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采用熵值法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通过动态面板的系统GMM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U"型非线性影响,与绿色技术创新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态势,且绿色技术创新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正向中介的作用;市场化程度对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负向调节作用,使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U"型曲线变得更为平缓。伴随着新时代我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采取多种环境规制方式,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     

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基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1998—2020年我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检验了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呈倒“U”型影响,对绿色技术创新呈“U”型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能够降低能源生态足迹,在环境规制与能源生态足迹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均呈倒“U”型影响但作用效果不同,东部地区大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抑制能源生态足迹效果最为显著;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有效传递了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能源生态足迹的影响。     

异质性环境规制、环境责任与企业低碳创新

选取我国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对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低碳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并探讨了环境责任在二者之间的传导作用。研究表明,异质性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低碳创新,环境责任是其实现途径之一。     

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之关系——基于湖南省城市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检验

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湖南省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数量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数量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且门槛值（人均GDP）为11 014元。第二,高门槛区间有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衡阳、郴州、常德、娄底、张家界等地区,低门槛区间有怀化、邵阳以及永州地区。第三,环境规制与污染企业数量的相关关系并非线性,而是呈现出“U”型关系。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空间效应——基于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准确把握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是科学制定有效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得出了以下结论：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正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俱乐部”效应,大部分地级市表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直接、间接效应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环境规制不仅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而且还能产生更大的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基于此,提出相应可促进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环境规制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企业行为中介效应的分析

环境规制促使企业以新的、环境友好的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带动可持续发展,分析这一过程中重污染企业资本成本的变化有助于科学地处置环境规制问题。根据2012-2017年A股非金融行业公司的样本,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重污染企业的资本成本高于非重污染企业;针对地区环境建设的“服务型”规制与针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型”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的资本成本有差异化影响。进一步研究证实,企业行为在环境规制与资本成本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虽然外部的、来自于政府的“服务型”规制分担了企业的环境压力,降低了重污染企业资本成本,但提升了资本成本的“约束型”规制切实有助于企业增加资本性支出以向清洁生产转型;同时,加强法规与技术标准对重污染企业的约束,可以减少规制俘获行为。因此政府应将不同类型的规制手段组合,在加强“约束型”规制激励企业进行技术设备升级的同时,通过“服务型”规制给重污染企业缓冲,以增强规制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FDI、环境规制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基于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

基于我国1999—2016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探究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并采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具有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FDI通过规模效应渠道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但能通过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时,发现FDI对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程度较低或者过高时,FDI的流入会不利于地区的碳减排;环境规制强度适当时,FDI会对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有利影响。在目前的环境规制强度下,FDI的流入降低了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和中国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的提升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中介变量强化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无明显的影响,这种中介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最后,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当数字经济处于较低水平时,会阻碍经济发展质量;反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强化作用.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从理论视角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再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技术创新纳入模型中,构建动态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技术创新传导的中介效应为负向;而公众参与型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湖南工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基于SBM-DEA模型测算湖南省2011—2019年14个市、州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并从环境规制视角建立面板门槛模型,探析专业化集聚与多样性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湖南省整体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趋于平稳,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不同集聚模式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存在门槛效应.专业化集聚对湖南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对绿色创新效率作用呈"U"型: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工业集聚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规制强度超过临界点后工业集聚开始对绿色创新效率呈现促进作用;3)政府应不断完善工业发展政策导向,引导工业向高端化、绿色化发展.同时充分考虑区域禀赋和环境规制差异,持续发挥多样化集聚优势.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的视角

该文立足于研究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在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基础上,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整体呈波动式下降,各省间绿色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工具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不同,行政型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呈倒"U"型关系,市场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因此,政府看清西部地区绿色经济运行形势,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制定强度适宜的环境规制,有助于实现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绿色经济效率提升的"双赢"目标。     

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基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分类的门槛效应研究

将工业行业分为高度、中度和低度污染密集型三类,构建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模型与基于面板门槛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下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在不同行业组的差异和变化,并确定各行业组的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改变了FDI对环境质量原始影响机制的大小和方向,不同行业呈现不同的特点。高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越高,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越显著。中度和低度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存在门槛效应,处于最优的门槛区间时FDI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最显著。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

解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政策差异,并考察随企业、产业及经济环境三层面因素的变化而引起的倒逼效应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相对最强,市场型规制的效果次之,公众参与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初步显现但相对最弱。环境规制的创新倒逼效应随着地区内企业环境责任水平、产业集中度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改变,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及单一门槛特征。要确保工业企业绿色发展,除了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外,还应从企业环境责任、产业集中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制度环境等多角度立体式促成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发挥。     

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关系探讨：中介作用与门槛效应

作为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产生的新业态,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对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华东地区五省一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法、主成分分析法与非期望导向超效率SBM模型构建了测量指标,探讨了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相互关系,并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的中介作用与产业结构升级发挥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当前华东地区高技术服务业集聚水平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均呈现上升态势;高技术服务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二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但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提升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为此,需要针对性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强化技术引领、区域协作与资源配套,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工业与高技术服务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FDI中介效应的检验

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至2016年地区面板数据集,探讨了FDI对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中介效应,并通过环境规制滞后一期和非参数Bootstrap抽样对中介效应的稳健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DI作为中介变量确实影响环境规制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U”型关系,但FDI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区域存在明显的异质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显著,中部和东北地区则并不显著。因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要丰富环境规制的“工具箱”,又要积极稳妥推进内陆地区进一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