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下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法治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地方性。对源自西方的法治概念作中国情势解读，它在组成形态上包含私法之治、私法的公法之治、公法之治三部分。法治视野下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实质上就是要在行政领域实现行政法治；作为互动的另一面，行政体制改革应当从观念变革和法律制度完善两个方面对法治作出回应。     

大学生政治经济社会观念问卷调查初步报告

发放调查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29份，调查内容涉及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力、自由民主制度、针对中国特定政治制度的问题、自由市场与社会福利、经济对外开放、中国特殊的经济改革问题、法治与程序正义、国家主权、集体道德与个人选择、传统文化、文化和学术自由、其他等方面问题。     

法治的德性探析

法治的德性即构成法治社会模式的道德要素。法治主义理论传统通过将多元道德统一化、道德法律化、服从法律神圣化,建构了以正义的道德、规则的道德、服从的道德为主体的法治德性体系,将道德要素有效注入法治社会模式,实现了道德和法律在法治框架内的融合,奠定了法治的正当性、操作性及有效性之源。法治的德性理论表明法治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体,是德法共治的最优形式。法治道德建设品质将决定法治国家建设的质量与位阶。中国的法治道德建设依托灿烂的传统道德资源及伴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定会升级法律与道德融合品质,为人类贡献更高质量的法治。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德性之治:依法行政语境下的理性思考

在依法行政语境下,德性之治似乎已日渐势微。然而,从德性之治的历史渊源及现代含义、理论支撑及现实需求中,可以看到了德性之治在当下依法行政责任体系建设中的不可或缺。在当代,行政执法机关实施德性之治的基本路径在于:行政理念的更新,道德素养的提升,与时俱进的教化和伦理制度的完善,实施德性之治,必须正确处理好德治与法治、德治与人治、治人与治己之间的关系。     

法治中国建设与民族区域自治--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公布施行30周年

法治中国是制度之治,也是治国道路和治国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法》公布施行的30年,正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辉煌时期,也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巩固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的阶段。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全面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     

“法治”需要相应的道德支持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确立都离不开与之相协调的道德精神 ,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德”“法”相济的一种典型模式 ,即礼治 ,其系统的法律制度不仅脱胎于道德规范且以之为依托。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转型时期 ,法治与德治的具体思想内容都不是传统的简单沿续 ,而是开创性的工作 ,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基础 ,必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使之彼此协调、相互支持     

领导·合作·协商：新型政党制度三个核心价值与治理优势

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优势之一。新型政党制度与生俱来的价值是:领导、合作与协商,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新型政党制度确保了我国政治稳定、社会有序、国家富强,用"中国之治"和"中国奇迹"昭告中国制度的合理性和中国治理的高效性。中国多党合作所展现出来的治理优势,也越来越得到学界的承认。     

“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不能混淆

“法制”与“法治”两个概念有本质区别,但常常被混淆。 “法制”或法律制度,是为区别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其他类别制度而存在和使用的,“法治”则一直是在与“人治”相对应、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包含价值判断;“法制”属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上层建筑的范畴,     

法治建设论纲(上)

中国长期的传统人治，经过清末和20世纪70年代末两次历史红灯禁行后，时代终于选择了法治．尔后人过80年代初始的法治实践，为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立义法治奠定了基础、然而，社会主义法治究竟如何建设，需要进一步从理论、内容和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首先是法治精神的建设，主要包括法治秩序和自由，法律正义和效益，法律信仰和法律自治；其次是要建构新的法治模式，主要包括新的法治理论模式、权力分配与制衡模式、法治运行模式和法律监督模式；再是要重视法治与道德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并充分认识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力与转化趋势．     

先秦儒家性善论思想的法治意蕴探究

先秦时期,儒墨道法各家学派竞相争鸣,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形成基因和未来走向,以法治理念审视中国文化元素,不难发现法治中国的理性建构思路深受隐含于内的性善论思想的观照,推动法治由一般意义的规则之治走向具有品质和德性的规则之治。先秦儒家的性善论思想是人性善思想的理论源头,形塑了中华民族的知识结构、制度规范和生活逻辑,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最深厚的沃土,更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根基。人性善的理论预设奠定了"以人为首"的法哲学观,讲求"惟齐非齐""圆融人情"的合理正义,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必不可少的条件。从先秦性善论角度剖析全面依法治国思想既有助于推动中国法治实践的理论创新,又继承与弘扬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髓,彰显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传统“德法合治”思想的现代观照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视角

中华优秀传统法文化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文化底蕴。柔性德教与刚性制度的有机结合是传统中国治理的优长，道德为制度构建提供滋养，制度为德性弘扬提供保障。中华法系以德法合治为显著标志，在世界不同法系中卓然自立。德教传统也表达了对自由与法律的独特理解，在西方式制度自由之外，东方阐发了文教自由、德性自由的可能性。在当代立法实践中，优秀传统法文化仍然呈现其制度活力，如民法典“家风条款”入典，监察法借鉴了古代监察法制，德法合治传统成为法治实践的有效资源。但对传统法文化需要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传统德治理论也存在一定弊端，如德教伦理的实质内涵是等级名分，强推礼法结合可能损害法律的独立性与个体的内在自由，高扬的德教理念欠缺制度落实等，对此必须理性审视，择善而从。     

略论西方经济学伦理道德观的演变与承继

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西方经济学家在论述市场经济效率的同时,无不强调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无不强调法律和道德对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呼唤法治,道德和秩序。     

略论西方经济学伦理道德观的演变与承继

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西方经济学家在论述市场经济效率的同时,无不强调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无不强调法律和道德对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巨大作用.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呼唤法治、道德和秩序.     

“德治”本意之探源 ——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

在当前中国法学的语境中,一说起"德治",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有"德"--"道德"--"道德治理"的联想,中国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道德治理的典型.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说出"德治"的核心理念,只是一些学者想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德"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并不具体指称道德,它主要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概念.相应的,"德治"也并非道德之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个核心内涵的有机结合.此外,由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等内在面相,它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治理方式,法学界所谓的"道德之治"实际上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伦理之治的意思.     

法与道德——乡土中国社会控制的理论把握

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古代监察制度的演化及其对当代监察工作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官吏监察制度的演化(一)监察制度的起源监察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非是在国家产生的同时出现的,而是国家产生后,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监察”一词最早出现在西周。《诗·大雅》中有“监视四方,求民之莫”。汉代郑玄对《国礼·地官·乡师》的“遂治之”批注曰:“治,谓监督其事。     

良法生成的路径分析

从价值论意义而言,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应该是良法之治。为了确保所创制的法律为良法,必须科学设定良法的应然性目标体系,有效推进价值和规范层面的道德向法律的转化,这是良法生成的路径所在。     

对法家“法治主义”的再认识——兼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惟儒法两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最大。而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法家的法治主张作为经世致用的政治理论和法律思想,其作用则更为突出。可以说法家的法治主张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理论基础和奠基石。1.法治理论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秦代前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是以家族制代替氏族制而建立的,县有浓厚的天下一家的情调。这可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周树立封建制度,创建统一王国。以婚姻关系维系异姓国之情感,以宗法关系维系同姓国间亲密”。(陈顾选《中国法制史》)用“礼”“仁”来调节政治关     

法律内在道德的逻辑与启迪——基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的中国法治思考

法律的内在道德构成了冨勒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精髓。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从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在道德存在自身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一项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促成规则之治、引领公民启蒙和推进对话协商三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