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对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变革,并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互联网经济发展对效率和公平产生深远影响,并深刻改变农村家庭收入差距的形成机制。那么,互联网技术在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能否缩小农户收入差距？厘清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对于充分发挥互联网的积极作用、平衡和促进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基于CGSS2015的调研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RIF),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影响在不同情境下的异质性。研究表明:第一,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扩大农户收入差距,并且农户受教育程度较高时,互联网使用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明显。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互联网发展程度较高、社会信任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后发现,高收入农户的互联网使用频率和互联网使用回报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农户,这是互联网使用扩大农户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与已有研究相比,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互联网普及带来的"数字鸿沟"探讨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为理解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新的视角,扩展收入差距理论的研究范畴;基于区域差异和制度环境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异质性影响,为缓解农户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和决策依据;从互联网使用的获取差异与回报差异的视角分析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作用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内在机制。     

互联网使用、农业生产效率与乡村振兴的内涵式发展

推进农业智能化建设,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基于2010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最后讨论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对乡村振兴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意义。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农户使用互联网可以加速推广应用农业新兴技术、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强化社会网络关系,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3）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农村地区、连片特困地区和胡焕庸线以西地区提高农户互联网使用率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4）进一步分析发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助于巩固脱贫成果、增加农业家庭收入、助力农民需求升级和提升农民幸福感,从而加快实现乡村振兴的内涵式发展。     

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普及,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经济行为影响巨大。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五期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非农收入的负向影响较农业收入更大,在使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及其他稳健性方法后,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得出,女性、中青年、东中部地区受数字鸿沟的负向影响更大;从收入层级来看,数字鸿沟对高收入阶层的非农收入和低收入阶层的农业收入产生的影响更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鸿沟削弱了农村家庭的社会资本积累、阻碍了家庭的创业行为,降低了家庭收入,且社会资本的收入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农收入上。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微观层面数字鸿沟指标构建、缩小数字鸿沟和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农村家庭收入差距与农民子女教育获得——基于“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运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针对农村不同收入群体，解读农民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因素。得出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影响有差异。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可以降低父母因素、性别偏好和健康因素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但不能降低区域间教育资源不均产生的教育获得差异。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要瞄准重点群体，对准关键要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健全学生教育资助制度，去除农民子女教育获得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     

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在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总资产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对农户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互联网金融的不同参与形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其中,互联网支付通过优化支付环境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家庭总资产较低的农户的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参与率、优化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和缓解农村家庭流动性约束,以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内生动力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精神贫困是当前外部性扶贫模式难以解决的内生性困境,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制约因素。根据六盘山区等6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942户农户调研数据,重点考察了贫困成因的精神与经济二元属性,并将内生动力量化后纳入可持续生计框架,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水平下内生动力及生计资本对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内生动力的培育能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家庭收入,增收效应约为1.916%。(2)在不同分位数下的各项生计资本对农户的增收效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减特征,而金融资本则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3)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及社会资本存在显著的替代效应;对于高收入农户而言,内生动力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及金融资本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户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地区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需要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有力支持。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金融数字化对农村家庭融资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18）》的截面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从数字技术发展和人口资源配置两个方面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户家庭借贷选择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发展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数字金融活动参与降低了农村借贷双方的借贷成本;人口资源配置对农户借贷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主要表现为省内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提高带来了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降低了其借贷需求。     

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投入的影响——基于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

基于CFPS 2018数据,采用OLS线性回归模型从教育支出、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等3个方面检验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投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对农户教育支出则影响不显著;女性家庭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有效抑制了收入不确定性对农户教育参与和教育预期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多渠道确保农户稳定增收、提高农村女性家庭地位、推进教育资源均等化等对策,以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互联网、人力资本与农村家庭消费

利用2016年CFPS调查数据,分析互联网、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的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又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考虑内生性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人力资本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农户家庭消费支出的重要机制,互联网使用用户可能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增加消费支出.为此,提出以下建...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河北、湖南、广西三省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湖南、广西三省1022户农户调研数据,从数字金融需求方的农户出发,运用OLS模型与T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均具有促进作用。数字金融使用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来促进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与消费结构升级。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家庭消费规模增长、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受访者年龄、家庭资产、家庭收入、地区等方面存在异质性。为此,提出要积极推动农户数字金融使用、持续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推动农村消费市场进一步发展等建议,以期促使农户合理使用数字金融服务来提升家庭消费。     

数字经济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使用与农民创业：传导机制和异质效应

移动互联网普及应用给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触发了农户创业的新契机。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的微观数据,从传导机制和异质效应双重视角研究了移动互联网使用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民创业的概率,但具有地区异质性和学习能力的门槛效应,相比较于中西部地区,移动互联网对东部地区农户的创业提升作用更大;移动互联网对不同学习能力的农民创业则呈现出倒“U”型影响,学习能力中等的农民创业的边际效应最高。机制检验表明,移动互联网使用改善了农民市场资源获取、社会网络传递以及社会资金筹集的渠道,为农户创业提供了新的机会和途径。本研究为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背景下如何有效利用新经济形态促进农户创业提供了数字经济视角的决策支撑。     

互联网使用能否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来自江苏省471户家庭农场的实地调查证据

文章基于2021年江苏省471户家庭农场实地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搜寻或知识学习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但当家庭农场主仅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交互动时对其绩效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其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提高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和促进家庭农场品牌参与得以实现;并且,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及大型家庭农场中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农村新基建发展,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开展家庭农场主数字和信息化技术教育培训,加强对农场自主品牌创建的激励和保护,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激励措施促进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落地应用。     

乡村振兴过程中规模性返贫的风险测度 ———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收入冲击的考察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农户生计产生系统性风险冲击，导致更大概率的规模性返贫发生。通过考察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收入的冲击，判断其风险应对能力大小，为测度评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规模性返贫风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视角。鉴于此，基于A省968户脆弱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有效评估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脆弱农户家庭纯收入、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转移性收入的冲击效应，并且比较了冲击效应在不同家庭贫困属性、家庭健康状况以及家庭劳动力资本下的组群差异，以此来实现科学测度乡村振兴过程中规模性返贫风险的研究目标。研究结果表明：其一，虽然脆弱农户家庭纯收入经受住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但更多依靠的是政府转移性收入的帮助，只要政府转移性收入发生变化，脆弱农户的家庭收入就可能会受到冲击。其二，通过组群差异分析发现，在重大外生风险冲击下，应更关注非贫困、身体健康状况良好以及劳动力资本较为充沛的脆弱农户。其三，根据分析结果，应从重视_“造血_”功能、构筑产业防线和优化政策体系三方面激发农户内生动力、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实现共同富裕。     

代际居住距离对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基于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分析

农村老年人的家庭社会网络逐渐从受限于代际居住距离的传统形态转变成信息社会下“形式核心化、功能网络化”的新形态。采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借鉴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的分析框架,通过熵权法对农村老年生活质量进行测量,比较不同代际居住距离下的老年生活质量,进而,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评估互联网使用对于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在完全自理的中低龄老年组中,子女居住于本镇和本区的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并不弱于本户和本村的样本。（2）互联网使用在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生活质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以解释为互联网使用下催生的“主动空巢”现象。（3）互联网等新兴技术不仅打破了农村维系社会网络的居住距离限制,扩展了适度居住距离的区间,还响应了通过发展县域以振兴乡村的政策。政府应夯实乡村数字基础,充分发挥科技对于农村老年社会网络的促进作用,助力乡村振兴目标高质量实现。     

项目资助能有效提高异质性条件下农民收入吗?

促进农民增收,不仅关乎农户基本权益,更涉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推进。利用4省774户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偏差调整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分类检验,研究农户在经营业务与规模等异质性条件下资源禀赋条件、组织环境变迁因素对农户增收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资助项目确实与农户增收存在内在因果关联;无论获资助与否,资源禀赋条件对规模农户、蔬果种植农户的增收有益,但对小农户、养殖户的增收效果不显著;而粮食种植户一旦能获得政府项目资助,上述资源禀赋优势才会有利于其增收;参与合作社经营的带动小农发展与实现增收效果明显;办家庭农场、参与农村电商等形式对普通小农户、粮食种植户的增收效果不显著;规模农户、蔬果种植户增收可依靠发展农村电商、加入合作社与成立家庭农场的方式来实现。获得项目后,养殖业农户的收入与参加合作社、发展电商正相关显著程度会明显改善。     

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

本文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风险偏好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互联网使用显著促进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旧显著;从风险偏好调节作用模型分析发现,农户风险偏好抑制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金融资产占比、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促进作用,强化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在使用互联网的农户样本中,农户风险偏好对家庭是否拥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即农户越偏好风险,越倾向于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依据农户风险偏好程度分组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效应具有风险偏好情景依赖特征。此外,按照地区划分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大小存在地区差异。     

互联网嵌入、社会信任与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

工业化与乡村振兴的交织驱动,城乡二元体制的逐步消解,加速了农村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日趋完善,互联网嵌入农村正不断拓展农村居民的信息流通渠道并重构其社交方式,为化解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中的多重困境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福建省晋江市498份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IV-Probit以及PSM等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嵌入对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在该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提高外来人口参与乡村治理的概率,但当外来人口使用互联网时长超过25.87小时/周的峰值后反而抑制其参与意愿。使用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克服内生性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将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嵌入”替换为“是否使用手机上网”以及被解释变量“参与状况”替换为“村庄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显著。第二,异质性影响层面,发现互联网促进受教育程度较低、居住时间较长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的外来人口参与行为作用更大。第三,解释机制显示,社会信任是互联网嵌入促进外来人口乡村治理参与的重要渠道,即互联网...     

乡村振兴背景下宁夏农户金融素养对其经济获得感影响研究

提升广大农户的经济获得感是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增进民生福祉的应有之义。基于宁夏农村实地调研数据,就金融素养对农户经济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的经济获得感,金融素养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各个维度的经济获得感。通过对影响机制的分析发现,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家庭消费和使用移动支付是金融素养提升农户经济获得感的主要原因。该研究结果为全面提升广大农户的经济获得感提供了有益借鉴,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有效满足农户需求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