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环境权入典的基本理路与实施路径

环境权是环境法律体系的基石性权利，探讨环境权入典问题是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权利需求的重要使命。环境权入典的基本理路，应在检视已有环境权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引入权利束的分析框架，将环境权视为一种囊括多种具体权利类型在内的权利集合。阐明环境元权利束下，环境权实体性、程序性及救济性规定的相关内容，明确环境权入典具备的价值意蕴与现实基础。我国环境权入典实施路径，应采用“先集中后分散”的入典模式，同时与环境法典“总则—分编”的编纂体例相结合，采用“一元多层”的入典路径，在总则编中明确一般性环境权，将环境权实体性规定、程序性规定以及救济性规定有机融贯于环境法典的四大分编之中。     

环境权入环境法典之必要性商讨

论证环境权入环境法典的理由包括价值引领和构建公益诉讼权利基础的需要，但这两条理由均可商榷。环境法典作为部门法应该规定环境容量利用权、各种自然资源利用权等具体权利，不宜纠结于环境权入典。环境权本质是价值表述，但措辞抽象而未能明示需要协调的价值，立法目的表述令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显性化，是比环境权更好地体现环境法典价值的方式。义务正当性并非只有权利论证模式，环境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也并非来自权利，遑论环境权。环境权条款因缺乏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不能成为主要规范，且内容抽象不能胜任辅助规范功能。强行适用环境权条款将导致司法专断，或令本已错综复杂的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更加混乱。     

环境公共利益对环境权“入典”的阻却

在环境法典编纂研究过程中，有学者主张将环境权纳入环境法典之中，但环境权“入典”必然遭遇到与环境法典中的环境公共利益的相互关系的问题。随着生态利益上升为作为法益的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共利益完成了从应然状态到实然状态的转身，中国环境法律也已实现环境公共利益的体系化保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普惠性和享受的天然性，使得环境权的创设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以环境公共利益为中心的未来环境法典，从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到法律救济的全过程都难以针对环境权有实质性、可操作性的规范空间。     

目的性价值的环境权研究

环境权的研究曾经是环境法学的入门级研究课题,然而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之争动摇了环境权的正当性基础,环境伦理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泛化造成的环境权主体之争让环境权研究一度陷入僵局。诉诸于工具性价值的“义务本位”的“司法中心”研究范式为环境权“环境公权私法救济”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的大力实施使“司法中心”的环境权范式研究完成了历史使命。环境权的公权主位、私权补充的法律属性本质呼唤目的性价值的“权利本位”的“立法中心”环境权研究范式的回归。“立法中心”的环境权研究范式是以加强立法为根本出发点,从实体性环境私权、程序性环境公权的完善两个维度来进行的环境权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私法环境权的人格权属性

私法环境权是保护和维持民众生活环境利益的权利,在发生权利受侵时,法律需要在私法主体之间作出符合公平正义的利益安排。私法环境权的人格权属性问题实质上解释选择问题,其结论不存对错之分,只有优劣之别,能够与现有民法体系和原则实现最大匹配的解释就是最优选择。私法环境权的确立会与物权、其他具体人格权存在法条竞合现象,在适用法条时,应遵守私法自治原则,由当事人自主作出选择。     

我国环境法法典化研究：进展、争鸣和展望

我国学界关于环境法典的研究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对环境法体系化的讨论。几十年来，学界围绕环境法法典化的必要性、编纂环境法典的必要条件、环境法典的模式以及环境法典的内容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回溯整个讨论历程，学者们围绕“环境法法典化”命题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和学说，在激烈的讨论中或弥合分歧达成共识，或各持一端持续争鸣。对环境法法典化研究的推进状况、论点聚焦进行总结归纳，找到环境法典编纂仍需突破的理念障碍，明确环境法典编纂仍需攻克的技术难题，有利于形塑环境法法律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环境法典是生态修复责任的归宿——后民法典时代民法与环境法的区别与融合

《民法典》侵权编规范群规定了环境侵权与生态修复责任，这种立法模式给法律适用、民法典的科学性、环境法典的编纂带来了不利影响。生态修复责任是环境权的救济制度，直接对象是生态功能，客体是环境权。《民法典》调整民事权益，无法调整属于共享性、公益性的环境权，环境权的救济尚需公众参与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公权力的介入等制度的协动，应由公法调整，《民法典》无法承载生态修复责任之重。当前正值环境法典编纂之时，正是实现生态修复责任规范群“完璧归赵”的最好时机，即“出《民法典》，入环境法典”。     

论美国环境法法典化的失败——以环境法重述之争为视角

美国学界围绕环境法是否应当被重述形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激烈争论的背后，是环境法学者试图通过法典化改变美国环境法窘状的努力，更映射出学者们对环境法向何处去的不同认识及态度。尽管美国环境法重述被宣告搁置，但这场法典化争论值得探析和思考。我国环境法学界最终确立了“适度化”编纂环境法典的目标，明确了当代环境法学的历史使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环境法共同体逐渐显现，而无论是我国环境法典编纂的探索还是美国环境法重述的争辩，目的都是为环境法律部门更具体系性而进行重塑，消弭环境法律内部规则之间冲突、分散、重复的弊端。对于我国环境法典，需要进一步明确编纂目标，夯实编纂方法，坚持编纂的程序性定位，树立起环境法学科独立自信的价值体系，增强环境法学术共同体的凝聚力。     

法律上环境权范畴的界定

将环境权作为一种应然的道德权利，已经在学界达成共识；而将其作为一种应然的法律权利则面临诸多困境。其原因在于法律上环境权的范畴界定不清，尤其是环境权利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不明且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环境权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新型权利，具有不同于既有权利谱系的典型特征。     

略论民族环境权

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民族成为民族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我国环境法体系和民族立法体系中应该明确设置具有民族特点的环境权内容。     

略论民族环境权

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民族成为民族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我国环境法体系和民族立法体系中应该明确设置具有民族特点的环境权内容。     

传媒、公民环境权、生态公民与环境NGO

［摘要］“环境公民社会”的发展，需要传媒构建、拓展环境“公共领域”，促进环境议题的“公民赋权”，用“媒体理性”引导公众环境运动的“理性参与”；需要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公民环境权，实现“公民环境权”由道德“应有权利” 向“法定权利”、“实有权利”的飞跃；需要普通公民向“生态公民”蜕变，需要环境NGO积极承担吸引民众环境参与和培育“生态公民”的重任，实现普通民众与精英知识分子在“环境公民社会”中的深度融合。     

公民环境权的实质及地位再思考

公民环境权是环境法学界潜心研究的一个课题.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学术界仍然没能在公民环境权的内涵和实质方面达成一致.该文认为对公民环境权的界定应该本着从事物的本质特征出发,有利于环境权的功能和价值的充分发挥,以及有利于这项权利与其它权利的协调并融人现行权利架构之中的宗旨来进行.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对其生存环境享有的特定的生态性环境条件的权利.它应该成为环境法权利体系的核心.     

环境权辨伪

环境权是一个有着良好动机的伪命题。首先,环境权存在内生的扩张品质,其主体、内容等内涵界定不清。其次,环境权所要保护的合理环境利益可以经由非法律手段和现有法律手段获得保护,因而该权利的正当性大可质疑。最后,环境权论曲解了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相关规定,法律实践实际上鲜有支持环境权。我国环境法学应摒弃环境权这一权利设定的思路,转而将支撑自身理论体系的价值基础定为权利调整。     

是非环境权

早期的环境权理论研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准理念,致力于人与自然的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储备,进而在环境权理论中融入集环境的权利与人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为一体的权利构成。环境权理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即从传统法理学的体系及范畴中提出自然权利的法律化以及环境道德法定化,进而在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以及权利属性等方面呈现出较强的反逆特性,在理论界呈现出较强的"是非"之态。改变环境权理论研究的"混沌"之态,必须加强环境权理论的实践认知。环境权理论的确立和发展不在于对传统法理学的变革或颠覆,也不在于对传统权利理论的修正,它的确立应当与传统物权和环境公力救济请求权共同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体系,形成环境权与传统权利的良性互动,实现整体环境和资源范围内法律权利的有效均衡,最终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论公民的环境权

环境权是人类一项应有的权利,现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公民环境权是环境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公民环境权的发展、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公民环境权的实现等进行论述并对中国目前关于公民环境权的法律状况提出建议。     

论环境权益及其救济

环境权益,是指通过环境对主体造成实际影响,且这种影响被法律确认或现代社会的法观念普遍认为具有可谴责性时,主体所享有的对抗该影响的法律权利或法益。环境权益的本质属性是法律权利和法益的混合体,因此,无需在立法上寻求确立其概念。对环境权益的救济应分类通过一般侵权法、环境侵权法、环境法等公法、一般人格权制度来实现。     

西部大开发与环境权探析

本文从西部大开发的法律需求出发,分析了环境权立法、环境权主体、环境权特性等问题,提出在我国环境法体系中应明确设置环境权,并体现具有民族特点的环境权内容和精神。     

环境权的理论证成与实践探讨

作为环境法学的一个基石范畴,环境权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法律人理论范式能够证成环境权的合理性,法律人的理论逻辑可以表述为:现实世界的人—法律人格—法律人—法律权利。依此理论逻辑,法律上的"生态人"最终还是要落脚于权利的实现,"生态人"的权利在环境法上所指便是环境权。环境伦理能够恰当地论证环境权的正当性和丰富内涵。尽管我国环境权立法存在诸多不足,环境权仍然具有强大的实践价值。环境权强调对人类的生存关怀,作为一种立法理念和权利类型环境权可以促进立法完善,是立法演进的力量。     

环境权国际进程探析及启示

从时间维度看,环境权国际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阶段、政治认可阶段和法律确认阶段;从问题维度看,环境权国际进程主要聚焦五大问题：第一,环境与人权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二,确立独立类型的环境权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是否是必要的？第三,环境权的内涵如何界定？第四,环境权应该优先保障程序权还是实体权？第五,环境权是否属于“第三代人权”的范畴？环境权国际进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实体权利争议难以短期内得到妥善解决的背景下,应切实推进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请求权等程序性环境权的发展,并通过程序性权利的发展催生实体性权利的最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