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研究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权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背景下的艰辛探索。陕甘宁边区设乡、县、边区三级政权，包括参议会和政府两大系统。其中的乡村政权体制、乡村民主选举和“三三制”、乡村政权的议行合一与“一揽子会”、乡村干部队伍建设与管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乡村民主政权建设的创新，其本质是农民政权的真正确立。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及当代启示

社会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是党的乡村治理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发展时期,基于政策先行、制度化推进和加强法制建设的逻辑,不断创新乡村治理实践,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一个"十没有"的社会.分析研究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总结其中的经验和启示,不仅对丰富陕甘宁边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妇女婚姻家庭观念的重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以改造封建家长制婚姻家庭关系为突破口，推动乡村妇女争取解放，动员乡村妇女参与革命。为引导广大乡村妇女在婚姻家庭关系变革中发挥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大力批判封建习俗，传播“妇女放足”与“婚姻自由”等新观念，催生了乡村妇女走出旧式家庭的权利意识。在离婚潮兴起之后，边区大众化的司法实践对乡村妇女滥用离婚自由的行为进行了矫正，同时，党以“家庭和睦”和“婚姻自主”的新口号引领乡村妇女参与新式家庭建设。在此过程中，乡村妇女的主体性逐渐生成，她们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和诉求，通过建设新式家庭参与了革命。     

《关中报》与习仲勋办报思想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了指导分区的反摩擦斗争和军民建设,时任关中分区党委书记的习仲勋决定创办分委机关报——《关中报》。在习仲勋的关怀与指导下,《关中报》历经十年战火洗礼,有效结合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习仲勋的办报思想对《关中报》的成功创办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对新时代新闻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朱德区域产业发展思想与实践——基于“南泥湾政策”的实践考察

产业发展是区域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革命战争时期,朱德非常重视通过产业发展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在边区产业建设中,他提出并指导实践了著名的“南泥湾政策”,推动了边区多元产业和优势产业的蓬勃发展。他基于边区革命与建设需要,在探索边区产业发展之道中,形成了以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和市场导向为内容的区域产业发展思想。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新时代乡村产业发展,推动乡村产业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

土匪、种植鸦片和二流子是旧制度给陕甘宁边区乡村留下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和整顿,长期以来困扰边区乡村的土匪问题、鸦片问题、二流子问题都解决了,使边区乡村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边区乡村社会问题治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转换和重建的过程。这个过程顺利的完成,说明中共的政治权力沉降到乡村社会,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调控,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迅速解决乡村社会问题和重建乡村政治权力积累了经验。     

环境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以“生态桥”治理工程为例

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本底基础,环境治理是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的内在需求。“生态桥”治理工程是北京平谷区针对桃树枝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提出一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乡村治理的模式,对于破解乡村环境治理困境具有重要意义。平谷区立足于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点,通过实施“生态桥”治理工程,搭建起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环境治理与基层治理协同推进的桥梁,推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生态化、绿色化转型,本文基于PSR模型框架阐释了乡村环境治理逻辑,剖析了“生态桥”治理工程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和经验启示,探讨了生态治理项目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为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新的思考。     

陕甘宁边区二流子改造及其影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二流子的大量存在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后方稳定。中国共产党对此采取了政府强制、说服教育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治理方略。对二流子的成功改造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与执政信心，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力，同时获得了劳动改造人的基本经验。探究和总结这段历史，对当前倡导劳动致富价值观、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参考价值。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国家权力视野下的乡村治理与基层法治——鄂西L县网格化管理创新调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命题。鄂西L县自2013年底，开始全面推进乡村网格化建设，搭建管理信息化平台，拓展出“十户联防”、“民生110”和“律师进村面对面”等治理举措，大量使用网络、通讯等科技手段。这代表了后税费时代国家权力以技术治理的方式“重返乡村”的趋势。就L县的经验而言，不可过分迷信技术治理，一方面，技术治理只构成国家权力在乡村运作的一个维度，有其问题和限度；另一方面，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它又面临法治化要求的严格约束，形成了与基层法治的潜在张力。因而，国家基层政权的运行，应当遵循以法治外壳包裹国家权力政治性的原则。挖掘网格化管理的潜力，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最终，与技术治理相配合，重塑乡村治理的多个维度。     

多重视角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生建设成效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生建设，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行的，但却取得了重大成效，这从陕甘宁边区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环境的改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包括医疗卫生、社会经济、社会优抚、社会福利、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可以看出。因此，从多种视角看边区民生建设的成效，是对边区政府实施的改善和保障民生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陕甘宁边区初期社会生态探析

中共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最成功的局部执政实践是在陕甘宁边区,从政权建设、军事斗争、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入手,中共打造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边区,优化了执政的社会生态环境。但是,在陕甘宁边区执政初期中共却面临着恶劣的社会生态考验: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四面受敌的军事态势;落后的经济及社会生活。对边区社会生态环境的适应进而优化,为中共革命胜利后执政全国应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提供了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乡村建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建设,边区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旧的社会陋习被新的社会风俗所取代;乡村社会保障系统初步建立;＂二流子＂得到全面改造。边区的新乡村建设取得了成功,对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可提供经验教训和参考。     

习仲勋群众观的价值内涵及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启迪

党的十八大决定在全党深入开展以“务实、为民、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仲勋是“深受群众爱戴的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不仅拥有丰富的群众路线实践经验，而且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群众观思想。文章以新的视野梳理了习仲勋群众观形成的脉络，分析了习仲勋群众观的主要价值内涵，论述了习仲勋群众观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现实启示。     

中共乡村苏维埃政权建设探微

苏维埃政权具有鲜明的乡村政权特征，是中共以土地革命为中心，颠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推进乡村革命的初步尝试。苏维埃模式是土地革命开始以后，共产国际植入中国社会的结果，也是当时中共的唯一选择。这一模式在与乡村社会的结合中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之境况。由于紧张的战争环境，苏维埃基层政权建设存在的官僚主义、事务主义、贪污腐败等问题并未彻底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效率，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共乡村政权建设的实践已初步显示出苏维埃模式的可行性和适应性，为中共政权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家风

习仲勋同志的妻子齐心曾在《我与习仲勋相伴的55年》一书中,回顾了她和丈夫风雨相伴的55年。在她的讲述中,习仲勋是一个好丈夫,更是一个感情细腻的好父亲。革命伉俪1943年4月,西北局从延安大学中学部抽调一批青年同志到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以学生身份开展工作。当时,齐心是带队人之一。     

山东乡村建设运动述评

山东乡村建设运动述评余科杰３０年代中国农村曾掀起过一场以“救济乡村、建设乡村、乡村自治”为内容，以达到“复兴农村，复兴民族”为目标的乡村建设运动。在这场社会改良运动中，山东的乡村建设在新儒学思想家梁漱溟的指导下，不仅以其规模大（几乎席卷山东全省），持...     

社会性关联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中的地域特色营造——以川北坪村为例

作为乡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有效路径，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并非要刻意迎合市场经济机制，而要摆正乡村、游客和旅游项目之间的关系，通过建立乡村文旅资源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性关联以扩展消费市场空间。研究以川北坪村的经验为案例，深入剖析了乡村文旅融合发展过程，强调文旅融合发展要在乡村、游客和旅游项目三者互动中保持均衡关系，主动引导游客凝视，通过重建乡村共同体符号、解构“乡愁”及建立社会连接符等形式吸纳和整合市场中不同关联程度的消费者。与纯粹的市场化路径不同，乡村文旅融合发展的社会范式与路径强调立足乡村地域特色资源，强调消费者与乡村文旅产品间的社会性关联，以此获得更多游客的长期凝视，从而促进旅游与乡村的协同发展。     

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意蕴及优化路径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方法论导向。“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却面临自治功能遭到削弱、乡村原有传统价值体系明显衰落、法治乡村建设陷入情法两难困境等多重现实挑战。应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三治合一”的引领能力、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德治教育制度以及法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实现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者间的有机融合。通过制度供给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水平，以达到强化制度供给的目的，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