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和法律父爱主义之辨

温和父爱主义长期以来被视为父爱主义的一个重要类别而隶属于父爱主义,但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紧张的对立关系。温和父爱主义的核心是：只有主体真实的决定才值得尊重。因此,帮助主体实现其出于实质自愿而做的选择、并不顾及主体的利益增进与否,这才是温和父爱主义的本相。但这又恰恰与“为了主体利益而强行限制主体自由”的父爱主义相矛盾。因此,温和父爱主义并非父爱主义,而是一项独立的限制自由的原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温和父爱主义的分类进行探究,以期拓宽其在我国部门法领域的实践应用。     

机关不法行为犯罪化之否定——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机关不法行为是客观存在的,虽然部分不法行为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但将其犯罪化与刑法谦抑性不符。司法实践中认定这机关犯罪的案件极少发生,即使宣布机关有罪,司法效果也是弊大于利。因此,笔者建议将刑法第30条“机关”一词除去。     

替考行为有限非罪化之提倡

《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考试作弊行为的犯罪化,总体而言是合理的。但对于替考行为,尤其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行为,其犯罪化的合理性则有待商榷,有过度犯罪化之虞。应当将替考行为有限非罪化,使刑法的规制聚焦于职业替考者,并把替考要约行为和一次性、偶发性轻微替考行为予以非罪化,代以行政处罚,从而实现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的有机衔接,切实贯彻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

源自西方的法律父爱主义理论主张政府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自身的利益可以不顾其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结合中国问题意识,本文将它概括为“政府对公民强制的爱”。该理论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法律规范与社会现实颇有契合之处,且与中国当前注重以人为本的新“民本”理念相适应,因此有广泛的适用空间。但是为了防止该理论的滥用,防止将人由目的变成客体,需要将其限定在不得侵犯作为基本权利核心的人性尊严的范围内。     

新刑法与并合主义

本文首先分析了刑罚理论上的绝对主义 (报应刑论 )、相对主义 (目的刑论 )与并合主义的内涵 ,指出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分歧不在于刑罚目的 ,而在于刑罚正当化的根据 ,提出并合主义是理想的刑罚观念 ;其次论证新刑法采取了并合主义 ,认为这样有利于同时保护个人与社会利益 ,有利于适当处理刑罚积极主义与消极主义的关系 ,有利于协调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原则 ,有利于使刑罚整体程度适中 ;接着根据并合主义的理念提出刑罚与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相适应的具体要求 ,主张量刑时不宜过于重视一般预防的需要 ;最后联系中国国情与公民的一般价值观念 ,根据刑罚的本质 ,指出我国目前的刑罚虽然不宜过于严厉 ,但也不能盲目地推崇轻刑化     

实然与应然之间——对计算机犯罪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之梳理

面对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犯罪案件,我们必须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寻找理论创新和立法突破。从应然角度看,计算机犯罪概念应是一个犯罪学意义上的概念;新增法条来惩治计算机犯罪之前,必须要对所谓的计算机犯罪中涌现出的新情况中的"新"予以正确地界定,同时还应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故意犯罪阶段形态之比较研究

对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推动两地之间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关于故意犯罪阶段形态的理论及其相关规定方面, 两地刑法主要在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之概念及其处罚以及犯罪中止的表现形式等三方面存在差异。在上述几个方面,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是各有千秋, 各有优劣, 实有相互取长补短之必要。     

突然与应然之间——对计算机犯罪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之梳理

面对迅猛发展的计算机犯罪案件，我们必须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寻找理论创新和立法突破。从应然角度表，计算机犯罪概念应是一个犯罪学意义上的概念；新增法条来惩治计算机犯罪之前，必须要对所谓的计算机犯罪中涌现出的新情况中的“新”予以正确地界定，同时还应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     

论刑法立场在“风险社会”的坚守与超越

刑法理论的立场应当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嬗变,但是我国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刑法的谦抑性、与大陆法系入罪模式的差异以及草率入罪可能引发的制度危机,决定了我们需要坚守以人权保障为本位的刑法立场,风险刑法只有在极其严格的条件下才能被创设。     

自由至上主义与自由平等主义之比较

加拿大著名哲学教授威尔.金里卡(Will.Kymlicka)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对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倾向——自由至上主义与自由平等主义,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和深刻的分析。本文尝试把这二者的核心价值观念置于一文之中进行对比与分析,试图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二者各自的利弊与长短,从而得出自己的评价和结论。     

秩序与自由:儒道互补的一个向度

本文从一个直观的想法出发,即古今中外任何文明都禁止胡作非为,任何文化都管不住胡思乱想,"胡说八道"即言论自由有其区域和时代的相对性;试图开发出中国传统中儒家宗法主义秩序和道家自然主义自由的功能性资源,以便推动秩序与自由向它的现代形态,即法治和民主的中国特色转化.     

公司资本犯罪刑法规制的有限性及其抗制——兼论刑法与公司法关系之协调

我国刑事立法规定的公司资本犯罪及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的规制作用极其有限。原因之一就是刑法因缺乏与公司法的衔接与配合而产生的立法疏漏,并进而导致司法适用上的困难和不当。而我国公司立法的不完善,构成了我国公司资本犯罪刑事立法方面的重大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影响到了刑法对公司资本犯罪行为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严谨性和科学性。因此,应协调刑法与民法、公司法的关系,加强刑法与公司法交流与配合,以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     

在个人自由与公共义务之间——评斯金纳的工具共和主义

斯金纳早期著作中批判了持消极自由观的当代理论家,并试图发掘出替代性的共和主义传统.但他的共和主义自由理论存在着缺陷,而且他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理论与其他消极自由理论之间的区别.     

自由至上主义:“左”与“右”

人们通常将自由至上主义与右翼的政党或思潮联系在一起,然而,这是一种不恰当的分类。首先,自由至上主义对现存的制度往往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因此不能等同于"保守派"意义上的"右翼"。其次,在很多政治社会议题上,自由至上主义实际上与通常被归为"左翼"的政党和运动有着更为类似的立场。最后,即使是在经济分配政策问题上,也存在着"左翼"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即支持国家干预和再分配行为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因此,把自由至上主义定性为右翼思想,是一种过分简单化所导致的误解。     

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法律归属与要件扩容

由于我国食品安全丑闻迭出,重典治乱已成食品安全治理之共识。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两会"期间的讲话表明了国家重典治乱的态度与决心。《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虽然对我国食品安全丑闻做出了法律回应,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却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本文从食品安全犯罪之法律归属及客观要件的分析入手,提出应将食品安全犯罪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范畴,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要件予以扩充:应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的"掺入"行为扩大为"使用"行为;法律界定应将食品添加剂纳入"食品"的概念范畴;强化专供特定人群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刑法解释的对象——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把刑法解释的对象限定为刑法文本,是近代理性主义观念遗留给法学研究的学术遗产。但现代解释学表明,只要我们承认解释者合法偏见的有效性,解释的真实过程就不应仅仅是文本自身的独白,法律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目光往返来回于事实与规范之间,并在自己的"偏见"引导之下才能最终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刑事司法的核心任务,无非是如何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起没有裂缝的对接,司法的过程于是就成为一个案件事实、刑法规范和解释者之间的合意过程。     

越南犯罪与刑事责任的规定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越南刑法介评之五

现行越南刑法典关于犯罪的分类、犯罪预备、"醉态"下实施犯罪的刑事责任以及不告发犯罪的刑事责任等几个方面的规定,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可在我国刑法典中作相应内容的增补和完善:对犯罪按轻重进行一定等级的划分;限制处罚预备犯的范围;建立在"醉态"下犯罪的刑事归责体系;确立"一身的处罚阻却事由"的刑事归责要素.     

目的解释之再提倡——基于刑事诉讼法目的与刑法目的的比较分析

鉴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上的悬殊以及进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事实上可能无罪,因此,刑事诉讼法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权,而非打击犯罪。但在刑法解释中,疑罪从无与有利于被告应只适用于对证据与事实存有疑问时,而不应成为刑法解释的方向。刑法条文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亦是刑法解释的对象。"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背后的法益保护目的为解释目标。当对刑法解释存有疑问时,应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根据刑法条文背后的目的,尽可能实现规范内的处罚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