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中的红色词

当代著名作家莫言,在海内外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目前学术界对莫言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小说的创作风格、叙事手法等方面,对于其作品所表现出的色彩词运用的特点关注较少。本文从分析《红高粱家族》中红色词的作用入手,进而探讨了红色词的象征意义,并以作家的个人经历和创作心理为视角,阐释了红色词汇在《红高粱家族》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说,《红高粱家族》使红色词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红色词则成就了与众不同的《红高粱家族》。     

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以莫言《红高粱家族》葛浩文英译本为范例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主体研究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译者文化身份和译者主体性得以彰显。本文通过对莫言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英译本的研究,探讨了葛浩文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文本解读和翻译过程三方面的显现。在"文化强国"的战略背景下,译者主体性的和谐发挥将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带来十分有益的启示。     

论莫言小说中的动物与人性——以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为中心

莫言是当代中国重要作家,其作品反映社会历史变化,从近代一直写到当代,堪称史诗。在许多作品中,莫言描写了各种动物,构成作品重要组成部分,也形成其文学创作的显著特征。《生死疲劳》是莫言重要作品,在描写动物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这部小说中,动物的生命活动非常精彩,有意义,与人类的社会行为形成对比。莫言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传统,思考严肃、重大的主题,即人性的问题。动物形象对于莫言的创作来说意义非同一般,他探讨人性问题,从动物的身上认识人,用动物的眼光审视人。     

偏离于民间立场之外——评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

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出版以后,各路评论家纷纷摇旗呐喊对其民间写作立场大加褒扬。细读文本不难发现,《生死疲劳》充溢着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庙堂意识和国家观念,作品中的六道轮回与民间轮回观存在较大矛盾,其叙事语言与民间语言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错位,这几个方面不同程度呈现出《生死疲劳》对于民间立场的偏离。     

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劳》与《巫言》所引起的反思

莫言的《生死疲劳》与朱天文的《巫言》在2008年“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终审时对决。《生死疲劳》从人畜六道轮回的观点,写半个世纪中共政权下的农村变化;《巫言》则由一位深情却孤意的女性娓娓诉说生活与创作经验。决选的结果由《生死疲劳》胜出,《巫言》的成就其实可以等量齐观。若以1949年标志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至2008年适为一甲子的结束,60年来的中文小说精彩纷呈,以朱天文和莫言各自所占的位置为探索的起点,可以探讨他们各自所承袭的写作渊源和所延伸的谱系,并且进一步借着这两位作家的创作,反思当代中文小说的来龙去脉。     

从禅宗修辞角度谈莫言《生死疲劳》的宗教情怀

所谓“禅宗修辞”,是指佛教的主要宗派禅宗的语录、灯录中所使用和出现过的修辞现象、修辞手法及其规律。在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中,也出现大量为了表达作者心中的佛教观而使用的修辞现象、修辞手法及其规律。以禅宗修辞为视角,从禅宗修辞的模糊性、禅宗修辞的非逻辑性和禅宗修辞方式这三方面来分析《生死疲劳》的宗教情怀。     

《生死疲劳》:莫言讲故事的民间写作

莫言以旁观者的身份建构"差异",以疏离姿态呈现反抗意识和众声喧哗之势。《生死疲劳》的叙事出于民间立场,在疏离的意义上寄托了对于人性的观照。平行的参照空间的设置,用以审视和解构人类社会的逻辑。莫言得益于"因"和"成",其"法"就是"疏离",就是对于惯常思维和僵化日常生活的批判和超越,以反其道而行之的疏离之式制造了反审判的架势。莫言以反现代的方式塑造现代,以朴素、本真的信念凸显浮泛虚伪、随波逐流的现代丑恶。不同于政治之"红"和情色之"黄",蓝氏男人打造了半个世纪的理与情的纪念碑。莫言在现世和轮回之间建立了互为注解的关系,而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轮回。     

《圣经》的文学性及其对中西文学的影响评述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圣经》文学性的研究,牢固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圣经文学研究"历经研究"圣经中的文学",到解析"作为文学的圣经",内涵渐趋丰富.本文探讨了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与《圣经》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揭示了《圣经》基督教对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论莫言小说创作中“土”的意义——读小说《生死疲劳》

莫言小说讲述近代以来山东农村的故事,展现一幅幅奇异瑰丽、惊心动魄的故事,洋溢着强烈的"土"的气息。"土"是那一片土地,是那一群人;是生存的根基,生活的常识;是人生的理想追求,也是生命的最终归宿。"土"给人生以崇高神圣的意义。扎根土地的人最有生机活力,最坚韧顽强,自由自在,拥有美好的未来。     

短信文学的文学性及其表征

短信文学是一种碎片化的、断章式的、重复着的新形态文学。在现代电子技术的蓬勃发展中，短信拯救了情书，成为人类生存的诗意拂照；而短信作品的口语化表达则展现了民间朴素但旺盛的创造力。情感性与创造性充分体现了短信文学的文学性。     

从《文学死了吗》叩询不死的文学性——米勒的文学观兼及中国1980年代后文学实践

"文学终结论"源自希利斯·米勒.学术界以该命题为研究对象形成对立的两派.因此,能否正确理解米勒的观点成为探讨问题的关键.米勒的《文学死了吗》从世界、作品、读者三个角度捍卫文学性,阐明了自己的文学观,并提出应对文学地位被大众传播动摇的对策.无论是从理论意义,文学自身拥有的超越其他大众文化的特质,还是从指导读者阅读的方法上,他均表达了支持文学的信念.这一文学观与中国1980年代后的文学实践具有同构性.     

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版图上重读《红高粱》

救亡压倒启蒙是李泽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著名观点,对人文知识界和社会语境产生了重大影响,《红高粱》即是莫言受此影响的重要作品,置于百年现代文学的坐标系中,不难看出《红高粱》关于战争历史的呈现完全迥异于此前军旅文学为读者提供的书写经验,对于农民革命书写中农民英雄,《红高粱》置换了其中的主体性内涵,而在关于人的发现的各种叙事中,《红高粱》以强者的发现在八十年代有效地照应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源头。     

短信文学文学性的新质显现

虽然还有很多人质疑短信文学的合法性,但无论是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它早巳成为一种确然存在。内在精神上的幽默娱乐、形式叙述上的凝练精约和传播接受上的互动快速等文学性特点的新质显现使它在文学地图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精英主义”地鄙弃这些无异于掩耳盗铃。     

"后文学时代"的文学性问题

"后文学时代"的提出有其值得重视的时代特征和精神特征,但是,这一时代中应有的文学性问题同样是值得考虑的.因为它关乎到对"经典文学时代"的总结和"后文学时代"的文学创造,更关乎到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和创造性.     

新时期中国文学视域中“世界文学”图景的嬗变——基于对《世界文学》的考察

"世界文学"图景是建构的产物,依赖于文化历史语境,也因此会随着文化历史语境的变迁产生变化。《世界文学》作为新时期主流翻译文学刊物,参与了"世界文学"图景的建构。和建国初期以及"文革"时期相比,新时期中国文学视域中"世界文学"图景发生了明显变化:就国别而言,从苏俄文学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各国文学的"百花齐放";就文学类型而言,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化为"西方现代派";就作品选择标准而言,从"革命""进步"过渡到"经典性"。这其中有文学期刊内部的直接原因,主编和主办机构的专业化;有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双百""二为"方针的提出;也有中国文学场域内部的要求。     

先锋文学与马原、莫言的小说

本文认为先锋文学有两个必备条件:第一,它是文学队伍中勇于探索的尖兵;第二,它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赢得了一定声势的尾随者。文章以此为前提,同时兼顾先锋文学一词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特定含义,论述了马原和莫言小说的先锋性     

隐喻在莫言作品《蛙》中的功能探究

2012年,乡土文学作家莫言以代表作《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蛙》以计划生育为题材,以农村为背景,是一个高度隐喻的乡土文学作品。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被广泛地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创作中。本文以《蛙》为例分析隐喻在表达情感和揭示主题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