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语言框架、下属特质调节焦点与下属工作态度

把调节焦点理论和调节匹配理论引入领导语言框架研究领域,探讨领导者语言框架风格及其对下属工作态度的影响机理.基于调节焦点理论,通过一个定性分析对促进型和防御型两种领导语言框架风格进行探讨;基于调节匹配理论,运用实验研究方法分析并验证领导语言框架风格与下属特质调节焦点的匹配时下属工作态度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对特质促进型调节焦点的下属而言,领导促进型语言框架更能促进其积极的工作态度,而对特质防御型调节焦点的下属而言.领导防御型语言框架更能促进其积极的工作态度.     

时间压力对工作退缩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和调节焦点理论,通过对404个二阶段问卷样本的实证分析,探析时间压力对工作退缩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压力通过促进型调节焦点负向影响工作退缩行为,通过防御型调节焦点正向影响工作退缩行为;员工感知的过度工作氛围在时间压力与员工防御型调节焦点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调节了防御型调节焦点的中介作用;触发工作退缩行为的前因构型包括：低收入×防御型调节焦点、时间压力×防御型调节焦点和低收入×低过度工作氛围×时间压力。     

悖论式领导行为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创造力双路径模型,以武汉、广州、苏州等调查区域的67个团队中的256对匹配领导-下属为样本,探讨悖论式领导行为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从下属的行为反应视角出发,检验员工的努力工作和聪明工作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特质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悖论式领导行为对员工创造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员工的努力工作和聪明工作在悖论式领导行为和员工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单一调节焦点特征负向调节了悖论式领导行为与员工努力工作、聪明工作的关系,而且还负向调节了员工努力工作、聪明工作的中介作用。当员工同时拥有高促进型调节焦点和高防御型调节焦点时,悖论式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努力工作的积极影响更强。本文拓展了悖论式领导行为对员工创造力影响机制的研究思路,并探索了悖论式领导有效性的边界条件。     

团队防御型调节焦点对新产品创造力的双刃剑效应

基于调节焦点理论和团队过程视角,构建了团队防御型调节焦点、信息共享度通过团队活力和团队反思影响新产品创造力的被调节的双通道中介模型。实证研究表明:团队活力中介了防御型调节焦点和新产品创造力的负向间接关系;团队反思中介了防御型调节焦点和新产品创造力的正向间接关系;信息共享度削弱了团队防御型调节焦点对团队活力的负向影响;信息共享度削弱了团队活力在防御型调节焦点和新产品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团队信息共享度增强了团队防御型调节焦点对团队反思的正向影响;团队信息共享度增强了团队反思在防御型调节焦点和新产品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     

调节焦点视角下工作压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基于调节焦点理论,本研究探讨了促进型调节焦点在挑战性工作压力和员工创造力之间、防御型调节焦点在阻碍性工作压力和员工创造力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并根据社会信息处理理论,进一步探究了参与型领导在此过程中的调节作用。通过对202份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挑战性工作压力能够诱发员工的促进型调节焦点,阻碍性工作压力能够诱发员工的防御型调节焦点;(2)促进型调节焦点在挑战性工作压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即挑战性工作压力通过增强促进型调节焦点继而提高员工创造力,防御型调节焦点在阻碍性工作压力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没有起到中介作用;(3)参与型领导增强了挑战性工作压力与促进型调节焦点之间的正向关系,并在这个模型中起调节作用;(4)参与型领导削弱了阻碍性工作压力与防御型调节焦点之间的正向关系,但并没有在整个模型中起到调节作用。以上研究为"如何使员工在沉重的工作压力下提高创造力"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变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以认知机制和内在动机理论为基础,探究在科研团队中变革型领导对下属成员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中国科学院所属学部内科研团队中的领导者及其直属下属进行调研。由下属完成员工问卷(包括变革型领导、心理授权、工作复杂性),领导者对其下属的创新行为进行评价,共获得79名领导者和237名科研人员的配对数据,采用Mplu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科研团队中,变革型领导对其下属的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下属的心理授权在变革型领导和下属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下属所从事工作的复杂性对变革型领导→心理授权→下属创新行为这一中介作用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工作复杂性较高时,变革型领导通过心理授权影响下属创新行为的正向中介作用显著,而工作复杂性较低时该中介作用不显著。     

基于调节焦点理论的员工追随选择分化机制分析

员工具有促进型和防御型两种调节焦点,以此为基础会形成促进与防御两种追随行为。员工追随选择分化是领导风格、组织氛围和个体特征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三种因素通过对调节焦点的影响促使员工形成不同的行为选择。促进型追随对任务绩效和情境绩效均具有积极效用,而防御型追随正向影响任务绩效,却与情境绩效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为此,领导者一方面要加强员工追随行为的构建与强化,另一方面则要实现防御型追随向促进型追随的转变,使员工与组织绩效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     

肯定型领导方式浅析

在领导工作中,一事当前,若以肯定的态度去对待它、以欣赏的方式去激励人,就叫做肯定型领导方式;反之,若以否定的态度去对待它、以苛求的方式去要求人,就是否定型领导方式。一般来说,有的领导偏好于肯定型的领导方式,有的领导偏好于否定型的领导方式,没有一个领导者可以摆脱这两种偏好,因为这是由人的心理特性决定的。肯定型领导方式善于调动下属的智慧和热情。在工作中,领导者通过肯定下属来指导工作,通过欣赏别人来获得魅力,那么其下属的工作一定是主动的、自觉的。如果领导者采用否定型领导方式,为人处事追求完美,通过“否定”和“苛求”…     

小善必录小功必赏

"小善必录,小功必赏",是领导者用来对下属现实需要动机进行强化和激励,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下属才智的最大效能,从而更迅速、圆满地实现自己的管理目标的一种有效方法和手段,是领导者应该重视的领导艺术。     

企业“领导者”变更、下属管理层团队重构与创新效率

在中国企业治理模式下,“领导者”变更是企业的重大事件之一,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战略及组织绩效。基于组织人际关系的角度,采用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领导者”变更是否会引发下属管理层团队联动效应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效率。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企业“领导者”变更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顺推”与自下而上的“倒逼”两种路径,引发显著的下属管理层人事调整,管理层团队结构发生明显的联动“重构”效应。(2)在企业“领导者”变更情形下,下属管理层团队重构程度越大,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面影响越大,表现为研发投入减少、专利申请与授予数量下降;在考虑“领导者”界定标准、企业管理层人事制度、创新产出专利质量、排除替代性解释及缓解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测试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3)在进一步的分析中,考虑前任“领导者”离任预期、继任“领导者”来源类型及下属管理层人力资本结构三个角度的调节作用机制,发现前任“领导者”离任的可预期性越小、继任“领导者”属于内部晋升、下属管理层团队人力资本存量越差时,“领导者”变更引发的下属管理层团队重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强,负面效应越明显。综上,本文基于企业“领导者...     

以价值为本的领导行为与团队有效性在中国的实证研究

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信奉企业核心价值观的人为本 ,人本管理的基础是基于价值观的领导。“以价值为本的领导学”是沃顿商学院豪斯 (Ｈｏｕｓｅ)教授在多年来对领导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新型领导理论 ,豪斯教授指出 ,价值导向动机比实际导向动机更强、更广泛、更持久 ,以价值为本的领导能够导致下属对领导者的强烈认同 ,对领导者提出组织愿景的内心认可 ,可以产生高的组织凝聚力 ,激发出团队完成组织愿景的动机 ,以及跟随者在自我责任的激励下愿意做出自我牺牲等。本项研究目的是在我国引进并验证这一新理论在中国环境下的有效性。本项…     

不道德行为在组织管理中的“涓滴”效应

基于“涓滴”效应框架和社会学习理论,本文构建一个“高层领导者—中层领导者—基层员工”逐级影响的多层次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不道德行为的“涓滴”效应。针对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企业,收集了87个团队共450名员工的多时点上下级追踪配对数据。研究表明：高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对中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对基层员工工作场所偏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在高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影响基层员工工作场所偏离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上下级社会交换正向调节了下属的学习效果。本文丰富了不道德行为在组织中的传播机制研究,同时也启示领导者“以身作则”式管理的重要性。最后,讨论了贡献、局限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强将”如何带“弱兵”

一、巧用激励术。领导行为科学认为，需求、动机、行为、结果是一个互相联系的连锁反应过程。需求产生动机，动机激发行为，行为导致结果。要使下属由“弱”变“强”，领导者根本的是要针对下属的需求和动机，适时进行激励，强化其驱动力，调动其内在积极性，     

善于给下属“面子”

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工作，人人都希望受到同事的尊重，得到领导的认可，活得有头有面。作为下属，处于被领导者地位，其“面子”一方面要靠自己争，另一方面还要靠领导者给。领导者善于给下属“面子”，不但能增加非权力因素的影响力，给下属带来莫大的激励，更加发奋工作，而且下属会更加敬重领导，“投桃报李”，还领导者以“面子”。那么，作为领导者，怎样恰到好处地给下属“面子”呢?     

发展型工作挑战会激发创新绩效吗?——基于系统特质激活理论的跨层次影响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创新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发展型工作挑战能够提升领导者的创新绩效,但其对个体和团队创新绩效的作用尚不明确。基于系统特质激活理论,通过231套领导-员工配对样本,结果表明:(1)个体、团队发展型工作挑战均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升;(2)团队、领导跨界行为均在团队发展型工作挑战与团队创新绩效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3)个体跨界行为在个体层面发展型工作挑战与个体创新绩效的关系间存在中介作用;(4)团队绩效动机氛围负向调节个体层面发展型工作挑战与跨界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削弱个体层面跨界行为的中介作用。模糊集定性分析的结果也支持上述结论。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发展型工作挑战与个体、团队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而且揭示了跨界行为的不同层次中介机制以及团队动机氛围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基于调节焦点理论的领导对下属创造力影响机理研究

本研究从心理学的调节焦点理论切入,构建了基于调节焦点理论的领导对下属创造力影响机理模型。具体探讨领导的行为示范、语言框架及反馈,通过对个体调节焦点与群体共享调节焦点两个层面的共同引导,进而影响下属创造力的作用过程。本研究将丰富并厘清人们对领导提升下属创造力的影响路径与作用规律的认识,并为领导通过日常管理来激发下属创造力提供借鉴与指导。     

关于考选领导干部面试试题

问题175：日本著名管理学家畠山芳雄认为：“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是支持下属工作。因为,对领导者成就的最终考量,并非基于领导者个人或某些团队成员所取得的成绩,而是基于整个团队所取得的成就。”     

下属对抗权:抑制领导者权力腐败的另一路径

领导从来不是领导者向下属发号施令影响下属的单向过程,而是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交换的双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下属的需求、价值观、个性特质和能力等状况会或强或弱、或明或暗、或积极或消极地左右着领导者手中权力的运用. 一、下属的盲从、逢迎和依赖是领导者权力腐败的重要促成因素 安弗莎妮·纳哈雯蒂的权力腐败循环理论认为,私欲膨胀是领导者权力腐败的开端,而导致领导者私欲膨胀的除了个人因素和组织结构因素外,还有来自下属的因素. 首先是顺从型下属.顺从型下属被罗伯特·凯利看作是“积极的但却没有任何批评精神的依赖者”,是领导者的“应声虫”(yes people).他们缺乏独立性,唯命是从.只要是上级命令,无论是否违反组织原则和规范,他们都毫不犹豫立即去执行.他们行为的动机并不复杂:可能出于对领导者手中权力尤其是强制权和奖酬权的畏惧或期待;可能因为卑躬屈膝和自我轻视的个性倾向,也可能为不想给自己找麻烦而避免与领导发生冲突.无论哪种情况,他们的总是服从让领导者产生“服从的幻觉”——相信自己总是英明正确的,否则下属为什么总是没有异议地服从呢?于是,领导者变得飘飘然而逐渐自我膨胀,滋生并不断强化自我特殊性的意识,越来越轻视下属,从心底认为他们无能并进而无视他们的参与权,直至无视组织规范,大权独揽,独断专行.     

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对追随力的影响研究

追随力是影响人力价值发挥及组织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在经历三年疫情后，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并快速发展，诸多不确定因素对传统的组织管理方式提出了巨大挑战，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对追随力的影响在数字化组织环境中越来越值得关注。研究内容基于动机需求理论与领导认同理论，构建了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影响追随力的要素模型。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研究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与Bootstrap法对330份员工数据进行假设验证。实证研究发现，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对追随力具有正向影响作用；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正向影响领导认同；领导认同在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与追随力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支持性组织氛围感知对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与领导认同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支持性组织氛围感知正向调节领导认同的中介作用。研究内容为管理者通过领导者信息共享行为来满足员工信息共享需求、增强员工的追随力，以及提升组织效能提出了对策建议。     

绩效压力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双路径影响机制研究

依据工作-家庭资源模型，本研究基于316份两时点问卷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了绩效压力对工作-家庭关系的双路径影响机制，并验证了职场焦虑与工作专注的中介作用以及防御型调节焦点与促进型调节焦点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绩效压力既可能导致员工职场焦虑，进而恶化了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又可能导致员工工作专注，进而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家庭关系。防御型调节焦点调节了绩效压力与职场焦虑间的关系，也调节了绩效压力通过职场焦虑影响工作-家庭关系的间接效应；但促进型调节焦点对绩效压力与工作专注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绩效压力通过工作专注对工作-家庭关系的间接影响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