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德富苏峰的近代中国观

文章在论述了日本近代思想家德富苏峰的近代中国观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动机对日本当时、后世的影响的基础上,对其反动和谬误的一面,进行了批判,同时指出其合理的一面,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亚里士多德哲学史观初探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所占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的哲学史观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这种不全面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其思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本义拟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史观的有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哲学及其产生现有的资料表明,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最先通过区分哲学与其他学问而确定了哲学的对象,说明了哲学如何产生的人。对于哲学和具体科学(或别的学问)的划分,亚里士多德是通过几个步骤实现的。首先,他区分了知识和经验。哲学和具体学问都以追求知识为目标,都以自然的必然性为认识对象,它们都属知识体系,这是其共性。但在他看来,经验只能认识个别,     

亚里士多德的实用修辞观

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对学习、借鉴西方修辞理论 ,寻求和开拓修辞学新领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介绍和评析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     

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观

亚里士多德把正义和善视为城邦优良生活的必要。正义并不是绝对的平等,在于合乎比例的分配,配给得当,各得其所。这种分配的正义观可使城邦各阶级相安无事。当不公正的事情发生时,就需要一种矫正机制,失有所得,损有所补,恶有所罚,这就是矫正的正义。这种矫正要发挥效力,必须借助于法律。"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是中道的制衡",要实现法治需要良法和人们的遵守。     

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是从悲剧人物自身寻找悲剧产生的原因,这开创了西方悲剧观的一个源头,也和中国悲剧观区分开来。我们清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不但可以梳理出西方悲剧理论发展的线索和源头,而且可以比较中西悲剧的差异。     

论亚里士多德的勇敢观

勇敢以高尚为目的.勇者心中无尚的崇高感即是主体自我确证的强烈心理体验,危险和恐惧在勇者无畏、沉着、理智的心灵面前成为了被超越的对象,相对于危险,勇者永远占据着主动的地位,勇者以死抵抗着致命的威胁,死亡恰恰彰显了他作为主体性存在的不朽,这就是勇敢最根本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简议

最早对实践活动作过较为全面系统考察的学者,要算“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马克思语)。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论及的实践活动,主要是指制作房屋、椅子、罐子、铜球、雕象等有形的可触及的物体的活动,本义上归之为工匠与艺术的生产活动;他在《政治学》和《伦理学》二书中还把政治活动和道德行为归属为实践活动。尽管亚氏对实践活动的把握还显得比较狭窄,但是他对实践活动所作的若干阐发,在其之时可谓成就非凡,在其之后可谓影响深远。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及其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观渗透着他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历史经验和深刻反思。亚里士多德向我们表明,政治是一种共同体生活的实践智慧,政治是自由公民彼此之间通过理性的言说在城邦之内追求充满德性的幸福生活。这种政治观能丰富我们的政治想象力、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性和政治参与度,并能加深我们对于现代共同体生活的理解。     

辩证矛盾观与亚里士多德矛盾观的关系

矛盾一词不仅包含形式逻辑中的逻辑矛盾的含义,而且也包含辩证哲学的对立统一的含义,即辩证矛盾。辩证矛盾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矛盾在矛盾双方的关系、矛盾的界限问题、矛盾与运动的关系和表述角度方面都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也有实质性的联系:拒斥和清除逻辑矛盾是进行辩证思维的必要前提,准确把握逻辑矛盾律是正确把握辩证矛盾的先决条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辩证思维方式对立,但形式逻辑思维法非但不与之对立,反倒是真正进行辩证思维不可违逆和必须遵循的。     

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

柏拉图晚年提出法治国家理论,作为对早期理想国家观念的修正,但柏氏的法治观受其哲学思想的影响,没有脱离人治的窠臼。亚里士多德从不同的人性观和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柏拉图的法治思想,提出了良法之治的观点,为现代法治奠定了基础。主要从二者法治观念所预设的认识论和人性论前提之不同,梳理法治理论在二者之间从理念论到经验主义的逻辑过程。     

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观中的政体

亚里士多德在其分配正义中体现了主张差别对待的几何比例平等原则和“过毋不及”的中庸之道原则。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观中的优良政体是由具有鲜明“中间性格”和崇尚中庸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城邦的全体公民都参与议事,议事机构应是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亚里土多德分配正义观中的政体的局限性在于不但具有当时的浓厚阶级（奴隶主阶级）性,更体现为一种空想主义。由于公共利益或优良生活的模糊性,其造就的只能是一个暴力强制的现实——变态政体。     

亚里士多德闲暇观解析及启示

对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进行分析,指出其闲暇观与其幸福观紧密相连,从闲暇与幸福、闲暇与节制、闲暇与财富、闲暇与教育、闲暇与消遣等多重关系中凸显出来,表现为一种自足的、节制的、符合适度原则的沉思活动,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对现代社会人们追求闲暇幸福的生活有诸多启示。     

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及其现代意义

"自足"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判定幸福与否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来意义上的"自足"强调以自身为目的的完满状态,但"属人的自足"离不开外在善的支持。与柏拉图、犬儒学派、庄子以及康德自足观相比,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他主张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积极奋斗,实现人生的自足、幸福。在物质方面过度消费、精神家园失却的现代社会,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启示着现代人探求幸福的路向:在拥有中等财富的基础上,追求严肃而有闲暇的沉思生活,抑或第二好的合乎德性的生活。     

认知隐喻视野中的亚里士多德隐喻观

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有两个无法逾越的二分和对立,即必然性知识和基于或然性的其他话语体系的区分,以及语言的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的区分。亚里士多德把隐喻置入或然性的话语体系中,切断了隐喻和知识的联系,并且将隐喻与语言的常规用法对立起来。当代的认知隐喻观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二分,肯定了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存在以及其与知识表述的密切关系。     

亚里士多德之“优良政体”观

亚里士多德所指的政体与宪法是同义的，认为优良的政体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符合并促进全邦人民的共同幸福；以法治为基础，用法律规范、制约政治权力，确立法的至高权威；是一种“混合”政体，集中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优点，并使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权中保持恰当的均衡。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实践观之比较

随着人类文明的推进,实践哲学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我国学术界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但作为实践哲学核心的实践概念,由于自身的理论困境致使其内涵在发展过程中被庸俗化和宽泛化。笔者认为,对实践哲学的探讨有必要追本溯源,重返实践概念的本源及其发展历程,对其进行一番拷问,以图还原实践哲学的本质内涵,突显现代语境下实践哲学的时代价值和历史使命——昭示现代语境下哲学的出路在于对人的现实存在和福祉的真切观照。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实践观作为人类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绽放的奇葩,共同塑造出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理所当然成为了我们通达实践哲学真理殿堂的坚实台阶。     

亚里士多德之"优良政体"观

亚里士多德所指的政体与宪法是同义的,认为优良的政体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符合并促进全邦人民的共同幸福;以法治为基础,用法律规范、制约政治权力,确立法的至高权威;是一种“混合”政体,集中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优点,并使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权中保持恰当的均衡。     

论亚里士多德灵魂观的功能主义之维

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对灵魂问题有所关注,古希腊哲学家在阐述自己哲学见解的同时也无法回避灵魂问题。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关于灵魂问题的学说后,提出了特色鲜明、更有说服力的灵魂学说。他将灵魂看作是具有诸官能的自然物体的原始实现,为灵魂提供了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从而避免了前人在灵魂问题上陷入的困境,有效地解决了灵魂的相关问题。     

由存在的多义性谈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

存在问题一直是哲学研究中的最高问题。由于存在一词本身包含了多种含义,并且在使用中有多种用法造成了对存在问题的研究困难重重。亚里士多德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自己独特的创见,并对后人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本文在对存在的多义性问题的关注的基础上,试图通过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存在多义性问题的提出,来探讨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观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以此显明进一步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思想的重要性。