挥多方主体合作共治的联动成效,推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的建立.     

社区协商议事的本土实践及其反思--以上海市普陀区“同心家园”建设为例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项制度性革新,社区协商议事有助于推动一元化、集中式、单线条社区管理向多元化、分散式、网状化社区治理转型,对于协调各方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拓宽居民社区参与渠道、提升居民满意度和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反思西方理论话语中"公共协商"的价值倡导,中国城市社区协商能否迈向基于公共理性而展开的持续互动?基于上海市普陀区"同心家园"建设过程中社区协商议事的本土实践,在分析社区协商的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城市社区协商对于社区治理转型的意义,以"动态化"视角审视重塑多元主体,规范社区协商内容,搭建社区协商议事平台,理顺协商流程,处置协商结果等城市社区协商治理的程序和技术,并指出当前中国城市社区协商面临的诸如公共性缺失、价值观碎片、阶层差异等现实挑战。     

共议协商：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机制与创新——基于善治的协商机制探索与实践

以善治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创新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共议协商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党的十九大提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最大公约数"。基于农村资源环境冲突治理而言,农民资源环境权益受损、农民在治理中失语等是冲突的诱因,究其根源却是资源环境管控专断思维所致。因此,要化解资源环境冲突,就必须从资源环境治理出发,积极推进资源环境治理的多元化,使乡村治理的不同主体能自主平等、自由地参与到共议协商的活动中。为此需要在维护农民资源环境权益、畅通维权渠道、完善补偿政策和应急机制等方面,切实提升农民在其中的话语权,确立起共议协商的治理机制,最终在乡村资源环境冲突化解中实践乡村善治。     

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困境与构建策略

目前学界对小地域空间内跨社区环境治理研究较少。生态补偿是治理跨界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市场主导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与政府主导的跨行政区生态补偿机制在补偿主体、补偿模式上有明显差别。基于云南M县的田野调查,探讨上下游村庄围绕水问题的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实践探索中的跨社区生态补偿存在补偿资金不足、补偿意愿较低、协商机制不健全和支付主体分散的困境。结合已有成功实践,从补偿定价机制、补偿协商机制、补偿支付方式、村庄治理能力建设等4个方面提出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构对策。跨社区生态补偿机制可以为我国大地域空间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积累有益经验。     

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要求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合作式的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为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通过整理与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阐述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和整体性治理4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这些治理模式在我国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应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区域的环境状况,并促进治理模式的融合集成,以实现环境包容性治理。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基于多主体与多区域的双重视角

探究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即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因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与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规避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进而规避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至关重要，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基于2009—2016年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多主体与多区域双重视角下，考察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进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在多主体视角下，政府环境监管表现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但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而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协同治理效应也尚未显现，存在多主体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2)在多区域视角下，依靠政府环境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在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以合肥、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部分城市中并未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果，即存在多区域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3)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能够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     

城市社区协商民主的机制、价值和发展路径

目前,协商民主在我国各个层次的政治生活中都有丰富的实践,在社会治理体系中也愈发重要.本文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收集并分析了B市三个社区推进协商民主的具体过程资料,探讨协商民主在我国城市社区实践中的具体机制、限度和价值,提出城市社区协商民主未来的发展路径.在理论上,本文归纳和阐释了协商民主在我国实践中的"双重取向",并认为,在引进西方关于协商民主的理念和技术的同时,应加强协商民主实践的本土化进程.     

将“协商”嵌入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

我国的社区治理历经近40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但随着社会转型发展,社区治理仍然存在着诸如社区职责不清、治理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治理模式无法深入转变等一系列问题。为适应社会转型,我国各地区开始创新社区治理路径,协商民主理念在社区治理中广泛运用。基层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具有了解利益诉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优势,作为协商的专门机构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优势得以发挥。安徽省芜湖市鸡江区清水街道万春社区正是通过完善协商衔接机制、制定协商闭环机制、强化协商联动机制等一系列实践探索,提高社区协商专业性,推动政协协商机制不断完善。     

论协商民主机制在中国环境法治中的应用

环境保护作为公共事务,需要一种公共治理模式,在公共治理中政府、企业与公民社会团体都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环境协商民主机制是建立环境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网络治理机制的最佳途径,是突破环境法律制度瓶颈的必然选择,是实现环境公共领域良好治理的重要保障。环境协商民主机制在环境法治中能够并应该发挥“造法”功能,为环境法的理念、原则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性基础。环境法治需要依赖环境协商民主机制,通过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程序机制,保障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团体以平等的身份通过民主协商设定各自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设定各自的权力、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实现环境公平正义。环境协商民主在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受到环境法学界的关注。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与实现路径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与实现事关党和国家政策方针贯彻落实,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有助于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国情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具有系统性、人性化、现代化特征,并呈现出多元化价值导向;从主体结构、主体关系和结构特质三方面对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体系进行剖析,既明晰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逻辑,又从丰富公众参与渠道、强化社区治理意识、健全保障机制、加大社区治理人员和物资投入力度、搭建议事协商平台等几个方面明确了城市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新时代我国城市社区议事协商的多维省察

社区议事协商是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社区开展自治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然而在历史与现实等条件影响下,科学合理的社区议事协商存在社区治理机制发生转变、主动治理的方式与效果存在矛盾、利益主体参与议事协商的成效不足等诸多约束性条件。可通过建强党组织核心、拓展各个组织渠道、统筹多方社会力量的方式深入推进社区议事协商,实现社区自治模式可持续发展。     

论社区治理参与主体的利益追求与规制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主导下,由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通过管理、协商、合作或自治等方式处理社区公共事务或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包括社区成员、社区党组织、社区政府机构和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它们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追求和功能定位。应建立和改进有关社区治理合作机制,丰富社区治理规范内容和优化社区治理规范结构,对社区治理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加以规制以更好地实现社区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