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思考

环境公益纠纷已逐渐成为社会化问题,公众要求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呼声也日益强烈。鉴于我国环境保护的相关立法对环境公益诉讼尚无明确的定位,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按照初始模式、过渡模式和目标模式的基本框架进行了设想与探讨。     

雾霾治理的法律与政策维度思考

雾霾的愈发频繁引起国人的普遍关注,雾霾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相对不合理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雾霾出现次数与日俱增。雾霾所产生的危害可以概括为健康危害与交通危害。但是目前我国涉及雾霾治理的法律与政策尚不明确,缺乏具体的法律依据与政策参考。在未来的顶层设计中,通过保障公众的参与权等措施,完善雾霾治理的法律与政策的长效发展机制。     

“法律监督者”与“原告”之间的二重奏——论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角色定位

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对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是该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一。我国相关立法虽然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但从实质上来说“,公益诉讼起诉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律概念,甚至与传统意义上的“原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单纯突出检察机关的“原告”属性,无法满足民事公益诉讼这一特殊诉讼类型对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需要;而过度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属性,又可能使得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及法院三者之间所本应具有的诉讼平衡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对于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问题需要从微观层面着手,即从检察机关内部、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不同方式三个方面来具体定位其所应当承担的角色,从而使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角色属性的优势得以发挥,同时又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其对诉讼平衡的破坏。     

雾霾污染跨域防治中府际协作的困境与突破

近年来雾霾天气在我国频繁发生,对民众身心健康、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既有的环境属地管理模式按照行政区划边界对雾霾污染进行防治,难以有效应对其跨域性污染,地方政府间的府际协作成为雾霾污染跨域防治的必然选择。然而,雾霾污染跨域防治中府际协作同样面临困境,不仅府际协作难度日益增大,府际协作动力日趋弱化,而且府际协作进程屡受阻碍,府际协作绩效收获渐微。因此,毗邻区域各地政府需要对雾霾污染跨域防治过程中的府际协作路径进行优化,在确立府际协作基本原则的同时,设定府际协作目标内容,通过创建府际协作实现机制确保对雾霾跨域污染的有效防治。     

关于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思考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只有自诉一种形式,仅赋予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诉权,其他的主体无论其动机如何都无权以自己的名义启动诉讼程序.这无形中既关闭了那些敢于伸张正义的人们请求司法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门,也使那些违法行使公权侵害公益的行为逃脫了法律应有的制裁.我国亟需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这不仅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有着现实的必要性,应通过立法从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方面具体构建.     

论环境公益诉讼法律机制的构建

公益诉讼理念对传统诉讼法律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同时,也促进了诉讼法律制度的完善.就环境法而言,环境诉讼法律机制的构建应是以公益诉讼理念为核心的.基于这样的思路,论文从起诉资格、诉讼范围界定以及举证责任适用等三个方面着手,对环境公益诉讼法律机制的构建进行了探讨.     

我国雾霾治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研究

当前我国雾霾污染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雾霾治理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国雾霾污染治理存在着治理模式落后、治理对象单一、法律规范缺乏、地区协同不足等问题,体现了我国雾霾治理制度和治理方式的不完善,制约了雾霾治理绩效。需要采取以经济手段为主、多种手段并用的市场化治理措施,加强雾霾治理的制度建设,建立地区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提升雾霾治理的有效性。     

雾霾防治的金融政策之演进及展望

在我国环境污染日趋严峻的形势下,雾霾防治的成效性亟待增强。雾霾防治的经济学机理是使大气污染负外部性内部化,防治的金融政策主要有排污权交易、绿色信贷、市政环境债券、雾霾防治责任保险等;雾霾防治金融政策的发展演进过程为萌芽期、发展期、持续改进期。我国雾霾防治的金融政策需要从地区、银行、市场等方面着手,采取不同政策措施,加强产业引导,改进金融帮扶,培育资本市场。     

论我国经济诉讼制度的构建——由股东诉讼写入《公司法》所引发的思考

为了维护股东和社会公共利益,2005年10月27日通过的《公司法》修订案增加了股东诉讼制度,笔者通过对股东诉讼性质的分析,进而引发出对我国经济诉讼构建问题的思考。由于我国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至今没有建立,类似于股东派生诉讼之类的大量经济纠纷在现有的诉讼救济机制之下,出现了制度供给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学术界纷纷提出了经济诉讼的实现模式,笔者在分析评价相关观点及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经济诉讼模式:以特别诉讼制度为基础,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并可以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力求在未来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障碍分析——从两起司法判决谈起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障碍的解决关键在于如何协调民事诉讼理论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殊性及特殊需求之间的关系,而不在于如何处理民事诉讼理论与检察院的实体身份之间的关系。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其监督权并不矛盾,环境民事诉权是环境民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环境民事监督权是目的,环境民事诉权是手段,环境民事监督权是形式,环境民事诉权是内容,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会对被告造成诉讼权利的侵害。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民事公诉,其诉讼地位是原告。应认真研究突破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途径以及推广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国内外经验,以推进这方面工作。     

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

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建构中,应该分析环境公益诉讼自身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以准确展现环境公益诉讼的基本理论问题。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的研究,在于解释环境公益诉讼能否有效回应中国环境治理的困境;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逻辑的研究,重在厘清环境公益与诉讼的关系、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等问题。     

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动力机制

在分析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基础上,对公民提起诉讼动力不足的因素进行分析表明,动力不足的内在结构缺陷表现为经济理性满足度缺乏、生态理性缺失和法律理性先天不足等方面。应着力开发公民公益诉讼动力。     

“怠于行政职责论”之辩——环保行政部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论见

学界对环保行政部门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最大的争议在于:赋予环保行政部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将致使环保行政部门怠于履行行政职责.其实,环保行政部门的行政职权无论从权力大小、权力行使环境还是从权力性质看,都有与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相距甚远,赋予其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对环境公权力的不足和环境管理体制的缺陷的适度矫正.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技改抵扣”的淆乱与矫正

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涉及的技改抵扣,法院作出了支持与不支持两种回应,学界对其法律性质提出了责任履行方式、判决执行方式、损失赔偿方式三种观点。对技改抵扣的法律性质不能笼统界定而应拆分理解:技改是责任履行方式,抵扣是责任减免方式。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技改抵扣的根本误区在于用技改来抵扣责任,将技改作为责任减免事由。这不利于防止司法裁判中的擅断,也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还不利于提高产污、排污主体的技改主动性。对作为预防性诉讼请求之具体内容的技改,不应通过抵扣予以责任减免;对作为非预防性诉讼请求之具体内容的技改,可通过行政奖励、税收减免等措施予以激励。     

从“王海”案件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传统诉讼权理论的局限性已经成为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建立、完善的主要障碍.建立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当公众的公共利益遭受不法侵害时,无利害关系人或团体通过合法的诉讼程序提出相应保护,将有利于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同时也有利于我国现有诉讼制度体系的完善.     

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性规范及司法实践评析

以我国首批建立环保法庭的三地——贵阳、无锡、云南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地方规范和司法实践为考察对象,三地规范在原告资格、被告、裁判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在对我国公益诉讼的完善作出较大贡献的同时,也存在若干值得检讨的地方。为实现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可以考虑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基金、环境公益诉讼费用保险、环境污染保险等制度,避免企业因巨额诉讼成本、损害赔偿金额、罚金等而破产。     

中国构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障碍与对策

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近些年来先后出现了数量可观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这彰显了环境行政执法领域中的行政争议正在不断加剧.法律怎样为趋增的环境行政争议提供适当的救济手段,已成为紧迫且现实的问题.本文认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可以作为解决环境公益救济的良方之一,但中国目前推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仍面临着许多法律障碍.关键是如何采取有效对策,排除障碍,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黑砖窑事件”引发的法律思考

山西"黑砖窑事件"催生了<劳动合同法>,安徽"黑砖窑事件"说明我们用<劳动合同法>制止黑砖窑事件发生的愿望已经落空,其实这种愿望产生的本身就是野蛮与文明错位的产物.在我国劳动法研究中,既存在着将犯罪关系混同于劳动关系,也存在着将劳动关系混同于犯罪关系或侵权关系的倾向.主张将劳动合同法改造为劳动侵权法或劳动刑法的主张,有历史的根源和现实的原因.这种错位是对现代文明的践踏,亟待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