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要素分析

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不断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更好的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对新媒体的传播特性进行分析归纳的基础上．从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介质、传播环境四个方面,对新媒体的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要素进行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传播学会2014国际新媒体高峰论坛综述

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传播学会2014国际新媒体高峰论坛的盛况、主题、重点、内容等基本情况,阐述了“大数据与技术创新”、“新媒体与社会发展”、“传播理论与媒介融合”、“社会转型与网络舆情”、“影视传播与创意产业”五大分论坛专家学者的基本观点。     

功能主义视域下新媒体法治传播的内容构成、困境及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作为新兴传播形态,因其用户规模庞大,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持,也是法治传播的核心主体之一。新媒体法治传播具有传播属性和法律属性,其主要的特征为传播主体多元化、信息体量爆炸式发展、传播方式呈现交互性、信息的价值多元以及传播内容碎片化。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作为社会理论,可用于研究新媒体在法治领域的传播功能。新媒体法治传播功能的内容构成可分为政治功能、法律功能与社会功能。其法治传播功能发挥具有一定限制,原因是面临着规制不足、主体泛化、伦理失范的现实困境。对此,通过新媒体治理法治化、建设“价值—技术”多元依法治理制度体系、完善新媒体从业人员自律机制三条进路可以实现新媒体法治传播的功能优化。     

政治视觉传播:特质、功用与优化

政治视觉传播是"政治传播"和"视觉传播"的交叉领域,具有传播符号的隐喻性、传播内容的故事性、传播对象的分众化、传播视角的小微叙事、传播过程的对话性等特征。采用视觉话语面向公众开展政治传播,能够弥补新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缺憾,增强公众的政治认同,提升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但也面临缺乏情感力量、话语空间闭塞、视觉艺术匮乏等挑战,应该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方式、传播对象等方面积极开拓创新,走中国特色政治视觉传播之路。     

新媒体环境下城市形象的塑造与传播——以贵州省遵义市为例

新媒体技术在城市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利用新媒体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应采用媒介整合、隐性传播、第二传播、分众传播等策略,融合多种传播方式,追求良好传播效果的实现.     

新时期“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边界规限及其意义

21世纪以来,以"政治"为主轴搅动着整个世界进入高度不确定性的格局中,"传播"无法以比较自觉的认知和比较稳定的形态发挥作用。其中在"国际传播"主导下,"全球传播"成为一种理论误区,迫切需要重新反思和学术澄明。深究"传播"的本质,"社会性"和"政治性"才是其原始基因。因而,当"民族国家"成为遍布全球的人类政治建制以来,"传播"便被各种政治形态的国家所规制、所统摄,在传播活动中实际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形态就是"国际传播"。在全球化浪潮中崛起的"全球传播"理念和理论,主张"去国界"、"去政治"、"以地球村为边界重建全球传播秩序",只是充满着乌托邦式的幻想,会误导国际传播不能正面应对来源于不同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乃至不同政治文明的国家之间信息沟通和交流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面对"国际传播"已然主导人类传播的现实,所谓"全球传播"的理念和理论也该休矣。     

区域传播与城市形象塑造

新媒体时代公众具有更多的话语权,城市形象传播也打破了传统媒体时期媒体给受众“灌输”信息的现象．城市形象塑造与传播集合了更多动力。在新媒体环境中,推动西南地区形象更加立体、全面的传播,应从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形象植入式传播策略等方面着手。     

媒体国际传播的转型方式

新媒体与新技术对国际传播带来了广泛影响,实现了传播主体、传播理念与传播方式的“转基因”。在国家加快媒体融合的政策引导下,国内媒体要想做好国际传播,不仅要构建友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也要通过网络平台讲好中国故事。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融合了网站、应用和多媒体,构建“三位一体”新媒体矩阵,并不断探索沟通之道。这些实践中的积极尝试,为构建有国际传播力的新型媒体提供了借鉴与反思。在融合背景下,媒体作为国际传播的排头兵,也要借鉴国外的经验积极转型,通过提高用户意识、改变话语方式、加强技术支持和打造媒体集团等,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与影响力。     

新媒体时代高校红色经典传播与教育模式探索

＂红色经典＂作为受众最广的艺术形式,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以数字技术、互联网、移动通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具有信息资源丰富和沟通方便快捷的优势,深刻改变着高校学生的思维方式、心理意识、语言和日常行为方式,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努力探索新媒体平台下开展＂红色经典＂传播与教育,并进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的新途径、新方法。     

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问题与出路

新媒体已经成为审视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域,处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中的前沿.自21世纪初,新媒体受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关注以来,人们对其的认识有冲击论、工具论到环境论三种观点,且形成了三种观点并存的局面,在研究中广泛运用了传播学、社会治理等理论资源.但受限于对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认知,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研究仍然存在着研究思维、研究视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观点的局限.新媒体实现了媒介、信息以及互动交流前所未有的融合,其所引发的不仅是交往方式的变化,而且是意识形态传播机制的变化.进一步拓深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研究,应结合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政治传播理论以及我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传统,实现对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跨学科解读.     

基于新媒体的当代政治流行语传播研究

政治流行语是基于时代嬗变而催生并映射政治生活的新型言语表述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当代政治流行语的产生及传播受到新媒体的深刻影响,其本质是宣泄公众情绪的形式载体,群体情感驱动或者利益驱动控制其产生.此外,语言的深层机制为政治流行语的形式提供深层或者潜在支持,语言模因这一言语社团共同体验基础为其快速传播提供心理基础.     

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历史、理论与战略

作为全球最大代际群体的Z世代，正通过日常传播实践深刻影响着国际传播格局。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进中华文明更好地走向世界，需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国际传播研究。全球Z世代既体现出“数字原住民”的共性，又存在区域国别差异，折射了世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研究发现，在历史层面，面向Z世代的国际传播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中的世代研究和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研究；在理论层面，政治、经济、文化和媒介技术等的相关理论为Z世代国际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战略层面，要开展面向全球Z世代的战略传播设计，构建面向全球Z世代的多元行动者网络，打造面向全球Z世代的对外话语体系，通过面向Z世代的精准化国际传播，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新媒体实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马克思主义传播开始进入"E-science"时代。当前不断涌现出的新媒体不仅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中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颠覆了大众媒体传统的传播模式和内容生产方式,而且给人类传播活动及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影响,也给作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主体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借助新媒体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通过现代新媒体技术下传播体系的立体构建,将进一步彰显新媒体实践的民族品格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传播的中国特色。     

危机传播、新媒体定位与舆论引导

新媒体传播有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使其在危机传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媒体是危机潜伏期的"预警者"、危机爆发期的"信息源"、危机蔓延期的"扩散体"、危机模糊期的"辟谣者"、危机结束后的"反思者"。发挥危机传播中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应加强新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及时公开信息,反映真实舆论;加强新老媒体的融合,强化危机传播的效果;将舆论引导的优质化与社会主义的法治化相结合,发挥法律规范的功用。     

论新媒体传播传受主体及其关系的转变

不断发展的传媒技术产生了很多的新媒体,它们改变着社会的传播理论、传播生态及人们的媒介使用心理,使传媒市场的传播格局被重新划分.以网络传播和手机传播为主体的新媒体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人同时参与的传播基本实现,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的关系由明晰变得模糊,形成一种多极的混沌的碎片化的关系.     

试析新媒体背景下纪录片的传播特性

在新媒体语境下分析纪录片的传播特性,对于研究纪录片在新时期的转型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新媒体能够帮助纪录片更好地开拓市场,前提是纪录片必须更好地与新媒体相融合。鉴于此,主要从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两个方面来讨论纪录片在新媒体背景下的传播特性,带着纪录片在新媒体传播中有何变化及纪录片在新媒体中如何拓展市场两个问题进行相关研究。     

传播、政治传播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制度体系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可以引入传播学的视角,从而形成政治传播制度研究的新课题。只有全面、准确地把握传播学中“传播”概念的内涵,才能拓宽传播研究的视野,确立“政治传播制度体系”的研究框架才有理论依托。同时,也应界定“政治传播”与“政治传播制度”的概念。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治理体系初探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政府危机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政府危机传播具有了网络化、全球化、移动化、交互化、生态化和颠覆性等特征.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媒体、大众等主体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具有多元、共生、演进等特征的生态圈,这促使政府危机传播策略从“危机管理”向“危机治理”的过渡.当前可从危机传播周期、危机传播生态治理和传播保障体系三个方面建立政府危机传播治理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与国际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模式创新

现代恐怖主义的媒介化生存使得国际恐怖主义的全球治理离不开对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和美国的霸权主义立场是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恐怖主义传播治理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义利观、王霸观、和同观三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迥异于西方的治理价值和治理理念,从治理话语、治理机制、治理战略等方面入手建构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将有助于改善对国际恐怖主义传播的治理。     

中国对外报道观念的变革与建构——基于国际传播能力的考察

作为对外宣传的有机组成,对外报道是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体现.从现代传播体系构建国际传播能力的高度和要求出发,中国对外报道需要进行观念的变革与建构,即从传者中心论的对外宣传走向内外有别的对外传播,最终达致基于国际传播新秩序与体现传播技术进步方向的全球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