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家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由儒家最早提出的一个政治概念,但它却不是儒家所独有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多学派都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尤其是其中的法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最终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以后的中国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孔子撰《春秋》,书“王正月”,经《公羊传》发挥为“大一统”之说,至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形成了完整的儒家大一统思想。经汉儒“包装”,大一统又被奉为“正统”,受到历代帝王的认同,无不以“正统”思想为指导,实践其政治一统的理想,使大一统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作用。大一统思想又是凝聚华厦民族的精神支柱、现代集体主义思想和国家统一意识的基础,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略论薛道衡的“大一统”思想

薛道衡是北齐、北周和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核心是"大一统"。开皇四年(584),薛道衡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的期盼,开皇八年(588)的论述主要是对实现"大一统"的"筹略",大业五年(609)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局面的称颂。薛道衡"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影响造成的。     

《孟子》中的“大一统”思想探析

孟子主张用王道政治统一和治理天下,王道政治的核心是以德服人和施行仁政,即由内在的仁义出发,由内而外地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路径,最终实现天下统一和天下大治的目的。推行王道政治还要善于教导民众,让民众懂得孝悌忠信等的道理,孟子强调指出用中原华夏文明教化和改造四邻少数民族,进而实现思想文化和礼乐教化上的"大一统",因此孟子所主张的"大一统"主要是指"文一统"而非"武一统"。孟子还主张在"大一统"社会内部实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又提出了融洽社会关系的"君民同乐"思想,用以调和因社会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孟子所设想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和美好图景,成为人们修正现实政治的理想坐标系。     

秦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大一统”思想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时期随着“中土”“中国”“天下”“海内”和华夏四夷等观念的流行而萌芽。春秋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学说系统提出了以仁政王道和恢复周礼为特征的大一统国家观。后经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和吕不韦整合诸子学说的创新改造,形成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新“大一统”理论。战国晚期历代秦王特别是秦始皇将其创造性运用于政治实践,促进秦国迅速崛起和完成统一,进而创建了维护多民族中央集权的一整套“大一统”国家制度和运行体系,由此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运行模式和文化传统。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兼容开放和与时俱进的秦文化及其特有的心怀天下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文化观、富国强兵的发展观和奋发有为的事业观,正是“大一统”思想付诸实施和成功的主导力量。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探略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建立在对“天”与“人”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并以维护君权为最终目的,被赋予了维护国家统一、政治统一,以及维护皇权等方面的含义。它适应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需要,有助于统一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     

《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是《公羊传》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文王之正是大一统的内核,包含三层含义,对《公羊》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其现实批判的根据。大一统有文王之正的理想性一面,也有尊王的现实性一面。面对春秋战国的社会现实,《公羊传》的大一统以实与文不与,实际肯定诸侯的专杀、专讨、专封,将大一统的希望寄托在齐桓公之类的人物身上,带有否定分封政治制度的历史意义。     

试论“夷夏之辨”与“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联系及嬗代整合

"夷夏之辨"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夷夏观念,反映了当时的夷夏关系。服事思想以"夷夏之辨"为理论基础,建构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理想化夷夏秩序。不过,这种秩序设想最终被现实世界突破,作为两种文明撞击、融会的缓冲地带,要服群体因此得到了融入华夏的历史机遇。春秋时期,礼别夷夏思想的提出,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礼别夷夏的更大贡献是提出了区分夷夏的新标准,从而为夷狄入夏提供了理论可能,也为"大一统"思想的兴起埋下伏笔。战国时代,随着夷夏观念的衰退,"大一统"思想的崛起成为历史的必然。     

论清代“大一统”与避暑山庄

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主张 ,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恒久的影响。清朝更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 ,突破了“内外”与华夷之限的传统观念 ,坚持“满汉一体”的思想 ,开创了盛况空前的“大一统”时代 ,避暑山庄就是清代实践“大一统”的产物     

大一统秩序下的华夷之辨、天朝想象与海禁政策

大一统是华夏文明对于世界的表象,也是中华民族进行资源组织和动员的方式与机制,它以绝对者的名义强调了中央对四方的统摄、王权对万物的占有,以天道的光辉塑造着天朝上国的荣耀和尊严。作为大一统内部核心系统与次级系统之间的一条边界,华夷之辨起着约束系统能量、强化系统向心力的作用,实际上是系统进行自我调节与自我防卫的反馈机制,其诉求点在于核心系统即华夏文明的安全和稳定;海禁政策则是沉浸于天朝想象中的统治者在华夷边界漫溢、大一统秩序濒于崩溃之时采取的本能反应。     

清代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

华夷之变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民族观念,自春秋以来的2300余年间,大多数中原汉族王朝均奉为圭臬,相沿未革,因而也未能解决好北方的民族问题与边患问题。清朝统治者锐意改革,以民族“大一统”观念取代了以往的华夷之辨。以这种新型民族观念为指导,清朝很好地解决了中国北方的边患问题,促进了中国政治与国土疆域的空前统一。     

从西周大一统思想看秦学的原创性特征

西周大一统思想,是在史前观念因素强化为夏商思想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成熟和发展并作用于社会的时期.由大一统思想在西周的形成,可见中国思想文化萌芽和产生的轨迹,也可见秦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原创性特征.当然,秦学的原创性特征也由于它曾经处于中心文化、主体文化地位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大贡献.     

《公羊传》大一统思想新探

首见于《公羊传》中的大一统观念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政治与历史的发展。探其源头《公羊传》,不难发现大一统包括“大王统”、“大文统”、“大始统”诸义,主要涉及“一统”的主体贞定、制度安排、时空延伸问题,核心是借政治统一推动文化统一,以文化统一促进政治统一,以文化统一实现天下统一。．     

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自治”与“发展”问题思考

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问题是当前我国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困扰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因素很多,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但最关键的是自治权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根源在于自治与发展的关系没有理清.我们应从剖析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条件下"自治"和"发展"的特定含义入手,分析自治与发展的内在关系,努力探究推进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有效途径.     

试论大一统思想是汉代公羊学的轴心理论

大一统思想在汉代公羊学博杂的理论中发挥着轴心理论的作用,三统说、三世说、政治统一、王道仁政、华夷之辨、思想文化统一等都是围绕大一统思想进行的理论建构.其中,三统说、三世说从天人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大一统的合理性;政治统一的理论为大一统的实现奠定了起码的政治前提;王道仁政理想,解决了政治统一后该怎么办的问题,使公羊学的大一统与同时代其它的大一统模式区别开来;思想文化统一与华夷之辨则指明了大一统的最高境界及实现途径.     

列宁的民族自治思想与苏联的联邦制实践

列宁在国家结构理论方面,向来主张建立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共和国,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并对联邦制持否定态度。而实践上,苏联却实行了联邦制,苏联的解体,从联邦体制来看,并非选择上的错误,而是列宁的后继者在实践中存在误区:一是没有很好地贯彻列宁的平等联合思想;二是忽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长期性;三是人为地制造一些民族国家和地区,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政策探析

分析民族自治地方经济金融发展的特征、民族自治地方特殊金融政策的执行、国内外实施特殊金融政策发展区域经济的经验以及金融支持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决策过程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是作者王珂所撰的《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系谱》这部著作第lO章的标题(该专著200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副教授。他1987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研究生班，1989年4月东渡日本     

《春秋》“大一统”观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及创作

《春秋》"大一统"观在秦汉时期的再度彰显,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人心向背和历史发展大势。文章从四个方面就此一问题展开论述:一是追溯《春秋》"大一统"观的思想渊源,二是考察《春秋》"大一统"观的历史内涵,三是分析《春秋》"大一统"观的政治诉求,四是纵论《春秋》"大一统"观的文化呈现。文章的结论是,在《春秋》"大一统"观的统领下,秦汉思想家和文学家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有为,凝魂聚魄,强化了我们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